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2期-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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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她良好的修养和出色的心理素质。我曾暗自勾勒过毕淑敏的晚年形象，一个慈祥的胖老太太坐在环绕着花草的庭院里，她是坐在藤椅里的，眯缝着眼，在享受滋润的太阳。她膝下儿孙满堂。毕淑敏是个有福之人，因而会有这么理想的晚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让我们能联想到晚年的，而你一望毕淑敏，便知这个来自雪域高原的人会有一个洗尽铅华、归于平淡的美好晚年。
算起来，与毕淑敏在研究生班三年同窗的交往是极为有限的。真正交往却是在毕业之后。虽然这时也较少见面，但电话却成了联络情感、交换创作想法的好方式。我只要去北京开会，总要和她联系一下，彼此聊天，谈身体，谈现状，谈未来，谈创作，等等等等，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记得一九九七年盛夏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当夜毕淑敏来看我，惊呼美利坚的太阳把我晒得又黑又瘦，我便趁机说美国的物质文明实在高得难以攀比，但它们的山水，却是不敢恭维，没有国内的有味道，科罗拉多河和大峡谷实在没有在美国西部片中看到的那么壮观。毕淑敏便提起不久前有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在纽约召开，邀她前往，而会期只有三天。毕淑敏说她决定不去了，理由是刚到那里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得登机返程。毕淑敏笑言：“美国搁在那儿，又跑不了，以后再说吧。”这是我印象中的毕淑敏说过的最豪迈最幽默最有寓意的话了。把它套用她的文学观，我想也一样适合。那便是从容、不急不躁、自信和有耐性。
毕淑敏的生活经历我想很多热爱她的读者比我还要熟悉。她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青年时代到了西藏当兵。毕淑敏是个飒爽英姿的女兵。然而在雪域高原上，恶劣的气候对女兵来讲怎么来说都是一种摧残。然而她挺下来了，不仅挺了下来，还将这种苦难变成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使经过了净化的灵魂得以在京城无边的烟尘和喧嚣之中，流淌出那么多有关西藏、有关生与死的凄美故事。苦难之于人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种是对生活永久的怨艾和变本加厉的报复，一种则是对生活的珍惜和积极的不遗余力的创造。毕淑敏属于后一种，她用自己的笔，使那片雪域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梦想和圣地，而不是埋葬之地。
毕淑敏的创作是勤奋的。她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为我们所熟悉，最近她的长篇处女作《红处方》又引起轰动，我打心眼里为她高兴。我婚后在大兴安岭休闲的一段日子里，正赶上各有线台在播放《红处方》，于是每日很守时很积极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可惜的是电视剧的《红处方》拍得不尽如人意，还是读原作的感觉更好。这也就是很多作家在把自己喜爱的作品改编权交与影视单位后，总有些惴惴不安。那滋味就像把爱子送人了，不知道他摊得摊不上个好人家而牵肠挂肚。好在连最普通的读者都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要想真正了解和判断一个作家，还是去读她的作品。
毕淑敏曾有一篇名为《素面朝天》的散文，惹恼了不少对化妆情有独钟的女人。我一直以为毕淑敏其动机并非是反对化妆，而是强调女性的天然美和朴素美。结果强调得太过分，惹怒红颜无数。毕淑敏无疑以她个人的好恶犯了个善良的错误，她太坦诚和认真了。其实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完全素面朝天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毕淑敏去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的消息时会心一笑的原因了。毕淑敏毕竟已经悟到了文学靠天然的东西很难走到极致，因而开始下决心充电。素面朝天，我更愿意理解为是毕淑敏与人交往的坦诚方式，而非化妆，非艺术的范畴。
