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血时代 - 两晋南北朝的另类历史-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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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1）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文明冯太后于公元490年逝世后，孝文帝才真正做了皇帝。他亲政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年，却完成了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汉化、改革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巨的历史任务。可以这样说，日后隋、唐光荣赫赫的大一统国家，孝文帝拓跋宏是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
虽然文明冯太后生前“威福兼作，严明猜忍”，有过棒罚孝文帝的举动，甚至一度曾想废黜这位孙皇帝，但孝文帝至孝天性，“酌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绝酒肉，不内御者三年。”汉族大儒们往往假装在父母墓前作庐守墓，常常出现偷偷与妾侍生子的丑闻。孝文帝鲜卑君主，自小受着无比正统的儒家教育，孝行严谨，真正做到了德行如一。在他短短的九年执政期间，多次到冯太后的永固陵拜谒，思念祖母的抚养慈恩，着实令人感动。反观前后汉族政权，母后临朝后，一俟幼君长成，坐稳帝座，总是逐渐显示出对“牝鸡司晨”的愤慨、怨毒之念，在太后死后一般都是宣泄无遗，不念一丝嫡母护育之恩。
长图远略 迁都洛阳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经过深思熟虑，孝文帝准备迁都洛阳。
孝文帝迁都，史书上所讲的原因太过简单：“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寥寥数语，给人以孝文帝迁都好像只是因为平城气候所致。其实大谬！从道武帝拓跋硅以平城为都城，就不断四处迁移人民聚集在平城周围，计口授田，采取汉人制度，从事农业生产。六镇兵民之粮，率多取于平城供应。后来，京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慢慢凸显出来。明元帝时期，每逢欠收荒年，北魏大臣们最重要的朝议就是商量是否迁都。因为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用牲畜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沿途消耗多，成本也极其高昂。而洛阳处于北魏王朝的相对中心地带，可以“通运四方”，加之平原地区交通便捷，民以食为天，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平城的地理位置太接近北方蛮族柔然。道武帝、太武帝时代，胡血勃勃，战士凶悍勇武，自然可以把柔然打得嗷嗷狂逃，不敢轻易窥视。随着北魏日益南扩，王朝的军事实力和将士素质却不升反降，打南朝没问题，对付凶悍又多良马的北方柔然仍有吃力之感。平城邻塞，稍不留神，柔然铁骑就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平城包围起来，国都如果有了闪失，北魏王朝就有可能会轰然中坍。明朝之亡，其实就是亡于定都北京，使得满洲铁骑入关后可以飞速而至扑杀。明成祖朱棣雄豪，当时的明朝军将都是和蒙古人打过仗并取胜过的爷们，无论体力和心理都有优胜感，因此在北京定都可以安然无恙。明朝末期，即使用克隆技术制造一个百分百保真的明成祖重为皇帝，军非昔日军，将非昔日将，战士们更是体格孱弱，安于享乐，清兵打来照样玩完。因此，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不仅可以避开北来柔然的危险，又可以借机南扩，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混一南北，成为中华正统帝王。
当然，当时迁都的选择，有洛阳和邺城两处地点。洛阳位于黄河南岸，邺城处于黄河北岸。文成帝时代，大臣们的迁都之址多倾向于邺城。因为冀、定二州的粮食、布帛是北魏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一直受正统儒学熏陶的孝文帝以华夏正朔自居，自然要定都传统的京都洛阳。邺城之地，曹操曾据之遥控汉朝，羯族石勒和前燕慕容氏也曾经营过，总让人感觉定位不正。因此，孝文帝的洛阳之选，实可谓是费尽心思。
孝文帝决计迁洛，又恐群臣不从，便以讨伐南朝齐国为由，派人当朝卜卦。太常卿呈上卦象——“遇革”。
孝文帝作欣然状，“汤武革命，应于天而顺于人！”“群臣莫敢言”，大家不知这位锐气正盛的帝王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都不敢接茬儿。
