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2期-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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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品种卖火了，其他的摊主就会跑到广州进同一品种的商品，于是最先卖此货的人盛怒之下，干脆来个率先“跳楼”，要死大伙儿一块死，谁也别装傻充愣地捡便宜。当然，由于这个品种正处在当卖之时，这类“跳楼”实际上就是批个本钱，并无赔钱之虞。而那些“追货”的人见势不妙，也只能眼睁睁地跟着“奉陪”，有个别能沉得住气的，仍然我行我素，宁死也不肯降价。结果，好端端的一个品种就这样被批得“七零八落”，要不了几天，就能批倒批臭批烂了行。个别能沉得住气的人到最后，要么能“反弹”批上个好价钱，要么死得更难看。当然，这种赌博成功的概率小之又小。
“仿货”其实就是一个高档品种卖火后，被仿造出来的品种，是近一两年才风靡服装市场的。“仿货”通常都是质次价低，以量取胜。
我把双手插在皮夹克的袖筒子里，不知如何是好。“我们降些价怎么样？”我知道这个主意有点馊，但此时我觉得我还是说点什么好。
高小菲歪着头，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我。“降价？降多少？我们再降也批不过人家呀。他们的货刚一上行，就只批四十五元。”说完，高小菲又自问自答：“降十元、二十元的，根本不起作用，再降我们就只有赔钱的份了。你知道我们后面还有多少货？是一千四百条啊，这得赔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你说。”高小菲虎着脸直视着我，好像是我故意坏了她的生意。
“那，那我们就还按照现在的批价批？这不是等着死嘛。”我也急了。
“先坚持几天再说下一步。我一会儿就给那个死老吴打电话，让他马上停止空运，后面的货暂时改为汽运。我们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成本这块先降下来。”高小菲冷笑一声，“那咱们就看看到底鹿死谁手！有人豁出去死，我还豁不出去埋吗？”高小菲这么说，更像是在为自己（当然还有我）加油鼓劲。
当天上午，就有几个开时装店的大户一块儿凑过来劝我降价。他们认为，虽然仿货的质量不能与我的货同日而语，但批价相差太远，势必会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冲击。老实说，他们的话不无道理。但我始终微笑着，就是不搭腔。问急了，我才装作无可奈何地说：“我也是没办法，这批货的利润实在是有限，降价就意味着赔钱。你总不能让我每天起个大早到这儿来赔钱赚吆喝吧？”
接连三天，我的摊位连批带小卖才出了八十条裤子，多亏了大伟和小伟，这哥俩儿并没有因为我的货滞销就把货返回来，而是更加卖力地为我增加销量。这三天，他俩帮我卖出去了三十多条裤子，有些裤子的卖价就是我让他俩返的钱。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些剩下的货能“跳”多少钱，怎么才能少赔点。再这么无谓地拖下去，我的神经实在是撑不住了。我要向高小菲讲明我们目前的处境，并尽快制定出一个“跳楼”的计划。不然天一热，想“跳楼”都找不到“窗台”了。
这时，高小菲突然打来电话，让我火速赶到“紫藤蔓文化餐厅”，说有要事商量。
我俩还是坐在上次吃饭时的位子上，高小菲明显地露出了疲态，眼泡红肿。我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想，高小菲怕也是撑不住了。既然这样，还是由她主动提出“跳楼”更好一些。毕竟，我是个大男人，在这种事情上，男人要点脸面，多点虚荣心还是情有可原的。
高小菲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人立马就精神了起来。她挺直腰板，用腹部顶住桌沿，颇神秘地小声说：“那几个开时装店的大户并没有离开沈阳。”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高小菲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好气地问。
“当然有关系了。”
“也许他们是在等谁家的新货吧。”我知道，那几个开时装店的大户都是专营西裤的，而此时的季节正是新货层出不穷的时候。
