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口述历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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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他经常让我看他画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感触：他随便找一张纸，或一个小扇面，不用什么特意的构思安排，更不用打底稿，随便地信手点染，这里几笔，那里几笔，不一会儿就画好一幅山水或一幅松竹（图毓隆的扇面）。每到这时，我总睁大眼睛，呆呆地在一旁观看，那惊讶、羡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术表演一样，吃惊那大活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觉得这是一件最令人神往、最神秘的本领。因此从小我就萌发要当一个画家的想法。我想，能培养人的兴趣，激活人的潜质，激励人的志向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教育。我虽然没有直接跟我祖父学绘画的技巧和笔法，但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爱好的发现，兴趣的培养，这是最重要的，这就足够了。
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之外，上小学之前，我也读过旧式私塾。先在后胡同一亲戚家的私塾里跟着读，后来又跟着六叔祖搬到土儿胡同，对面是肃宁府，那里也设过私塾，我在那儿也读过。当时那里有一个教四书五经的，一个教英语的，也称得上是中西合璧了。但我们家属于旧派，不能跟着念外语，学洋学。进私塾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还要拜主管文运的魁星。一般的教学过程是先检查前一天让背的背下没有，背下来的就布置点新内容接着背，没背下来的要挨打，一般打得都不重，有的不用板子，就用书，然后接着背，直到背会为止。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长期集中，背着背着就走神发愣，或说笑玩耍起来，这时老师就会大声地斥责道：“接着念！”那时，我属于年龄最小的，只好从百家姓读起，比我年龄大的就可以读“四书”“五经”了。有时，我看他们背得挺热闹，便模仿着跟他们一起背，但又不知道词儿，就呜噜呜噜地瞎哼哼。这时，老师就过来拿书照我的头上轻轻地打一下，训斥道：“你背得这是什么啊？尽跟着瞎起哄！”诸如此类的淘气事，我也没少干过。不过，有的老师也懂得“教学法”，我有两个叔叔，一个用功，背得很好，尽得老师夸奖；一个不用功，背不下来，尽挨罚。老师就指着他对我说，“你看，像他那样不用功，怎么背得下来，就得挨罚！”这种现身说法，有时还真对我有些激励作用，但日久天长也就失效了。
我十岁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按虚岁，刚进七十。本应停灵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头上，我那位吃错药的二叔祖也死了（见前），结果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殡了，俗称“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后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妇也过世了。三月初三，我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连续死了五个人，而且都是个人因个人的病而死的，并非赶上什么瘟疫，实在是有些奇怪，要说凑巧，也不能这么巧啊！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我家急速
衰败的序幕，那么这一年就是我家急速衰败的高潮。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那时我家已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了，我记得卖钱最多的是一部局版的《二十四史》。十年前我父亲死，我是孝子，现在曾祖死，我是“齐衰（音zicui）五月曾孙”，即穿五个月的齐衰丧服——一种齐边孝服。祖父、祖母死，我是独长孙，在发丧的时候，我都要作丧主、“承重孙”，因此我在主持丧事方面有充分的经验。但这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精神上的负担和打击也过于沉重了！
