都梁家国五部曲-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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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们玩扑克，他这辈子也许还能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至少不会被撵出部队。
那天宁伟背着挎包在大街上边走边看，他发现了一个卖红枣的摊位，便想给母亲买些红枣。他正在和摊贩讨价还价时，就听见一阵女人凄厉的哭喊声，宁伟警觉地站起来。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满脸是血，跌跌撞撞地跑着，一个身材魁梧、面相凶恶的男人拿着棍子追上来，满脸是血的女人被那男人一棍打倒，那男人继续凶狠地用棍子毒打女人，女人被打得在地上乱滚，连连发出惨叫……
宁伟冲上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棍子低吼道：“住手！为什么打人？”
那男人拽了几下棍子，棍子牢牢地被宁伟攥着，纹丝不动。男人气急败地挥起一拳，打中宁伟的鼻子。宁伟的鼻子流血了，他立刻大怒，飞起一脚踢在那男人的软肋上，男人惨叫一声，飞出3米多远，狠狠地摔在地上。
宁伟扶起挨打的女人，那女人却突然一头撞向宁伟，嘴里大骂着：“当兵的，你凭什么打我男人？我挨打我乐意，你管什么闲事？我和你拼了……”
宁伟没提防，被女人一头撞在腹部跌倒……
宁伟这次的祸惹大了，那个打老婆的丈夫被他一脚踢断了3根肋骨，内脏也受了伤。这件事是牵扯到军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和军政治部都很头疼，因为那个挨惯了丈夫毒打的女人不依不饶，非要部队领导给个说法不可。钟跃民和营里的孙教导员这几天就像孙子，每天提着水果去医院看望伤员，任凭那女人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和孙教导员赔着笑脸，已经把好话说尽，却仍然得不到谅解。钟跃民没受过这种鸟气，他私下对孙教导员说：“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挨揍了，这娘们儿是欠揍，连我都想揍她。”
孙教导员说：“行啦，钟连长，本来这事就够棘手的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从明天起，你就别跟我去医院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赔着笑脸和那女人说好话时，拳头都攥紧了，我真担心你控制不住。哼，宁伟可真是你带出来的好兵。”
在经过一轮艰苦的谈判后，事情终于解决了，由地方政府斡旋，部队赔偿了一大笔钱，那女人还提出两个额外的条件：一是要把住房翻新一下，二是要部队给宁伟判刑。第一个条件倒好解决，让钟跃民带着一连的战士去盖房就是了。第二个条件就难办了，按理说，宁伟的行为是见义勇为，从法律角度看，即使是打老婆也是违法行为，宁伟作为一个军人，在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理应站出来制止，部队也应该提倡和鼓励这种行为，关键在于宁伟那一脚太厉害，竟把人踢成了重伤，这样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要是仅凭这一点把宁伟判了刑，部队干部战士的工作就很难做了，今后谁还敢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军人们在制止不法侵害的时候，还要求对方出示结婚证吧。
最后政治部的李主任亲自出马调解，双方都作了让步才把此事摆平。部队的承诺是将宁伟作复员处理。受害人一方表示可以勉强接受，不再追究了。
宁伟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
处理决定下来的那天，钟跃民拒绝由他来宣布，否则他也要求转业。一连的指导员吴满囤阵亡后，新的指导员还没有派来，指导员的工作一直由钟跃民兼任。孙教导员百般无奈，只好自己来一连向宁伟宣布处理决定。
对宁伟的处理决定还没宣布完，一连的战士们就炸了窝。他们轰的一下全站了起来，把孙教导员吓了一跳。这些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脾气暴躁得很，威信稍差些的干部根本约束不了他们，孙教导员求救似的看着钟跃民，钟跃民只好吼了一嗓子，这才压住阵脚。
在一连连部，宁伟双手抱头，沮丧地坐在桌子前，一声不吭。
钟跃民和连里的几个排长站在一旁。
孙教导员怒气冲冲地说：“宁伟，我知道你委屈，可你也不想想，就算你是见义勇为，你也得问清楚再管呀。这下可好，一脚把人家3根肋骨都踢断了，人家不依不饶的，政治部李主任亲自去做工作，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还是不干。你这个宁伟，怎么一点儿脑子都没有？一出手就这么狠，你那一脚能踢断一棵小树，能随随便便踢人吗？你这祸可闯大啦。”