孝文帝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出班，谨慎而又坚决地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南伐不合时宜。
散朝后，孝文帝把拓跋澄唤入内宫，对叔父讲出实言，“当时就卦论卦，我怕众议纷纷，阻我大计，因此朕声色俱厉，以威吓文武群臣。我大魏兴自北方，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为文治之都。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以南伐为名迁都中原，卿以为何如？”
皇帝讲出实话，任城王拓跋澄也只能附和：“陛下欲依凭中原以经略四海，正是周、汉兴隆的气象啊！”
孝文帝不放心，又问：“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犹疑，怎么办呢？”
拓跋澄此时回答果断，“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圣机独断，那些人又能怎样？”
孝文帝大悦，连说：“任城王，你真是我的张良啊！”
虽然有数位大臣上书谏阻，孝文帝心意已决，拜辞文明太后永固陵后，率三十万大军，遍从文武，以南伐为名，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
十月，大军到洛阳后，“霖雨不止。”孝文帝先下诏令“诸军前发”，然后，他自己戎服乘马，做出执鞭御驾亲征的模样。
文武大臣见状，忽喇喇跪倒一片，纷纷拦阻。事先安排好的主要“演员”李冲作反对状，高言道：“陛下南伐，天下人所不愿，只有陛下您一人想这样做。为臣等敢以死谏阻，请陛下勿行！”
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2）
孝文帝也作大怒状：“朕正欲经营天下，一统南北，卿辈儒生，屡屡阻我大计，再欲拦阻，刀斧无情！”说着话，孝文帝策马，挥鞭欲去。
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没经过“排演”，见状大惊，一拥而上，抓马笼头的抓马笼头，拖后腿的拖后腿，声泪俱下，阻止孝文帝亲征。
看看火候差不多，孝文帝故作沉吟状，似乎被群臣打动的样子，便说：“这次兴军动静甚大，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原。如果你们不让朕南伐也行，我们就迁都在洛阳，诸位以为如何？”
预先安排好的“群众演员”南安王拓跋桢见机发言：“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陛下停止南伐，迁都洛邑，此乃臣等之愿，万民之幸也！”
群臣皆呼“万岁”。随众之心，万口一词。
其实，大臣中诸多的鲜卑人都不想迁都洛阳，但又都“惮于南伐”，两害相权取其轻，就都退而求其次，不再竭力反对迁都。
如此大事，一举而定，孝文帝自然欢喜。十一月，他留尚书李冲和将作大匠董尔等人留据洛阳营造新都城，自己途经邺城，暂还旧都平城。
迁都洛阳，是北魏孝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功业之一。众所周知，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非常艰难的，而国家的迁都更是事关国体关键中的关键。虽然歌谣中有：“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但不少中老年鲜卑贵族仍旧留恋“老家”的生活风俗和习惯，洛阳一带的气候，于他们而言还是太湿热了些。孝文帝迁都，最根本的考虑是文化、政治意义层面的，只有迁都于传统汉地，才能真正彻底汉化，填平鲜卑和汉人之间的心理鸿沟，从根本上消除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孝文帝在实际意义上取得了成功，尤其他稍后施行的门阀政策，不仅维护了鲜卑高门，也同时大大提高了汉族高门的地位，使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完全消除了西晋末、东晋十六国时期胡人国家成立后那种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当然，北魏最终又灭亡于六镇起义的阶级矛盾。）。
太和十八年（494）春，孝文帝回到旧都平城，在任城王拓跋澄等人的协助下，逐渐说服了不愿迁都的鲜卑旧臣。年末，由于得知齐明帝弑少帝自立，以维持正统自封的北魏孝文帝准备亲自统兵伐齐。出发前，他下诏严禁国内士民穿着胡服，“国人多不悦”，鲜卑族臣民对此诏都很反感。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亲自率兵渡淮河，率三十万铁骑，屯兵寿阳。此次出兵仓猝，加上天气湿热，士卒疲劳，北魏军队基本没有什么战果而言，久攻数城不下。而且，洛阳又处于草创之际，本来就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加上军中后勤供应短缺，又有不少鲜卑贵族反对，孝文帝不得不撤军。
