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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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首推造纸法，自汉代发明之后，很快就向邻近国家推广，如大约四世纪传至朝鲜，七世纪初传于日本。唐天宝十载（751年）怛逻斯一役后，由于一些中国造纸工匠被阿拉伯人所俘，中亚、西亚的撒马尔罕（751年后）、巴格达（约793年）、大马士革（约795年）等处，先后开设起造纸工场。及至宋代，中国的造纸法又经由阿拉伯人向非洲、欧洲传播。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设立造纸场大约在公元900年。1100年，北非摩洛哥的非斯（Fes）也已有造纸场。1150年，西班牙出现了欧洲的第一家造纸工场。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3节 外戚宦官专政
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东汉迅速由盛入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章帝死后，和帝继位（88－105），从和帝至灵帝（167－189），即在东汉后期的大约一百年间，外戚、宦官交替专政，相互倾轧，使朝政陷入极端黑暗、混乱之中。
自和帝起，东汉有十个皇帝均系冲龄即位、短命而死。每次幼主登基，多由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必然要重用自己的家族，造成外戚专权。通常是由太后的父兄担任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同时掌握了军权和尚书台的监察、行政权。外戚专政，削弱了皇权。君主一旦成人，要掌握实权，就必然寻求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因在外戚当政下，朝臣多被其控制，皇帝只能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来剪除外戚。于是，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便发展为一种政治势力，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不久，皇帝死了，新的幼主即位，又是太后临朝、外戚专政、排斥宦官，然后是宦官剪除外戚、取代外戚专政，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东汉后期就是在这种戚宦相互倾轧、交替专权的局势下度过的。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东汉的外戚和宦官，可用「虎」、「狼」二字。外戚是虎，宦官是狼。东汉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甚至是「虎狼同往并进」，一起把东汉政权撕成碎片。外戚宦官专政，是东汉后期特殊政治事件，对当时的朝野震动颇大。大凡每个封建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崩坏，皇帝昏庸无能，这就为外戚、宦官操纵朝政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东汉末年的外戚宦官专政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典型说明。
外戚与宦官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建立政权后，为防大权旁落，对外戚的防范极严。所以，刘汉政权机制运转还属正常。章帝死后，其子继位为和帝时，年仅11岁，难以视政，只好由其母亲窦太后临朝听政。母后听政，必然要倚重其娘家亲属以为辅助，其兄弟窦宪等掌握实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但是渐渐年长的和帝开始对其舅父窦宪等不满起来，于是，宦官郑众等趁机为和帝谋划，将窦宪党羽一举收捕，夺回政权，郑众等宦官因此得以封侯升官，宦官开始得势，这也是宦官与外戚的第一次交锋。此后，东汉政权就在外戚与宦官的争夺打斗中摇来晃去，皇帝就似任人摆弄的布娃娃，完全成了傀儡。
和帝死，出生仅百多天的殇帝立，不到数月死。于是，邓太后与其兄弟邓骘迎立年仅13岁的和帝之侄为安帝，邓太后掌握大权，引用外戚，但她汲取窦太后的覆灭的教训，尽量恭谨守法，礼待宦官郑众、蔡伦等人，尚保平安无事，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一门立遭贬黜，邓骘等兄弟子侄7人被迫自杀。邓氏被灭，宦官并未得势，安帝又引其母家耿氏，妻家阎氏等外戚掌权，但更加骄横无度，政治也愈加腐败。安帝死，阎氏掌大权，迎立年幼的北乡侯为少帝，不久少帝病死。对外戚独揽朝政，宦官早心怀不满，意图夺权，这时见时机一到，宦官孙程等19人共谋，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宦官声望陡然升高，他们既被封侯，又被破例恩准可以收养子以传袭爵位。
顺帝时，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顺帝又任命梁商子梁冀为大将军执政，东汉的外戚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败时期。梁冀不学无术，无才无德，向来横行不法。顺帝死，年仅2岁的冲帝立，梁太后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大权。
一年后冲帝死，立仅8岁的质帝。质帝幼而聪明，即指斥梁冀为“跋扈将军”。梁冀听了既恨又怕，觉得这小皇帝不好胡弄，于是支使人暗中毒死质帝。又立15岁的蠡武侯为桓帝。桓帝即位后，娶梁冀之妹为皇后，梁氏更加飞扬跋扈，权震朝野。
梁冀身为大将军执政，又有皇太后、皇后两个妹妹镇守宫中，许多宦官也是他安插的亲信，皇帝已处于他监控之下，甚至生命安全也为其掌握。桓帝为了讨好外戚，既增加梁冀封邑，又增加梁冀所领大将军府的官属，倍于三公；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儿子皆为万户侯。梁冀的封户前后共3万户。梁冀掌政，其妻孙寿也大获封赏，被封为襄城君子，兼食阳翟租税。又加赐赤绂，和长公主相同待遇。梁冀嚣张的气焰使人望而生畏，不但不敢得罪，而且还必须顺从拍随，凡朝廷百官升迁，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政府部门报到任职，太尉李固、杜乔等耿直之士不肯依附他，都被他诬陷处死。文武百官，顺之者生，逆之者死。他还不惜用诬蔑、下毒、强取豪夺等手段，威吓众人。桓帝曾大会公卿，共议如何特殊礼遇梁冀之事。有司奏请准许梁冀入朝不趋，带剑上殿，谒赞时不称名，其礼仪比于西汉开国功臣萧何。以定陶、阳成余户、增其封地为4县，其势比东汉开国功臣邓禹。
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于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朝会时，为其独辟席位，凌驾于三公之上。对于这样优厚的待遇，梁冀心里还不高兴，觉得有司所奏礼薄。
从此，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政事无论大小，莫不由他谘决之。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生活上更是骄奢淫佚。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梁氏为了炫耀其灼天气焰，大肆修建豪华宅地、园林，皇宫般富丽堂皇，他在首都附近辟猎场，逶迤千里。设兔苑养兔，绵延数十里，征发吏民费数年工时才得以完成。曾令各地上交活兔，不得有任何损伤，违者死罪。曾有一西域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一兔，结果因此处死者竟达10多人。他还将数千良民掠为奴婢，又称之为“自卖人”，视东汉禁令为废纸。各地贡献给皇帝的珍品，上等者皆选送梁府，剩下者才交皇宫。据统计，梁氏一门前后有7人封侯，女子7人被封君（相当于侯），2人为大将军，3人为皇后，6人为贵人。娶公主为妻者3人，文武大臣57人，掌权20余年，拥立三位皇帝，是东汉外戚中无有比拟的权臣。
