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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发现另一个中国-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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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他们要寄植在游民领袖人物身上,也就是说寄植在他们的“大哥”的身上。
  这种“大哥”类型的形象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水浒传》中宋江艺术形象成为了江湖艺人所创造游民团体中的“大哥”的典型。这种“大哥”不是像现实生活中游民群体的“大哥”一样带领着弟兄们去冲锋陷阵,而是游民弟兄们向主流社会进击时的制动机,防止游民的反社会行为发展到为主流社会所不能允许的地步。当宋江还没有上梁山的时候,虽然江湖好汉们也称他为“大哥”,但他还没有“大哥”这个位置,所以“制动”作用还不明显。他上了梁山以后,在与官府特别是与朝廷较量时,才变得处处委曲求全起来。这样塑造“大哥”的形象,几乎成为通俗文艺作品的一种模式,为许多江湖艺人所模仿。如《三国志演义》中的刘备(此书是在游民艺人创作的“说三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带有强烈的游民倾向),《精忠说岳》中的岳飞,“西汉”、“东汉”长篇评书中的刘邦、刘秀,“说唐”中的秦琼,都是具有这种倾向的“大哥”的形象。江湖艺人之所以塑造“大哥”这种类型的艺术形象,目的是在于取得主流社会对于游民文学的认同。为什么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的文艺作品能在主流社会中通行,甚至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原因很多,江湖艺人有意识地用“大哥”的形象作为游民群体抗争的制动阀也是其原因之一。在社会斗争中的制动作用,说白了也就是向主流社会靠拢,不把反社会斗争搞得那么激烈,从而在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上倡导多种选择。这样宋江是一身而二任的形象,他既是游民造反的领袖,攻城掠地,给宋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又是呼群保义,时时不忘招安,比孤臣逆子更能效忠尽孝。这除了表现出游民在社会斗争中投机的一面之外,也是主流社会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在游民中的反映。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反复强调不能用现代意识去解读古代和近代的游民斗争,他们斗争的目的就在于求得“发迹变泰”,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游民不在乎


招安的悲剧


  7招安的悲剧
  论者在谈到《水浒传》的招安问题时,常常强调梁山好汉中的“反招安派”,把吴用、李逵、武松、鲁智深等看成是“反招安派”的代表,还把吴用说成反对招安的总后台。这是不符合书中实际的。在招安问题上,吴用是与宋江发生过分歧,而且两人就此问题也辩论过。吴用的态度实际上是代表了作者的意见。作者也是把招安看成是梁山好汉的惟一出路,但是他不同意宋江那种饥不择食、委曲求全的招安。从《水浒传》对梁山被招安过程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到作者把招安看成一种交换,朝廷以不同等级的官位来换取江湖好汉们的效力。这种交换应该是有担保的,这不仅要朝中有同情江湖好汉、并能为江湖好汉说话的大臣当政,而且江湖人要保有一定的实力,时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两点都没有具备,而宋江等人急于成交,才导致招安的失败。作者(也就是吴用等人)反对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败的招安。一些论者笼统地说他们反对招安,这是不准确的。
  本篇前面说过,宋朝一代武装抗争中被招安的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从概率上说失败的大于成功的。既然成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那么人们就要探讨如何争取成功、避免失败的问题。可惜仍是无规律可循。上面说的两点有些作用,但也非牢靠的办法。
  第一,支持招安的大臣不可能永远当权,他不当权了怎么办?如果他在权力斗争中垮了台,力主招安就会成为他的一大罪状。
  第二,保存实力,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不把枪杆子交出去。这样做分明是对朝廷不信任,朝廷如果不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决不会答应的。
  被招安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因为封建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招安的成功、失败都只系于皇帝和主持者“一念之间”。因此《水浒传》的作者对梁山好汉征方腊以后所处的悲惨境地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不成功招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判,虽然这一点作者还不太理解。
  宋元两代史书关于宋江招安以后境遇如何都失去记载,但从现存的宋元两代有关“水浒”的文艺作品中来看,选取悲剧结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说话分类上看,这些作品属于“朴刀杆棒”类,这类作品主题是写游民奋斗的,但奋斗结果一定要“发迹变泰”,“发迹变泰”则是大团圆。《水浒传》这部小说虽然还有“大团圆”的痕迹在(如第七十一回写一百零八将排座次,有的研究者认为最初的《水浒传》就是写到这里),但最后还是以英雄寥落,“神聚蓼儿洼”作结,完成了悲剧结局。这可能与全书完成于明代中叶有关,明代对于各种反抗镇压的严酷在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两朝,不要说对被统治者的反抗,就是对统治阶级内部镇压的恐怖也是骇人听闻的。那些特别忠心的臣民,如对某皇帝稍有拂逆,往往下场更惨。南宋的岳飞自不必说,明代靖难时的忠臣方孝孺、天顺时期的于谦,都是令有心人扼腕浩叹的。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明代统治者虽然也有时使用“抚”的一手,但是当他们有力量时,反攻倒算、“杀降”也是常见的。《水浒传》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把宋江招安后的结局写成悲剧性的,其所批判的不仅是招安,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忠”的观念怀疑。
  总之,招安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水浒传》中的所写的招安折射出的历史现象更为复杂,对此,是很难用肯定或否定来判断的。
  8作为好汉话语系统中的“招安”
  “水浒”的故事流传之后,形成了一套反映游民意识并得到主流社会某种认同的话语,“招安”也是其中的一个。“招安”是宋代统治者处理武装反抗者的策略,武装反抗者也会运用各种手段与之对抗。南宋的范汝为在与统治者斗争中反反复复,连朝廷派来的与他谈判招安的官员都被他收买了,为他通风报信;招安之后,不肯放松手中所握的重兵,党徒也未遣散,就这样最后也未成功。这是现实斗争中的招安。而《水浒传》中写的“招安”主持者是那样反复变诈(作者把这个责任推到奸臣的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遵守自己的诺言,节外生枝,并对梁山好汉的人格加以摧辱;而梁山的领导者宋江委曲求全,对朝廷一片忠心,向往招安之心,几经挫折,始终不变,最后还落了一个悲剧下场。这样,通过《水浒传》中对梁山好汉受招安的描写告诉读者,正义在梁山一方,不义在朝廷一方。这个情节的设置不仅具有悲剧的震撼力,而且把“招安”这个专制统治者对待造反者的政策,变为不被朝廷理解的、主流社会以外忠臣孝子向朝廷尽忠的行为表现。
  《水浒传》及其有关通俗文艺作品的流行,使得“招安”成为造反者乃至江湖人的流行话语,他们用它作为一种手段,向统治者讨价还价,在生存斗争中争取到一个最好的结局。他们懂得招安的底线在哪里,梁山好汉的遭遇给他们以教训。主流社会、特别是文人士大夫谈到“招安”也能理解,认为这是造反者的出路,是协调社会矛盾的最佳选择,如果不是实际操作者,谁不相信这一点呢?
  前面说过,宋代以后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经不用“招安”这个词了,但在“水浒”一类作品的影响下,“招安”与《水浒传》中其他反映游民思想意识和性格情绪的话语构成一个系统,并被频繁地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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