“他们能有耐心留下来，一是想等家里反馈那些仿货在当地的销售情况；二来就是盼着我们的心里防线早点崩溃，然后再联合起来逼迫我们就犯，大幅度降价，他们好从中谋利。”
“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多降些价，好让他们大批拿货，说不定，我们还可能保个本呢。”我终于忍不住流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们下这么大工夫和本钱，可不是为了什么保本的。我们是在做生意，做生意天经地义就是为了赚钱。该赔的钱，只要能赔个明白，我会一眼不眨地赔；可该赚的，一分钱都不能让它从我的手指头缝里溜出去。”高小菲显然听懂了我的丧气话，“刚才，他们几个来找过我，让我降二十元钱，就把库房里的裤子全‘兜’了。我都懒得理他们。我估计，他们是家里断货了，在催他们赶快进货呢。”正说着，我的“大棒子”响了，是一个时装店老板打来的电话，说来说去，无非一个意思，降价，每条降价十元，就“兜”货。我和高小菲不约而同地把身子探到桌子中间，高小菲也把耳朵凑到话筒旁。我们的脸几乎贴到了一起，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呼吸，高小菲一个劲地笑着冲我摇头摆手。对方见我无动于衷，只好沮丧地挂了电话。
“最多再等一两天，他们肯定会找我们拿货的，我保证。”高小菲的脸因兴奋而涨得通红，跟打了鸡血似的。说完，高小菲端起满杯的“通化”红葡萄酒与我连碰了几下，一仰脖，咕咚咕咚地倒进了肚子里。
第二天上行后，我发现那几家卖仿货的摊位前格外热闹，许多拿货的人背着大包小包愤怒地嚷嚷着要退货。原因是裤子的腰围、裤长、尺码都不足，更重要的是裤子的瑕疵太多，挑来挑去也很难找到一条没毛病的裤子，费尽口舌好不容易折腾出去了，但买裤子的人转头发现了大条的瑕疵就又跑回来退货，既麻烦又影响卖其它货的生意。仿货的摊主们个个急得满头大汗，只好同意领拿货的人到库房里去换货，但坚决不退。于是，一帮又一帮拿货人只能无奈地呼啦啦拥着摊主去库房，其场面极为混乱、嘈杂。
但一上午，我家只批了几份小货，那些时装店的大户们并没有到我的摊位上来，而是齐聚在高小菲的摊位前。他们并没有多言，就乖乖地跟在高小菲的屁股后面去了库房。
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真怕高小菲与那几个人达成什么幕后交易，那么最后的倒霉蛋就非我莫属了。因为是我把他们最后的报价毫不犹豫地驳了回去，堵死了自己的后路。
下行后，高小菲告诉我，说她今天批了八百条。我酸溜溜地说：“那就恭喜你了。”高小菲又问我批得怎么样？我如实相告：“只批了六十条。”高小菲稍稍犹豫了几秒钟，然后清了清嗓子，提高声音仗义地说，“这样吧，兄弟，从今天早上起，咱们的货就算合到一块儿了。你看怎么样？无论谁批的货，都算是咱两人的，我们平分。”见我默不做声，高小菲继续解释说：“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今天我批了八百条，你批了六十条，平均一除，就是每家批的货了，也就是四百三十条。明天早上，咱们把各自的货清理一遍，点好数，然后，统统放到我的库房里，我的库房宽敞。我们每天下行分一次钱，从现在起，我们就是真正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了。”显然，高小菲是怕我多心。
“咱们是不是先给吴老板汇过去一部分加工费？我怕吴老板那边不放心，到时候催我们就不好意思了。”我对高小菲的义气之举感激涕零，但又不便直说，只好打了个岔。
“我刚才给老吴打过电话，让他继续发空运。老吴一听，激动地在电话里一通嗷嗷叫，好像比他自己挣钱还高兴似的。”高小菲边说边哈哈大笑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生意重又恢复了往日的红火。现在，我连“五爱”市场的大门都很少进了。每天早晨上行，就直接打车到高小菲的库房。库房离市场挺近，在一条僻静的胡同里，是一座旧式楼房的一楼。有拿货的人，服务员就往这里领。尽管三月的天气还比较冷，风也吹得硬，但阳光很温暖，照在身上让人有种懒洋洋的感觉。我跟高小菲每人搬一条小板凳，坐在楼前批货。当天的货批光了，我才偶尔闲人似的进市场里溜达一圈，顺便收一收小卖的货款，然后，就找大伟、小伟哥俩喝点小酒。日子过得悠闲而自在。
可能就是这种优哉游哉的日子，让我有些忘乎所以了。有几天没事的时候，我跟大伟和小伟就往市场对面的“金银岛”娱乐城里钻，去玩“老虎机”。开始，我们约定每人每天只玩一百元的，赢一百元抬屁股走人，输一百元也不得恋战。可玩玩，我和小伟就有些欲罢不能，开始偷着上分了。那天下午，我就输掉了两千多元，整个人都赌红了眼，任凭大伟在一旁怎么苦苦劝说我也不听，继续嚷嚷着上分。