钟跃民话里有话地说：“那娘们儿就是挨揍挨惯了，不挨揍都不舒服，你非要去管闲事，这下管出麻烦了吧？”
二排长说：“教导员，这事儿我也想不通，要是让我碰上了我也得管，那家伙拿棍子把人打得满地乱滚，简直就是行凶杀人，稍微有点儿正义感的人都会管的，谁知道人家是两口子呀？”
孙教导员说：“行啦，二排长，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上级要是听咱的，不就没事了吗？问题是这件事咱们谁说了也不算，是政治部决定的。”
宁伟突然伤心地哭了：“连长、教导员，我求求你们，替我向上级说说，别让我复员，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哪怕不提干，继续当兵我也愿意。”
钟跃民不忍地说：“教导员，咱们一起去政治部找李主任求求情行不？宁伟是我们连最好的代理排长，各项军事技术都过硬，这次作战又立了二等功，提干的命令也快下来了，不能就这么把前程给毁了呀。”
孙教导员神色黯然：“宁伟，我何尝不想留你，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甚至拿党籍、军籍担保，求政治部放你一马，我保证宁伟会吸取教训。可这没用，政治部的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李主任还把我批了一顿。”
钟跃民情绪激动地嚷道：“那就这么完啦？好好的一个兵，犯了这点儿事，就把人家轰出部队了？”
二排长小声骂道：“这个李主任真他妈的……”
孙教导员喝道：“住嘴！二排长，我看你嘴上也缺个把门儿的。”
钟跃民难过地说：“宁伟，这件事怨我，我要是不批你假，就不会有这事了，我对不住你呀……”
宁伟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神色平静地说：“连长，是我命不好，赶上这件倒霉事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复员就复员吧，我认命了，谢谢各位。”
大家都不说话了，所有的人都表情复杂地望着宁伟。
这年年底，宁伟等一大批老兵都复员了，随之又是一批新兵拥进军营。此时钟跃民也向上级递交了转业报告，谁知被上级驳回，还捎带着一顿批评，这使他很恼火。
有一次，他去司令部大楼找张海洋，结果在楼道里碰见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和钟跃民很熟，他见到钟跃民很高兴，还热情地邀请钟跃民去他办公室坐坐。钟跃民一见李主任情绪不错，便以为有机可乘，于是旧调重弹：“李主任，我还想和您谈谈关于转业的问题。”
李主任一听就收敛了笑容：“谁想转业？”
“我想转业。”
李主任火了：“胡闹，这会儿和我谈转业的事，亏你想得出来。当兵不是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转业不转业不是你说了算，是组织说了算，想在部队长期干的，组织未必让你干，不想干的，组织未必同意你走。钟跃民，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向你明确表态，想走？没门儿，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部队干吧。”
李主任转身走了，钟跃民站在那里发愣。
张海洋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得，捅了马蜂窝吧，这身军装就这么好脱？李主任的意思你明白吗？想走的，部队偏不让你走，等你不想走了，部队就该轰你走啦。”
钟跃民在李主任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没好气：“你幸灾乐祸什么，你不是也要调到北京总部机关去吗？”
张海洋说：“没戏了，自从去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调北京总部的事就黄了，人一走茶就凉，以前答应帮忙的人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调了，凑合着混吧。”