毕淑敏有一年从俄罗斯归来途经哈尔滨时，我们聚在一起聊天。她说住在海参崴的两天实在太美了，海鸥一群群地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旅馆周围飞来飞去，站在窗前就可以看见湛蓝的海，听见海鸥的叫声。我想那一瞬间的毕淑敏的确为生活的美好所深深打动了。愿这样的人间美景与她常相随，愿懂得这美景并且珍惜这美景的人能够到达创作更为至善至美的风景区。
“白水青菜”潘向黎
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在海外，外国人提起中国的城市，第一是北京，其次就是上海了。而我个人更偏爱上海，一条沧桑的黄浦江，让上海显得风情万种———没有风情的城市是不可爱的。
潘向黎生活在上海，是个报人。她年轻、漂亮，像一株含着露珠的青草，淡淡的，闲闲的，有一种清爽的妖娆，一如她的作品。
由于生活在大都市，又由于潘向黎接触的大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她的小说很自然地把笔触伸向了都市中她所熟悉的生活。比如《我爱小丸子》《缅桂花》《一路芬芳》《倾听夜色》中的报社的各色人等，《小妖》中的白领，《奇迹乘着雪橇来》的中学图书管理员等等，他们都属于衣食无忧、追求精神生活质量的人。所以潘向黎的笔下演绎的，多是这样一些有着某种“优越感”的人的爱恨情仇。
潘向黎的小说很好读，这首先得益于她良好的文字素养。她的语言的姿态是那种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沉重的轻歌曼舞，有如一阵徐徐吹来的晚风，沁人心扉。当然，其中也会夹杂着一丝丝俏皮、一缕缕“樱桃小丸子”式的可爱的乖张，为小说添加了绚丽的注脚。她似乎是不那么愤世嫉俗的，也不那么像某些标榜用身体写作的女作家那么“另类”，她笔下的人不吸毒，不搞同性恋，不在情海之中“大打出手”，他们虽然也喝着蓝山咖啡、用刀叉挑起必胜客的比萨，但他们骨子里流淌着的却是中国人的血液。对爱情永远的渴望，对婚姻忠诚的思考，构成了潘向黎小说的精神内核，所以她的故事很好读。她有着出色的驾驭人物对话的能力，更善于描绘被我们所忽略了的“衣食住行”，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天地中，她的小说质朴、优雅的品性悄然生成了。
群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我爱小丸子》，大体反映了近些年潘向黎小说的创作风貌。也许是因为她是个很阳光的人，所以她的笔下呈现的也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健康的生活。不在创作上投机取巧，又有着对芸芸众生寻常琐事的莫大兴趣，我相信她会赢得众多的读者。不久，又读了她的近作《白水青菜》，我觉得潘向黎比以往更加的成熟了，她在描写情爱上又靠着一锅精心煨过的白水青菜，向前跨了一大步。我曾担心她生活视野的狭窄，会使她在写作这一类题材时不知不觉遁入“窘境”，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了。但是作为她的一个朋友和读者，我还是希望她的写作视野能更开阔一些，希望她还能有建构“虚构”世界的能力，能把目光放得更广博一些。
戴妮与吉安拉
一九九六年底，我接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发信人是洪堡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叫戴妮。戴妮说她读了我的一些小说，很喜欢，想以我的创作作为她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她同时附寄了一份她整理的有关我作品的目录。她在信中很自信地说：“我送给你我找到的你的小说表，我以为你没有这样的小说表，所以希望它对你有用。”的确，我没有这样的“小说表”。令我吃惊的是，有一些我已经淡忘的作品，譬如八十年代初期刊登在《花溪》等杂志的小说，也赫然列在目录中。据她后来在电话中讲，德国图书馆的中文杂志很多，小说表就是她搜集了图书馆有关我的资料后列制出来的。在那个小说表上，我的小说作品很少有遗漏的。这之后不久，我的日文小说的翻译者、东京都立大学的土屋肇枝也寄来了我的另一份作品目录，它涉及的更广泛一些，连我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散文以及有关我作品的一些评论，都搜集到了，他希望我能修订这个目录。这两份表使我受益匪浅。前年《小说评论》做我的一个作品专题，主持这个栏目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於可训教授让我提供一份详尽的作品发表目录，我就把这两份表格翻出来，让它们互相“补充”，整理了一份较为完备的“小说表”，如今它就存在我的电脑中，需要时，打印一份即是。在国内，我也曾接到过北大、中山大学等学生寄来的信，他们一样也是要以我的小说创作为题，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他们向我求助，希望我提供创作年表、作品目录等资料。这时候我就会感慨，同样是做论文，我们的学生就不会自己“吃苦”去图书馆做扎扎实实的资料准备，虽然他们在国内有着更多的便利条件。