凡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有一个通病——老家儿死后，子孙都要变着法儿地闹着分财产。我家虽已是山穷水尽了，但也不能免此一难。发难的是我的六叔祖，他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我曾祖活着的时候常骂他“没来由”。他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对我祖父说：“父亲死后，母亲（续弦的）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钱都归了你们大房，这不行。”我祖父气坏了，向他连解释、带保证，说：“母亲什么东西也没给我们留下，我也从来不问她财产的事，更不用说私下给我们钱了。”我六叔祖还不依不饶，指着祖父屋里墙上挂的一张画说：“这张画不就是值钱的古玩字画吗？”这可真应了我曾祖的那句话：“没来由”。这张画挂在那儿不止一两年了，又不是现在才分来的。再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张仿钱谷的赝品，而且赝得没边。我祖父气愤地向他嚷道：“你要是觉得它值钱，你就拿走好了！”我六叔祖还真的让跟着来的手下人蹬桌子上板凳地给摘走了。手下人摘走后，就剩下我祖父和我六叔祖两个人，我祖父气得直哆嗦，指着他发誓道：“我告诉你，你就有一个儿子，我就有一个孙子。如果我真的私吞了财产，就让我的孙子长不大；如果我没私吞财产，你就是亏心，你的儿子也不得好死！”在那个时代，亲兄弟俩，特别是每家只有一个独苗时，设下如此恶咒，真是豁出去了，不是争吵到极点，决不会发这样的毒誓。后来，我祖父就因此而一病不起，七个月后也故去了。这七个月里，他动不动就哆嗦，这显然是和我六叔祖争吵后落下的病根。他死在安定门内的方家胡同。临死前，还特意把我叫到床前叮嘱了两件事：一件就是告诉我如何跟我六叔祖吵架打赌，意在勉励我以后要自珍自重，好自为之。另一件就是叮嘱我“决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都含泪一一记下了。
第四部分第12节 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不到一年连续死了这么多人，但对我打击最大、最直接的是祖父的死。我父亲的死，使我母亲和我失去了最直接的指望，但好在还有我祖父这层依靠，他冲着自己唯一的亲孙子，也不能不照管我们孤儿寡母。现在这层依靠又断了，而且整个家族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生活的最基本保证——吃饭和穿衣都成了最实际的问题。也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这时出现的真情一幕让我终生难忘。
原来，我祖父在做四川学正时，有两位学生，都是四川人，一位叫邵从，一位叫唐淮源。他们知道我家的窘况后，就把对老师的感激，报答在对他遗孤的抚养上。他们带头捐钱，并向我祖父的其他门生发起了募捐，那募捐词上的两句话至今让我心酸，它也必定打动了捐款人：“霜媳弱女，同抚孤孙”。霜媳是指我的母亲，弱女是指那没出嫁，发誓帮助我母亲抚养我的姑姑。结果共募集了2000元。邵老伯和唐老伯用这2000元买了七年的长期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大体够我们一家三口的基本花销了。而邵老伯和唐老伯就成了我们的监护人。我祖父死后，家族里的人，觉得家里没个男人，单过有困难，便让我们搬到我六叔祖那里，我们虽然不喜欢他，但也不好回绝族里的好意，便搬过去单过。邵老伯和唐老伯也不把公债交给我六叔祖，一开始每月还带着我六叔祖和我一起去取利息，表明他们秉公从事，只起监护作用，后来就只带我一个人去。我从十一岁到十八岁的生活来源以至学费靠得就是这笔款项了。邵、唐二位老伯不但保证了我们的经济来源，而且对我的学业也十分关心。邵老伯让我每星期都要带上作业到他家去一趟，当面检查一遍，还不时地提出要求和鼓励。有时我贪玩儿，忘了去，他就亲自跑上门来检查。我本来就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再加上如此严格的要求，岂敢不努力学习。唐老伯那时经常到中山公园的“行健会”跟杨派太极拳的传人杨诚甫练习太极拳，我有时也去，唐老伯见到我总关切地询问我的学业有什么进步，一次，我把自己刚作的、写在一个扇面上的四首七律之一呈给他，诗题为《社课咏春柳四首拟渔洋秋柳之作》：
如丝如线最关情。斑马萧萧梦里惊。正是春光归玉塞，那堪遗事感金城。风前百尺添新恨，雨后三眠宿酲。凄绝今番回舞袖，上林久见草痕生。