钟跃民一听便兴奋起来：“不调了？那好，明年跟我一起打报告，咱俩一起转业，这回你得听我的，当初要不是你和满囤藏起了老子的裤衩，我何至于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一提起吴满囤，两个人都沉默了。满囤阵亡后，钟跃民和张海洋费了不少周折，他们把满囤的大弟弟满仓弄到部队当兵，不过满仓可没有哥哥幸运，他只能当几年兵就复员，永远没有提干的可能。本来钟跃民打算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连队，也好照顾一下，但满仓只上过一年学，基本上是个文盲，要不是沾了烈士亲属可以破格入伍政策的光，他连兵都当不成。侦察分队对士兵的要求比较高，满仓实在不适合留在一连，于是被分到工兵营。钟跃民和张海洋还定期地给满囤的父母寄些钱和军装，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情绪归情绪，但工作是不能不干的，而且还要干好，钟跃民不会因为闹情绪就把连队的工作扔在一边不管。结果是他干得还不错，侦察营的3个连队里，一连的各项工作总是第一。上级认为，钟跃民带兵还是有一套的，虽然这个连长毛病很多。
在上级主官的眼里，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另类人物，他很少对士兵进行传统教育，有时还嘲笑指导员的工作方法。如果战士们对上级领导有什么不满的话，钟跃民不但不制止，还会和战士们一起大发牢骚。1979年的战争结束后，钟跃民被前指首长指定授予二等功。谁知过了些日子，政治部听到有人反映，钟跃民竟把军功章给一个来队家属的孩子玩，那孩子玩着玩着居然把军功章给玩丢了。指导员当时就急了，要发动全连战士去找，钟跃民却轻飘飘地说：“丢就丢了，谁戴不是戴？‘*’那会儿的纪念章都是抢来抢去的，我就没少抢人家的纪念章。”
指导员说：“这是纪念章吗？这是荣誉，而且是最高的荣誉。”
钟跃民说：“扯淡，就是纪念章，你要喜欢，找着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
政治部李主任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气得浑身哆嗦，把钟跃民叫到政治部大骂了一顿。钟跃民一脸无辜：“李主任，这好比我丢了钱包，结果警察没抓着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担责任，这不是不讲理吗，我招谁惹谁了？”
钟跃民也觉得奇怪，命运总和人开玩笑，那个倒霉的宁伟如此热爱军人这个职业，可到头来军队却不能留他，而自己数次要求转业，偏偏军队却不放，不但不放，职务还不断地变动，先是当了副营长，后来又扶了正，成了侦察营的营长。在这期间，钟跃民还数次带领侦察分队去边境地区参加轮战。
钟跃民的职务最后一次调整是因为军侦察营的建制撤销，他指挥的原军侦察营改为军区直属特种侦察大队，钟跃民被任命为大队长。虽然他的职务还是正营职，但他所指挥的部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是以前的普通侦察分队了，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了。
特种侦察大队成立后，特种兵的装备及训练科目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的侦察营连钟跃民都算上，谁也没受过伞降和机降训练，而现在这些训练项目是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掌握的。不只这些，部队还装备了火箭式单兵飞行器和动力翼伞，这些新式装备是老侦察兵们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身为大队长的钟跃民不光要训练部队，连他自己也需要重新接受训练，转业的事只好先放下了。
1977年年底，郑桐以绝对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蒋碧云的成绩也不错，她如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到了1981年，郑桐和蒋碧云经过4年的大学生活顺利地毕了业，郑桐被分配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蒋碧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
郑桐到单位报到后，人事部门按惯例告诉他，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报到后有一个星期的假期，可以处理一下个人的私事。郑桐打算利用这段假期和蒋碧云好好亲热一下，这几年两人离多聚少，又不在一个学校，很难有时间在一起。郑桐觉得实在难熬，他曾和钟跃民通过长途电话，郑桐在电话里发牢骚，说自己简直成了和尚，过着晨钟暮鼓、清心寡欲的生活。电话那边的钟跃民一听就火了：“你还是和尚，那我他妈成什么啦？我他妈的快变成中性人了，军营里连母猪都看不见，就别提女人了。孙子，你知足吧。”
郑桐告诉妹妹：“咱们都对对表，现在是上午9点，从现在起，直到22点之前，家里就是出了人命也不许回来，听见没有？”
妹妹郑岚挖苦道：“哥，我看你眼里都发绿光了，就像一只饿了很久的老狼一样。”
郑桐坦然道：“没错，你哥我饿了十几年了，眼睛当然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