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雇谩Ｋ臀颐撬南氯フ遥峁蛞患夜迅炯易獾搅艘黄ァ２⑶遗伤亩铀臀颐堑叫〗秩ィ庀氩坏降乃忱沟梦颐怯种匦禄钤酒鹄矗刮颐峭橇似＞牒痛赐矗灰芄患绦敖裁炊际窃谒还说摹０菪还绯ず螅颐潜阃枪迅镜男《佑置白庞晷舜掖业母下肺颐且宦泛湍切『⒆犹缸耪獗叩姆缢兹饲椋芑钇每砂茸蛱炷歉隼贤纷右腥ざ嗔恕Ｋ蛔〉赜眯≈窀硕薏咦潘穆恚炖锎笊汉茸牛锹硪步崾底炒螅芊铀≈魅说闹富印Ｒ虼诵薪俣纫簿臀扌沃屑涌炝恕Ｌ切÷矸蛩怠敖裉斓穆繁茸蛱旎挂炎撸焦阶芨叩拇笊健！蔽颐翘擞植唤佟１茸蛱旎挂嗟男谐蹋强嗫鼋鞘裁醋涛赌兀�
经过一道汹涌的大河与许多像浆糊一样的烂泥路以后，第一座大山巍然拦在前面，唷，那么陡峭的山坡，那样曲折的羊肠小径，山顶完全给白云封蔽了，仰望上去，已不免有些害怕。这一个已经够了，可是还有一个哩。
我们气喘喘地一步一步的爬上去，将近几十度的陡坡，有些地方简直就没有路。我们攀藤附葛的爬着，那是真正的爬，膝盖与胸脯都抵在湿滑的土壁上。脚上又添了一批新的创伤，新的旧的并在一起，痛得头发晕。一次，爬了一半，我的手软了跌下来，倒在泥坑里，暂时的休息给我以极大的快乐。几乎想永远睡在那里不愿起来了。但看到马渐渐的去远了，英和魁也渐渐不见了，恐惧便又袭来，于是又忍痛站起来向上爬去，但才两步便又滑到地下，大雨将我的全身淋得湿透，汗也从里透出来和雨混杂在一起。衣服上全染满了灰赭的泥浆，然而我不能顾这些，意志严厉的命令我继续爬上去，在这儿决不能落伍，落下来必然会遇到死神的降临，连一片肉，一根骨都会给豺狼拖去当美餐的。
快到山顶时，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倒在泥坑中，休息了一阵。英和魁也在前面坐下张着大嘴喘气。但那小马夫却站在山顶上扬着鞭向我们笑哩。真是“强龙难斗地头蛇”大人比不上小孩子。
下坡时，全身的筋肉才稍为松弛一点。费力也小得多，到一个半坡里找到一个小茅房，请老百姓烧了一大壶开水喝了，才略为恢复了些元气，当然是不能多坐的，又得继续赶路，问老百姓，这里才只是全程的四分之一哩！
没多久，第二座大山又昂然地迎面而来，由于心理的作用，觉得比第一座还要高一倍。这次上山，速度更慢了，比我们做蜗牛，也不算辱没，我们的气力实在用尽了。今天早上只吃过一点饭，这原动力在爬第一座山时早已用尽，现在完全是用精神的潜力在走路。我们爬一两级又坐下来休息一会，最后，我觉得肚子简直饿得要合拢来，随手在山中的玉蜀黍田里剥了两根玉蜀黍，一路走一路慢慢地嚼着，味道倒很鲜美，略解了一些饥渴的压迫。然而这座山实在太高了，那山顶的大岩石还是遥遥不可及。我抬头看了一阵子，上面四围都是荒凉的丛林和漫山的野草，没有一家屋子。我的眼忽然发眩，头一晕就倒在地上。英和魁马上过来扶我起来，我缓缓的对他们说：
“我实走不得了。你们上去替我找匹马下来吧。我就躺在这里等。”
“海，你别胡说了。”英正经的对我说：“还是起来走吧。再咬紧牙关努一把力，翻过这山就快到了。”
“好吧，英，请你扶我起来。”好容易移动一步，几乎又倒下来了，我竭着所有的力再向山上爬去。
（原载 １９４３ 年桂林出版的《文学创作》第 ２ 卷第 ３ 期）
《展开新的抒情时代——为庆贺诗人节》
现在是一个没有诗的时代。
倘使“诗的”形容词是“美的”、“和谐的”的同意语，你能说今天有诗吗？今天有的是丑恶、腐败，和全国人民所诅咒的内战。倘使美妙的幻想世界也算是诗的特质之一，那么今天全国人民正陷入最深刻普遍的幻灭。最富于想象、最热烈地追求幻想的诗人也是幻灭得最惨、最无可安慰的，你能期待他们唱出最美妙的歌吗？诚然，有人希望诗人在最黑暗的时代依然歌颂光明，但倘使他们竟而这样做，他们已经不是诗人了。他们只是冒渎诗的语言的奴才。
