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2期-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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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到什么样的程度？
韩东：没有关系啊，我说过了，跟我的生活有关系，跟我的写作有什么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到北京我就不能写了吗？到广东云南四川我就不能写了吗？到纽约我写不了，用英语写我写不了，可能没有朋友聊天没有朱文的书读我写不了，没有那种气氛我写不了。我滞留在南京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不是由于我对这个地方的爱或是特别适合写作什么样的，因为我母亲在这里，我父亲去世——昨天是二十五周年，我母亲七十多岁了，比我大三十岁，身体也不是很好，父母在不远游，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
努力嘎巴：这种状态给你带来过某种游离感吗？
韩东：既没有游离，也没有不游离，就很正常地活在这样一个状态里。所有的东西在这里交汇，但是你没有分析，就我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而言，我没有分析哪部分是传统的哪部分是非传统的，这个营养来自哪里，那个缺陷又来自哪里。也有人帮我这样分析过，三或者四条，什么以前写过诗啊，所以对句子怎么样啊，什么学过哲学啊，喜欢思考，他的父亲也是写小说的，那是否有遗传影响啊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所有这一切思路对我来说都是自相矛盾的，我不可能去分析，影响我的东西太多了，每一天，每一件事，不同时刻相同的事，过去，将来，所有的东西你怎么去分析？所以没有必要很简单地建立一种因果关系。
努力嘎巴：面临多元化的经济、文化生活，在各种思潮或是价值观并存的时代里，你是怎样看待写作潮流的？
韩东：你说的是风尚吗？风尚每个年代都有，30年代有30年代的风尚，70年代有70年代的风尚。目前这伙人的处境说奇怪也不奇怪，说不奇怪也奇怪，是有一些风尚在起作用。但总的来说很正常，模仿能力强的人先受到风尚的影响，没什么大不了，很好，怀旧也是一种风尚。
努力嘎巴：你怎样看待写作者的身份因素？比如80、70还有美女作家。
韩东：首先，我认为这是一种命名的需要，比如说一个人他就有自己的名字，一条狗也需要，方便。我还记得我们下放时有个地方，那里的狗是没名字的，问，它叫什么名字？答，叫狗，狗有什么名字？结果就很不方便。但有了名字你也不能当真，这条狗你叫它小黑，但它真就是小黑吗？小黑就是它的本质吗？扯蛋！70后就是70后，70后就是他们的本质吗？也是扯蛋。70后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杰出的也有平庸。当然这种命名是有目的的，有些是被别人强加上去的，而有的是自己迎合上去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有目的的，无非就是金钱。
努力嘎巴：你说过在70后作家里面你比较看好李红旗跟曹寇，请问你如此评判的依据是什么？
韩东：没什么，就是我看过他们的文章，一个是他们的东西显示出的征兆，另外跟他们人接触，觉得那股劲，能写下去。能写下去。
努力嘎巴：好，最后一个问题。继《扎根》之后，听说你的另一部长篇正在修改中，关于这部即将面世的作品你能否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相对于上一部长篇，你有哪些不一样的预期。
韩东：跟《扎根》完全不同的一部小说，从叙事方式到故事，都是完全不同。这次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男女之事。为什么要写爱情？因为我觉得男女关系在今天是一根很粗的神经，是一种信仰的替代物，人们在男女关系上有一种偶像崇拜。就社会实现层面而言，我当然希望它读的人越多，能产生越大的影响，有更多的读者，能给我这样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换来一种生活的前景，当然，我是希望它的。就是说读者越多越好，赚的钱越多越好。至于小说本身，那跟这部分是分开的，我肯定是认真去做，而且我也有这个把握。