外戚灼天气焰引起宦官不满，斗争时明时暗。桓帝为外戚所制，也想摆脱梁冀控制，多得些自由，所以当梁太后、梁皇后死后，即与宦官唐衡、单超等人策划铲除梁冀。延熹二年（159年），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5人发动政变，将梁氏一门无分老少长幼，尽皆斩尽杀绝，梁冀慌恐自杀，其它公卿将校处死的数十人，免官300多人，朝廷的高官几乎被罢黜一空。被没收的梁冀家财，拍卖后得钱30多亿，朝廷因此而减当年天下租税之半。
梁氏外戚是被铲灭了，但是，政权实际上并未回到桓帝的手中，而是为宦官们所掌握，单超、徐璜等5人因诛外戚有功，同日封侯，世称之为五侯。又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执政，情况比外戚执政并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加腐败混乱。他们把宗族亲戚派到地方上担任刺史、太守，贪赃枉法，榨取民财，形同盗贼。单超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具恭为沛相，都是为害当地的贪官。徐璜兄子徐宣为下邳令，因求汝南太守女不得，竟然发吏将其女捕到衙署，用箭射死，埋尸县衙。宦官侯览的哥哥为盖州刺史，将辖区内富足人家以诬陷手段抓来杀掉，没收其财产装入腰包，前后累计达亿万数。侯览自己霸占他人住宅多达381所，良田万亩，还新建府第16座，并仿皇宫模样，宾客仆从在地方为非作歹，侵扰百姓，劫掠旅客，地方官稍加干涉，即被罢官，是非完全颠倒。宦官单超早死，皇帝除追封为车骑将军外，又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并赐国葬。后又派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葬。由其死可想见其生。此后，四侯骄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宦官的贪污无耻和强取豪夺，使老百姓受尽其苦，无法忍受，于是纷纷“起而为盗”，组织反抗。延熹八年（165年）桓帝立贵人窦氏为皇后。桓帝死，无子。窦皇后与其父窦武迎立12岁的灵帝，窦太后临朝听政，以窦武为大将军执政。窦武与太傅陈蕃等谋划诛锄宦官，先控制政府中枢和部分近卫军，又掌握首都及附近地方政府机构，准备将宦官逐步剪除。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假传圣旨收捕窦武等。窦武拒不受诏，聚兵数千准备抵抗，但最后还是被困自杀。事后，窦太后被软禁于云台，灵帝完全为宦官所控。本来占尽优势的外戚居然被宦官的突然发难搞垮，可知宦官的势力在当时是多幺之大。
曹节、王甫诛杀窦武、陈蕃等人后，自相封赏，加官进爵，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令守长，布满天下。王甫、曹节等死后，宦官赵忠、张让等12人都任职中常侍，封侯贵宠，世人称之“十常侍”。灵帝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待是我母”。宦官得到了空前的恩宠，他们愈发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东汉的政治也愈加混乱。
东汉后期的政治，一言以蔽之，可谓是外戚宦官政治。这种政治使皇权旁落到外戚和宦官之手，而皇帝则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形同摆设，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非作歹。惑乱朝纲，为害地方。不管是外戚掌握也好，还是宦官掌权也好，都是为了满足其自己的贪欲欲望，于政治无补，于社会无益。相反，只会导致政治更加腐败，经济更加糟乱，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东汉王朝就是在外戚与宦官的打来斗去，皇帝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过程中走向灭亡的。
这种外戚宦官专政对后代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宦官专政而言，在唐代、在明代，都先后发生过。而外戚干预朝政，更是多不胜举，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史。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4节 黄巾起义
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给了腐朽的东汉王朝沉重的一击，促使了东汉未军阀势力的壮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三国乱世的出现，开启了乱世之门。
东汉末年汉王朝外戚、宦官争权，买卖官爵，朝政日渐腐败，东汉与西羌的战争历时数十年耗资达400亿。加上地方豪强大量的兼并土地，农民民不聊生。多次爆发过小规模的起义，但均遭到东汉王朝的无情镇压。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角组织了这场黄巾起义。
“内外俱起，八州并发”
黄巾农民起义战争，爆发于东汉中平元年（184年）。它是东汉末年农民与地主之间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是一次经长期酝酿的、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农民战争。
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战争，虽然在东汉王朝及各地豪强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但却给了腐朽的东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它的崩溃；同时，它也不同程度地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为改变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等状况，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东汉晚期，宦官与外戚两大集团交替专政，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赋税日趋沉重，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流离失所，阶级矛盾高度激化，小规模的农民战争此落彼起，连绵不断。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就在这种背景下逐渐酝酿成熟了。
时势造英雄，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目睹广大民众在东汉王朝暴政统治下的悲惨境况，义愤填膺，决心通过武装起义的途径，来改变这一局面。于是，他积极展开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从而成为这场伟大农民起义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创立了太平道，以画符诵咒行医治病，在贫苦农民中宣传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鼓动民众起来反抗暴政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