然而今天这局面又不可能无诗。人在疾痛惨溃无可告语的时候会呼“天”！呼“父母”！这呼天、呼父母，对天、对父母诉说自己的冤曲苦痛便是诗。便是真诚的诗。那无数为中国的光明和自由奋战不屈的青年在胜利之后依然铁锁锒铛，呻吟狱底，甚至象羊枣们一样在酷刑磨折下抑郁疾病而死的，有人代替他们呼号吗？有的便是一字一滴血一滴泪的诗。那么湖南、两粤、河南一带掘草根、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的几千万灾民，每天平均几百几千饿毙者，人为灾荒的煎熬下的同胞，诗人们关心过没有？倘使给他们以“同胞”的“同类”的关心，把他们迫切的痛苦要求喊出来，便是今天我们馨香祷祝以求的仁者的诗。那在关外关内，在好战分子指挥下继续绝望的内战而流血的千百万农民士兵甚至知识青年，有家归不得，被迫肩起美国装备，杀自己人，那千千万万在十四年奴役之后再死伤在内战炮火和美国飞机炸弹下的东北同胞，诗人注意了么？倘使能替他们呼冤，能喊出正义的声音，那该是多么好的诗！还有，就在我们文化艺术的园地，我们忍受了八年来的艰辛，我们作了应有的可能的贡献，我们今日不仅依然在饥饿线上挣扎，而我们的自由反受着前所未有的侵害，我们的地位和尊严受着无可忍受的侮辱。统治者企图分化我们，从最弱小可欺的着手来渐次贯彻他们的倒行逆施。我们能站在我们自己职业阵线，与我们弱小卑微的同行同休戚共患难，喊出我们自己的要求，防卫我们自己的利益么？倘使有，那也该是多么值得称赏的诗！
这一类的好诗我们还没有，有也少得很。我们这么多诗人为什么都不大写这一类的诗？难道说，应该是多情的诗人反而无情了么？
诗人是多情的，但以前的诗人常常是最个人的、最孤独的，他更多的关心自己，更多的诉说自己的痛苦，而不甚习惯于为广大人民而歌唱而呼号。他们总觉得这些呼号常常不免有些空洞而虚伪，或是有些“八股”，而八股不是诗。但诗人一歌唱到群众，呼号到广大痛苦人民，为什么就显得有些虚伪，有些八股呢？这主要还是由于诗人们还不曾真和群众，真和广大勤劳人民生活在一起，还不曾真理解人民，也还不曾真看出他们的伟大力量，因此诗人还不曾真获得群众的、人民的感情，而常常只是知识层的同情，这不能不显得空洞虚伪。
这里要求诗人情感的革命。情感是有阶级性的，因此是可以革命的。新的时代要求新的感情，要求新的抒情诗。诗人走向人民中间，再由人民中间产生诗人。诗歌是人民生活感情最天真、最直接的吐露，民族灵魂最纯美的发挥，这样才会有“民主诗歌”，才会展开新的抒情时代！
在抗战初期，民族感情普遍高涨，写诗歌的最多，形成抒情诗的洪流。其后，抗战进入艰苦阶段，一般情绪低落，作家倾于内省，诗歌产量减少，或转入冗长的叙述诗的时代。再入抗战后期以迄胜利后的今日，如象剧坛流行《升官图》一类的政治讽刺剧一样，风靡诗坛的也是“马凡陀”式的讽刺诗。诗歌成为反贪污、反法西斯的有力武器。但讽刺始终是站在现实旁边的观察者、批评者。当人民发见“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当人民发见他们的公仆已经骄纵到无意顾虑到他们的感情和意见而一意孤行到底，热烈的反抗狂潮将会代替冷静的批评，排山倒海的民主、抒情时代也将会代替讽刺时代。
这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不能没有民主，不能没有诗。民主必然胜利，诗也必然胜利！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４ 日上海《文汇报》）
《我们没有新的歌手了吗？》
聂耳是民族抗战的歌手，在抗战胜利后第一年纪念聂耳的死，原是带着无限兴奋的，但提起笔来依然是这么沉重。