这首诗写得很规整，颇有些伤感的味道，不料，唐老伯看到我的诗有了进步，竟感动得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孙世兄（这是他对我客气的称呼）啊，没想到你小小的年龄就能写出这样有感情的好诗，你祖父的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不过，你不要太伤感了，你要保重啊。”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也感动得潸然泪下，那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这都激励我要更好地学习，来报答他们。邵老伯和张谰是同乡，他学佛、信佛，主张和平，有点书呆子气，后来也成为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为和平建国之事，曾和蒋介石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气得蒋介石直拍桌子，说他是为共产党说话。为此，他又气，又急，又怕，不久就病死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邵一诚，一个叫邵一桐，邵一桐也笃信佛教，自己印过《金刚经》，还给我寄过两本，现在都在成都工作。而唐老伯的结局很悲惨，解放战争中，在四川竟失踪了，不知是死于战乱，还是死于其他原因。成为美谈的是，邵一桐后来和唐老伯的女儿，当时大家都管她叫唐小妹，结为夫妻，生有两个孩子，其中的邵宁住在北京，他秉承了祖父、父亲的信仰，对佛学也有很深的修养。我还在某年的春节去看望过他们。后来我听说邵一桐先生得了癌症，便两次特别嘱托四川来的朋友给他捎去一些钱表示慰问。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在入学前还发生过一件近似闹剧的事情，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妨说一说。
1924年，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按优待条件苟延残喘在故宫内的宣统小王朝，面临随时被扫地出门的命运。这时溥仪和他的一帮遗老虽仍生活在故宫里，继续在弹丸的高墙之内称帝，实际上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只能管理他的宗室了，因此还设有宗人府，而地点却在美术馆西南一带，即后来的孔德中学的东厢房。当时宗人府的左司掌印叫奕元，他查我家档案，知道我曾祖、祖父因下科场而主动放弃了封爵，我父亲死得又早，还来不及封爵号，看我可怜，趁着现在还没赶走，掌点权，便让我袭了爵号，封我一个三等奉恩将军。这当然是有名无实的虚名，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只是趁着宗人府还没被吊销，抓紧时间滥行权力罢了。看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早已有之。我当时为这件事还去了趟宗人府，见到了三堂掌印，掌正堂的是载瀛，算是履行了手续。冯玉祥逼宫后，溥仪连故宫也呆不下去了，跑到了天津，他手下的宗人府所封的封号本来就是一纸空文，现在自然更是空头支票。但这张诰封实在有意思：它是丝织的，一段红，一段绿，和清朝原来的诰封形式完全一样。上面的内容大致是，根据优待条件，启功应袭封三等奉恩将军。任命的内容虽是宗人府的，盖的大印却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真叫文不对题，不伦不类。我本来一直保留着它，这决不是我留恋那个毫无价值的三等将军，而是它确实是一件打上了特殊年代的烙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文物。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我不敢不把它烧掉，因为如果让红卫兵抄出来，那我的罪过就不仅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复辟封建主义了。
我十二岁才入小学，之后又入中学。其间平平淡淡，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甚至有些起止升转的过程、细节都记不清了。所幸有热心的朋友找到了我读小学和由小学升中学的文凭。（见图见侯刚著《启功画传》第12页及第16页照片两幅）文凭所记当是最准确的。我上的是马匹厂小学，它属于汇文学校，是汇文的一所附属小学。在“北京汇文学校”的“入学愿书及证书”上，附有小学“校长证明书”，证明书是这样写的：“兹有学生启功自民国十三年正月至十五年六月曾在本校肄业，领有毕业证书，所有该生在校成绩今据实照表填写，品行尚为端正，特此证明并介绍直接升入贵校，即致北京汇文学校查照。”可见我上小学的准确时间是从1924年1月到1926年6月，也就是说，我读小学是由四年级第二学期插班开始，直到小学毕业，然后于1926年升入中学。在这份证明书上，为我具保的是自来水公司职员张绍堂。而证明书一侧有声明“介绍直接升入本校只限曾在本校注册之学校”，可见马匹厂小学当是汇文注册的附属小学。而在北京汇文学校“入学愿书及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