突然，一只手死死地按在了“老虎机”的开牌键上。我不看也知道那是高小菲的手，但我还是吃惊地回过头，冲她尴尬地笑笑。高小菲抿着嘴唇，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两只大大的眼睛像两团燃烧的火焰。“我只是小玩一会儿，马上就下分。”我被高小菲盯着心里直发毛，心虚地说。我看见大伟躲在娱乐城的玻璃门后面，闷闷地抽着烟，马上明白了眼前的一切。
“你可真行，想不到，刚赚俩钱你也学会烧包了。”高小菲这话可够损的，尤其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实在让人下不来台。可我知道，她是一片好心。
“高姐，我不玩了还不行吗？”我自知理亏，冲服务员大喊一声，“来来来，给我下分。”说完，我欠起身，尽管脸上挂着尴尬的神情，但我还是把两手插在裤兜里，随意地摇晃着身子。
“小姐，他这上面的分值多少钱？”高小菲问女服务员。
“四百多，不到五百。”
高小菲从手包里捻出五百元钱往我面前的台上一放，然后一把夺过女服务员手中的钥匙，不管不顾地插到“老虎机”上方的上分插孔里，使劲一转，屏幕上的分数就自动消失了。
“干吗啊你，”我有些气急败坏地回过头来，“高姐，你这是干吗啊？！”
高小菲没说什么，一动不动的看着我。看得出她也很想说什么，但就是没说出来。这样站了一会儿，有一刻我停止了呼吸，迅速地捧起高小菲的脸，在她的额头上狠狠地嘬了一口。
蓝石；沈阳人。曾在《芙蓉》《十月》《天津文学》《诗刊》等刊物上发表过小说、诗歌。现居北京。
温柔的部分（短篇小说）
顾 前
如今许亮已经人到中年，并且开始发福。肚子大了，头发疏了，脸上也有了一层油光光的浮肉。整个人看上去有些庸俗，像个工商局长，像个作协副主席，像个屠夫。但是我要说，他的心灵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一并老去，他仍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多愁善感，尤其是他那种偶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的脉脉温情，说来的确令人感动。一次，我和许亮从一间发廊里按摩出来，站在夜晚的街头等出租车。四周的酒吧饭店霓虹灯闪烁，不远处的一家麦当劳餐厅里传来悠扬的乐曲声，这时一阵风吹来，吹起了地面上的几片落叶，许亮忽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天凉了，又是秋天了。我有点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上有着一种忧伤和惆怅的神情……有时我想，许亮内心深处的这种柔软的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呢？当然，我无意像个学究一样仔细地考察他生命的每一个足迹，我只是揣测，或许他早年的知青生涯，对他产生了某种影响。一个诗人写过：
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
它养成了我性格中温柔的部分
是的，许亮也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虽然我还不能肯定这对他来说就一定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至少发生在那时的一件事，曾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1976年，许亮高中毕业后，到安徽滁县的山区插队，这儿就是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开首提到的“环滁皆山也”的地方。这里空气清新，景色宜人，连绵起伏的山峦上树木葱茏。山涧里怪石嶙峋，涧底流淌着清泉。树林中还有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娃子”的大白鸟，这种鸟叫起来的声音就是“哇、哇”，仿佛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惊奇。
有段时期，许亮和另一个南京知青杨四海被队里分派看林子。杨四海比许亮大几岁，插队的时间也比许亮长，他身高一米八二，长得膀大腰圆，在当地是个无人敢惹的厉害角色。因为同是南京老乡，所以杨四海对许亮还是格外关照的，这使得许亮在插队的那几年里，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