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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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边缘人一旦投入江湖，绝大多数不会以合法手段谋生，而是搞非法活动。在江湖群体生活中，他们大多是以领袖或中坚力量的面目出现的。历代“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往往就是这种人物。
⑤实际上这些人如果不搞惊天动地的非法活动，当局是很难发现他们的。其主要原因就是那些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替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的吏人也边缘化，惺惺相惜，他们自然不会去举报或打压与自己同命运的人，除非这样做对他个人有极大的利益。这些社会边缘人大多能与周围的同道者和不同道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即使搞非法活动，也不祸害当地人（江湖上有“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说法），因此对他们的识别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控制了。
江湖人的职业
下篇
上篇和中篇主要讲了江湖人来源于哪个社会阶层及其在江湖中的作用，这一节着重谈一下江湖文化中的诸多问题。
一、江湖人的职业
前面我们谈到江湖是游民觅食谋生的场所，但他们具体从事什么职业呢？这个职业的人们是否都可以算作江湖人呢？
1江湖人也要吃喝
这是个极通俗但却十分实际的问题，要吃饭，除了家有产业的外，一般都要有职业谋生。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人，除了保镖护院的之外，好像很少有人还从事某一个具体职业的。许多江湖高人或云游天下，或独居雪山荒岛，没有职业，没有收入，不吃不喝，只是莫名其妙地与人打架。又像《庄子·逍遥游》中写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是与实际的江湖人不相干的。
江湖人对于吃喝的追求的强烈，往往超出一般人，因为江湖主体的游民，正是社会上的最贫困的一群，吃喝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填饱肚子，而且是一种生活理想。想一想《水浒传》中为什么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作为介绍梁山的优越性和引诱人们上梁山的“亮点”，就可以知道江湖人不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的神仙，而且是强烈地追逐人间非常世俗化的东西的。江湖人非常注重谋生，而且是很会谋生的，否则他们早就辗转沟壑了。
2秘密帮会的文差事、武差事
从江湖人谋生的角度来分，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非法谋生的，一是基本合法谋生的。为什么说“基本合法”呢？因为主流社会是不会把江湖人看作守法良民的，他们都属于“另类”，他们的行为都会受到质疑，即使是一些光明正大、合理合法的行为。
非法谋生以各类游民组织为多。梁山式的打家劫舍的山头自不必说，明代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秘密帮会，他们谋生的方法也都是变相的打劫。例如称霸一方，榨取当地和过路人的钱财，这往往是“空手道”，不必费心力，只是收过路费和保护费就成了（如果打下天下，这些费就变成“税”了）。帮会里常常挂在嘴边的“文差事”、“武差事”，便可以概括他们的谋生之术：所谓“武差事”就是抢劫、杀人放火、劫取钱财，甚至干大了直到打天下、坐天下（帮会在中国掌握“天下”的例子还没有，但在南洋有）；所谓“文差事”就是坑蒙拐骗，包括开赌场、合伙做局、买卖人口，包庇于他们有利的非法行为。
3五花八门的江湖人
另一类是合法谋生，这主要是指闯荡江湖的各类人等，用一个词可以概括，就是“五花八门”。所谓“五花”，包括金菊花（卖花女）、水仙花（酒楼上卖唱的歌女）、木棉花（走江湖的郎中）、火棘花（跑马、耍杂技的艺人）、土牛花（挑夫、脚行）；所谓“八门”，包括“巾”（算命、算卦、批八字、看风水、推流年等等，据说可分为七十二巾）、“皮”（卖药、看病、拔牙）、“彩”（变戏法）、“挂”（打把式卖艺、保镖护院）、“平”（说评书、说相声、唱大鼓）、“团”（街头卖唱、乞丐）、“调”（吹鼓手、杠房、棚匠等）、“柳”（唱戏的）；另外还有为人们所诟病的“车”（赶车的）、“船”（撑船的）、“店”（开店的）、“脚”（脚夫）、“牙”（中介行业，多指商业）等等。这些行当虽然不为主流社会的人们所看好，但客观地说，这些行当中的大多数还是为人们提供了服务的，许多还是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不可少的。像“相面算卦”、“江湖郎中”之类，在今人看来是有欺骗性的，但正经的江湖艺人也称这些人干的是“生意”，不能与真靠艺术（北京艺人称之为“玩艺儿”）吃饭的人混为一谈。当时社会舆论也并非像现在这种认识，江湖郎中就不好说是百分之百的骗子，他们还是懂得一定的医道的；相面卖卜者则多是社会心理学家，他们往往可以为顾客提供心理抚慰。江湖人的谋生方式虽然有付出劳动与不付出劳动、合法与不合法的区别，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创造生活资料，所以很难把他们列入生产者之列。
二、没有城镇的发展，就不会有游民的江湖
我们上面说到哪里有了江湖人的奋斗，哪里就是江湖，这只是概而言之。因为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江湖人的主体是游民，所以这个江湖的产生还是有赖于城市的发展。城市有了容纳游民的能力，才能使得脱离宗法的游民能够生存，并形成群体。除了占山为王的江湖人外，大部分的江湖人活动的主要地域还是在城镇。像金庸的《侠客行》等小说那样，把江湖人的生活场景安排在穷海孤岛，那是不真实的。在那里解决不了吃喝问题，而这却是江湖人浪迹江湖的第一追求。
1宋代城市建构的改变
北宋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由唐代封闭的城坊制变成了开放式的街巷制（与现代城市街巷相似），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北宋首都汴京的饮食业，有些已经24小时营业了。这给进入城市的游民以就业的机会，也使得城市空前繁荣起来。如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有人把这种繁荣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其实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与14世纪到16世纪初欧洲兴起的商业资本城市有根本的不同。欧洲这些城市支持、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摇篮；而古代中国的大中城市都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是军事据点，并具有强大的力量来遏制新经济因素的发展。大中城市的繁荣往往是以农村经济破产、宗法解体为前提的，此时大量的游民——廉价劳动力流入城市，商业、服务业与