2004年10月23日
（发表时有删节）
意义的破坏和追求
吴秉杰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长篇小说《城与市》是2004年文学界的重要收获。为刘恪先生的这个长篇写一篇评论文字，我颇有点畏难情绪。倘若评论家也属于读者的范围，而读者又是可分不同的兴趣类型的；那么，我不是一个先锋的评论家，在先锋大潮涌动、乍现波澜时便不是。但对于严肃作家的探索之作，我又历来是很敬重的。在阅读《城与市》的过程中，我曾设想了几个题目：“先锋性：新的展开”，“超文本实验的边界及限定”，“互文推进的文本”，“打通一切精神领域与联系世界的努力”等；最后却写下了一个比较传统的标题：“意义的追求”。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适合我。事实上，我认为它也是这个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些先锋创作（主要是中短篇小说）之所以消失，不再被人谈论，其原因也在于此。仅仅是表现生活的空虚，欲望的泛滥与世界的无意义（自己心目中的或面对的世界），是比较容易的；无意义的世界当然不能束缚任何人，于是便有了语言狂欢、叙事游戏及消解一切既有的准则、意义与价值的大量的先锋作品。可它们忽略了对意义的追求本身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更何况中国人的历史处境、需要及对价值的理解和西方还有着极大的不同。刘恪的《城与市》在先锋大潮消退、沉寂了多年后，又推出了这部被人认为是“囊括了一切”的先锋因素、“不可超越”的先锋作品，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它在意义的破坏中寻求意义，恰是体现了我们所说“先锋”一词真正的时代价值。又为我在传统与先锋的联结处的一系列的“断想”留下了可能。
一
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一跨体先锋文本的创作是出于一种形式冲动；还是意义冲动？
《城与市》的叙事从假定的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我”在一个蛛网尘封的阁楼上发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遗留的一批手稿，它们是一些断篇残简，由于年代久远，文义亦玄奥难解，分别出自文、祥、冬三个当时的年青人之手。这些不相统属、不相连贯的文字一律采用了第一人称，其中还包括了故事、诗歌、散文、戏剧、笔记、理论等一二十种不同的文体类型，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范式要求和叙事规范。如此看来，《城与市》最初的意象及创作的切入点是出于一种形式实验的冲动？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小说叙述人“我”努力地想把这些看来是零散的、不相统属的文稿结构起来，从一种文类转到另一种文类，从一个叙事转向另一个叙事，为此还要加上自己附加性的叙事。这种结构的要求，隐隐地已表明了某种意义的冲动。从超文本写作的“城与市”中呈现给我们的，似乎都是一些生活的碎片、心灵的碎片，但它又隐含着一种综合的要求。既有高度虚拟、想象的叙事，心灵独白，梦幻，“梦与诗”，戏仿和实验剧等超现实的拼贴；也有一些是属于纪实性、思辨性的文类形式，如日记、书信、随笔、评论、文字考证、辞条分析等，而后者则更是无法离开具体的意义而存在的。《城与市》中若隐若显的众多的人物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符号，只是别忘了符号都是有指向的。我还注意到了刘恪笔下的O城那地名、交通、路线、建筑等是完全纪实的，分明也是提醒着我们：不要忽视了那缭乱的文体、心灵的碎片后面那实实在在的内容。
语言文字与那些形式感直接、鲜明的艺术门类如音乐、绘画等自然是有所不同的。文学和我们的心灵用同一媒介——语言包裹了起来，这可能正是我们的文学可引为骄傲的地方。一个孩子可能天生地便能够欣赏音乐、绘画，但不可能天生地便能欣赏文学作品。因为文学作品每时每刻都不能拒绝意义。我们的心灵（这也是一个抽象词）是有意义的，并非仅仅是一些本能的冲动。我们的心灵也需要成长，它可以转化为多种的语言形式。语言是人类精神存在的家园。从这个角度看，或许便能够明白当年的先锋小说所表现出的局部有意义，整体无意义，如何地使它走向混乱、自我消解及至失败的过程。也理解刘恪那复合的文本中分解与深度综合的追求。