一份小说表，比一张精美的圣诞卡更让我欣喜，虽然未曾谋面，我对戴妮的好感却是油然而生。这之后，她时有信来，要么求证一篇小说的写作年份，要么寄来一些明信片，向我描述柏林春天的风光，描述茨冈人的房子、法国南部山地上的薰衣草等等。从她寄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戴妮脸型瘦削，目光格外的沉静。也正是这种沉静，让人觉得她的气质中有微微的“冷”，这种“冷”对一个少女来说，有如苹果上的露珠，是一种特别的美。戴妮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了，毕业之后，她的信来得少了，后来忽然有一天，她告知我她要结婚了，未婚夫是美国人。她说：“以后我要住在美国了，这让我的父母和弟弟不高兴。”但她以我的小说《亲亲土豆》为例，说她推崇我在那里所描述的“生死之爱”，只从心理感觉出发去体味爱情，她称“西方人一辈子都在找这种爱情”。这大约是戴妮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了。她现在是在美国其乐融融地陪伴着丈夫呢，还是仍在德国，我一无所知。但我相信，在劳碌的生活中，戴妮总会找一个独处的空闲时光，阅读她喜欢的作品。
交往了两三年的戴妮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一个意大利女孩带着她满身的浪漫之气朝我走来，她叫吉安拉。二○○○年春天，我接到一封来自威尼斯的信，她说自己是威尼斯大学的学生，看过我的小说，喜欢我描述的北国风土人情，她要在毕业论文中论述我的小说。她说自己在九月份来清华大学学习两个月，希望能与我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她在威尼斯大学的指导教师也写来推荐信。我回信告诉她，秋天时我在北京有一个新书的发布活动，届时我们可以见上一面。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她，想到接受一些采访时可能会关手机，为保险起见，又把中国作协外联部的电话也给了她。结果吉安拉一到北京，就跑到外联部询问我到北京的确切日期。接待她的钮宝国先生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意大利女孩太可爱了，简直是个天使！”她在外联部跟钮宝国聊得格外融洽，所以她离开中国时送给我的礼物，也都寄存在那里。
十月份我见到了吉安拉。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作家出版社在一家茶楼举行我的长篇《满洲国》的新闻发布会，我把吉安拉约到那里。她背着一个双肩带的牛仔包，穿一条水磨蓝的牛仔裤，银粉色的棒线高领毛衣，披着一头金色的长发，白净的肤色衬着那双明媚的大眼睛，唇角有些微微的上翘，很娇嗔的样子，看上去纯洁而又活泼，诚如钮宝国所言，简直就像一个天使！打过招呼，她进了茶楼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那个沉重的牛仔包，从里面一本本地往外掏着书。她跑了北京很多家书店，将能买到的我的书都买来了，难怪那包如此沉重！一些书的书页中插着纸条，有她准备向我提的问题。她还送给我一条银粉色的丝巾。我发现她很钟爱银粉色。只有内心洋溢着无限光明且又富有情调的女孩才会喜爱这种颜色。我们简单交谈过后，我先被安排接受媒体的采访，这时的吉安拉取出一个小录音机，问我她可以做录音吗。我说可以，她就悄悄把录音机打开放在茶桌上。等我接受完所有的采访朝她走去，说余下的时间可以留给她，她尽可以向我提问的时候，吉安拉看着有些疲倦的我很善解人意地举着那个小录音机说，她要问的大多的问题别的记者已经问了，她只问我两个别人没有提到的问题，于是我就轻松地一边喝茶一边和她讨论小说，不知不觉已到中午，由作家出版社做东，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席间，我有一次叫她“安吉拉”；她马上摇着头很严肃认真地纠正我：“不，是吉安拉。”引来同席的新闻界朋友们的一片笑声。她实在是太可爱了。
吉安拉在回意大利前，特意来到哈尔滨找我。她事先没有打电话，而那时的我已经回故乡塔河了。她在后来的信中说，她喜欢哈尔滨的冰雪，因为看了《满洲国》，她到了哈尔滨很想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和731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