满足奢侈消费有关的手工业非常繁荣。这些大都是为满足城市中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高消费服务的，与经济水平普遍提高关系不大。这样的城市繁荣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社会大动乱的前兆。北宋、南宋中叶以后的汴京和临安，以及明末的南京，都是很好的例证。
2廉价的劳动力
由于劳动力价格的廉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影响生产力中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就以车子为例来说，中国早在夏代就能造车，到了周代，车子的种类已经很多了。许多专家认为，造车技术到了宋代已经不发展了。中国一直没有发明四轮车，现代的四轮车是进入近代后从欧洲输入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力便宜。宋代游民大量涌入城市，他们要生活，又别无长物可作资本，大多数只是有两膀子力气，这样，做轿夫成了他们对职业的一个重要选择。唐代士人官员还都是以骑马代步，北宋直到中叶还是这样。王安石、司马光、程颐等都反对乘轿，说这是“以人代畜”，不人道。北宋中叶以后，乘轿子的逐渐多了，到了南宋，已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所云：“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这里说的虽然只是指“朝士”，但也可见当时乘轿已成风气。乘轿比骑马舒服，由此可见人的惰性，但也反映了劳动力的廉价，让人们乘得起。南宋末年的周密在《志雅堂杂抄》中描述当时的穷道学家，说他们“头脑冬烘，敝衣菲食。出则坐破竹轿，舁以村夫。”如此则是连下层士人也坐得起轿子了，可见人力之不值钱。到了清代，人口膨胀，宗法解体，自然经济破产，涌入城镇的游民愈多。清代北京讲究一些的王公亲贵，多是乘轿，为了走得快，便让轿夫轮换，一般是一顶轿子12名轿夫轮换。当轿子出行，4个轿夫抬，其余8个坐在后面的马车上。这样伺候一顶轿子是要13个人和一辆马车。有这样舒服的轿子，还改进车子干什么？
游民与市井细民
3游民与市井细民
生活在中国古代城镇中的市民，不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前身（在欧洲的商业资本城市中，市民可以这样说），它的上层接近官僚地主，下层近于游民。也就是说，生活在城镇底层的市井细民非常容易成为游民。《水浒传》中写的郓城县的唐牛儿，阳谷县的郓哥、武大郎等人，与游民有什么区别？生活的不稳定，收入没有保障，时时刻刻可能受到各种强势人物的伤害。这些人物只要有人引导，很容易就会投入江湖绿林。只是他们不好“使枪弄棒”，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而且也不具有冒险精神，在《水浒传》作者的眼中，他们只是可怜虫，只配给江湖好汉垫背，不能进入江湖主流罢了。
江湖游民奋斗的前途往往是填于沟壑，生活在城镇中的市井细民的底层人物，遇有社会动乱也往往是这样一个三部曲：从市井到流落江湖，再到辗转沟壑。
人口的急剧增加，农村大规模破产，游民也增长到社会不能容纳的程度，辗转沟壑的游民揭竿而起，酝酿成巨大社会动乱；经过多年的战乱，一二百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财富基本上扫荡以尽，人口降到人人都能分得一小块土地的水平；于是社会安定下来，重建宗法、重建小农经济，战乱中被冲垮的封建社会的各种机制得到修复，一个新的朝代开始了。因此游民不是新的社会力量，它的力量的消长往往对封建制度是起修复作用的。
三、江湖人与主流社会
1什么是社会
“社会”这个词经常用，仿佛其意义是不说自明的。这里为了严谨和下文述说的方便，还是对“社会”作一定义。现在大学生用的社会学教科书，也就是美国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所著的《社会学》中说，“社会”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①一群人有一块共同的地域；②他们在这个地域中彼此互相发生作用；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同一种文化的支配，感觉到自己是这一共同体的成员。这就是社会。在一个大社会中，还可能存在小于它但是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社会。这些社会有的从属于大社会，有的与大社会并立（这个大社会往往是民主社会），有的与大社会对立。如果大社会是专制极权制度，那么与之对立的小社会就处在被打压的地下或半地下状态。
我们说的江湖就是与大社会（或说主流社会）相对立的小社会，主流社会对它是打压的，它只能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存在，我称之为隐性社会。
2江湖——对主流社会的依附与对立
江湖既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打压，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江湖对主流社会的抗争，实际上，江湖对主流社会更多的是依附。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组织生产，生产人们生存的必需品，而江湖大体上
说来是不从事产业的，这就决定了江湖人不能不依附于主流社会。前
面我们讲了江湖人的谋生之术，不管这种谋生术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离不开主流社会。非法的抢劫或坑蒙拐骗，都是面向主流社会的，因为那里存在着可以实现“再分配”的无穷无尽的资源。为人们提供服务的江湖人就更是如此，不依附于主流社会，就不会有这一类人的存在。
江湖与主流社会也有对立的一面，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讲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设计与实施，根本就没有“江湖”这一块。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纵向型的、封闭的金字塔型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在先秦就基本固定了下来，而且关于这方面的思想也已很完善。这说明我国的垂直型社会组织结构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根据思想家们的设计有意识地建构成的。《礼记·王制》篇中设想圣人是：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居民居住和耕作的土地都已安排得恰到好处，土地都能得到耕种，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