可以把《城与市》看作是文、祥、冬在分别的叙述表演与多样文本中所留下的一份（一批）精神的自传。它使主人公、或许还包括刘恪乃至我们的灵魂不得安宁。
二
对于八九十年代的形式主义潮流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的，可能是西方的解构哲学与现代语言哲学。实际上二十世纪的现代哲学基本上都是一些认识论哲学（包括存在主义、现象学等），以区别于古典的本体论哲学。而我们（至少我）对此是一知半解。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逆向思维出发，指出我们所真正面对的不过是一些无限的能指链，永远达不到最终的所指，从而也就彻底地消解了能指与所指的对立，消解了我们所自认为的一系列的中心意义和价值。语言哲学强调，语言是先于现实、先于我们的主体精神而存在的一个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束缚着，也规定着我们的存在。于是，我们便又有了语言崇拜。耽于语言的狂欢，放弃意义的追求，把语言游戏或形式实验作为了自己写作的惟一的目标。我认为，这一切的症结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引入实践的因素。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是一种实践，写作当然也是一种实践。在实践中，我们的语言所指其实都是明确和可以把握的。要把那些有“想法”的形式探索和一味模仿的写作区分开来。我想，若真是因为没有“想法”而写作；基于“意义”的匮乏，便转向了“形式”；那真是有些开始走火入魔和放弃了文学史所昭示的愈是匮乏便愈要追求的文学功能了。
刘恪 的写作，当然是有“想法”的。既有不同的生活和命运的各别的表现、更有民族的和一定历史时代的综合的意义。
三
从踏入“城与市”的那一刻，扑面而来的便是大量不同的语言信息，让人应接不暇，来不及消化与吸收。它不断地从一种场景转入另一种场景，一种文类转向另一种文类，省略了各种交代与过渡；多样文本并置、多重叙述视角交叉和看似无逻辑的并存关系，使它看不到明显的发展过程和叙事的因果性关联。它是断片式的，发散的，模糊的，开放的，似乎随时可以插入阅读，又随时可以抽身而去。从这个角度看，《城与市》似乎是破坏了我们对于意义的理解，它不向我们提供一些明确的、凭现有逻辑便可证明的意义。然而也正因此，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认识空间，要求读者自行感受与感悟，组织起属于他自己的关系结构和认识。
超文本写作，要在文学上确定自己的边界，必须要有一个属于文学的主导的文体范式，刘恪对此是清醒的。我觉得可以把《城与市》主要看作是上个世纪的三个文化人（文、祥、冬）和他们所联结着的无数女人的故事。文、祥、冬以各种文本方式披露了自己隐秘的私生活，和隐蔽的心灵。由于他们处在同一时代、同一城市、相互是朋友，他们分别的叙述便产生了某种联系和精神上的交流的关系。文出生于农村，童年有心理创伤，是由外省来O城打工的文化的漂泊者与流浪者，正在现代文明的都市中寻觅自己的梦想，又备受着欲望的煎熬，因而更渴望着有一个安居灵魂的小巢。祥是北京的老知青，他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荒谬的乃至残酷的历史生活的磨炼，因而比较成熟。冬作为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既是四合院文化解体后的新一代而有所失落，又正在当下金钱及财富馈赠的机遇中纵欲享乐，他说自己的生活便是“认认真真做广告，认认真真的×女人”。然而他也在寻求着自己的“真爱”。这三个人物可说是相当完整地代表了一代文化人的历史境遇和文化生态。“祥，沉思；文，忧郁；冬，世俗”。《城与市》中还写道：“认识女人，也就认识了城市，不以好坏论女人，在传统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女人都是阅读城市的窗口”。事实上，《城与市》中出现的众多青年女性也是有区别的。譬如穿黄旗袍的姑娘、薇、小琴等更有某种传统的气质；而姿、雅丽、钟翎、美美等则纵欲无度，当生活中没有什么真正值得爱慕的东西时，她们便把欲望转向了自己的身体、内心的欲念和冲动，转向了女人的自恋。祥在知青时期由燕子，转向虹，后来的妻子则是淑媛；文寻觅着穿黄旗袍的姑娘，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