统一语言 变姓改制
公元495年，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七月，拓跋宏又亲下诏令：“今欲断诸北语，一统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可以允许延缓；三十以下，久在朝廷之人，禁止讲鲜卑语。如果触犯，当作降黜。”不久，又下切诏：“不得语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很快，北魏又依据《汉志》改革度量衡。年底，孝文帝又废除了北魏长久以来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钱，并诏令公私使用。
建成金墉宫后，孝文帝又在洛阳立国子监、太学、四门小学。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又做出令人吃惊的举动，他颁布诏书，以为“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拓跋氏改姓元氏。”
不仅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对于鲜卑贵臣大姓，北魏孝文帝也下诏改姓：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记”。
为了使汉化改革更加彻底，孝文帝又“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并下诏“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品定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与汉族四大姓相仿的鲜卑大姓。
当然，孝文帝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咸阳王元禧娶隶户女为妻，孝文帝“下诏切责”，并命令他的六个弟弟重新纳娶正室夫人，“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好好的鲜卑贵族女孩，一下子因为此道“命令”而成了小老婆。至此，六王分别娶汉族大姓的女儿为正妻。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孝文帝与大臣廷议，有人诏议薛氏为河东茂族，孝文帝表示不同意，“薛氏，蜀姓，岂可入郡姓！”正巧，当时担任宫廷执勤任务的羽林监薛宗起正在殿门，听孝文帝如此说，便气呼呼地从殿门处直入中堂，入禀道：“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之后，复归河东，至今已有六世，非蜀人也！今事陛下于北土，难道以后就是虏姓了吗？”言毕，年少气盛的将军把手中的铁戟摔在当庭，不顾而出。
孝文帝也笑了。他忙派人召薛宗起回殿，说：“爱卿你说你薛家不是蜀姓就罢了，奈何又挤兑朕为胡虏呢？”于是宣布薛姓为河东郡姓，还鼓励说：“爱卿名宗起，实为起宗啊。”可见，孝文帝不乏大度、幽默和宽容，少了汉族皇帝的忌刻和阴毒。
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3）
太武帝时，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得罪了不少鲜卑权贵，并最终导致他数族被诛。如今，鲜卑帝王自上而下进行汉化，竟然能一举成功。
当然，孝文帝的“门阀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汉族重臣李冲等人都坚决反对，他们纷纷以“贤才主义”为宗旨，站在士人立场上抵制门阀主义矫枉过正的形式化。但是，中华之事，有时要达至成功，往往需要“矫枉过正”才能行得通。凡事皆有利有弊，孝文帝大兴门阀，胡汉高门倒是一泯界限，北朝的“寒人”阶层除有武功外，再无寸进之阶。因此，武人阶层乐于见天下“有事”。原先的六镇鲜卑将士逐渐丧失了“国人”崇高的地位，见摒于“清流”之外，最终揭竿而起，给北魏皇权造成了致命的重击。
孝文帝迁都、改姓等等举措，一直以来并没有遇到根本性的抵制和反抗，但他的太子元恂却“以身作则”，首先有惊人之举。太子元恂“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孝文帝赏赐他堂皇汉制朝服，太子元恂只在上朝时穿穿装样子，一回东宫就又换上“胡服”。中庶子高道悦为东宫官属，常常苦谏，劝他别惹父亲不高兴，这位十四岁的大胖孩子不仅不领情，内心十分仇恨跟前这位唠唠叨叨的大儒。其实，所有这些表现，不过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放在常人身上也罢，但身为太子，一举一动就是天大的事情。
公元49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孝文帝外出，太子元恂与左右密谋，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