我想，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所鼓吹的民族抗战虽然不久成为事实，而且终于使敌寇屈服，但十年来的惨重牺牲并没有使人民获得真正解放，国家获得真正独立，相反的依旧是一团黑暗，遍地嗟伤。
我们应该引为光荣的合作——《义勇军进行曲》（《风云儿女》中的一支插曲）在抗战前期已经被全国不愿做奴隶的同胞们所热烈传唱，抗战进行中更是不离广大军民之口。抗战胜利后我们的民族任务转入争取民主、和平，我们这歌也被陶行知先生们改为《民主进行曲》。这是我们应该高兴的。但是不该高兴的一面是敌伪时代那些无耻的乐奸们，竟把这曲改来鼓吹当时他们所谓“和平救国”。尤其可恶的是早些日子中国法西斯英雄们又把它改成反苏进行曲，利用在所谓“爱国游行”。重庆某大报在游行日的煽动性社评居然标题作：《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真是无耻之尤，也是我们那支曲子所蒙的绝大的不洁！
当然就在胜利的今天，我们民族依旧没有脱离“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依然要不顾一切牺牲，继续前进，但是我们的牺牲却是多么重大啊，特别是在新音乐方面。聂耳之死已经是我们绝大的打击了，接着黄自先生在上海去世了，张曙在桂林和他的爱女一同在敌机轰炸中殉国，任光在江南事变中做了惨烈的牺牲，郑志声病殁重庆——这一连串的悲哀的重压够新音乐界负担了，万不料连现役
作曲家的中坚洗星海兄也在由北欧归国的旅途中作了不归之客。
当然新音乐是群众的音乐，它的发展原不建立在个别优秀作曲家身上。但真正群众的音乐家，具备优秀天才和技术而又为群众拥护的作曲家，在今天中国的新音乐界是多么可贵啊！倘使“干部决定一切”，而这些经过磨炼的干部是多难得啊！
我曾经参加过好些这样的追悼会，我不止一次地用眼泪浇奠这些离我们太早的死者。我想，有什么办法留留他们呢？苦难的中国还需要他们，因为他们的声音代表着人民的声音啊。但他们留不住了。也不能再听见他们的新的歌声了。
新的歌声是这样的沉寂。如象剧坛演着旧的剧本一样，歌坛也唱着旧的歌曲。
我们没有新歌手了吗？没有人肯代表人民的声音了吗？人民没有声音了吗？
在许多崇高的先驱者的感召下，在新音乐的优良的传统下，在祖国现实的神圣要求下，多数新的民族歌手、民主歌手在不断的养成，而且已经在出现了。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重新要求伟大的歌手，要求代表他们的呻吟、讽刺和怒吼的歌手，要求为和平、民主、团结建设的歌手。这要求是会被新音乐愉快答复的，先驱者的灵魂不会在这些新歌手中复活的、扩大的。
我们将发见无数无数的新的聂耳！新的黄自，新的张曙、任光，新的洗星海！
从桂林认识聂耳的三兄叙伦先生起，使我更多的知道聂耳的家庭。及至到了昆明，又曾拜见聂耳的老母、大兄，并曾和叙伦兄一家，由运粮河乘船过大观楼，泛昆明湖，登西山，扫聂耳的墓。我也曾从他的墓上，望从我头上过去、冉冉向巫家坝降落的美国战斗机，望湖上往来翱翔的鸥鸟，望百里荡漾的波和草，和隐约在碧波尽处的大昆明的城郭楼台。当时我想，纵然是“硬骨也成灰”吧，聂耳总算能归骨故乡，而且安眠在这样的山水胜处，算不错的了。比起来，张曙父女的忠骨一度由三厅同志把它葬在桂林将军桥冰水塘畔，郭沫若先生还给他立了墓碑，后来却给电工厂的老爷们抛在另一荒山的丛冢间，连郭先生题的碑也敲成了两橛，半橛插在棺边，剩了“曙之墓”三字。凭着这，我们才辨识了遗骨的所在。朋友们正预备给他改葬，恰逢湘桂战起，兵火仓皇中遂无暇及此。于今不知怎样了。再比起来，任光兄殉难江南战地，甚至不知埋骨何处，……想到这些，我不觉潸然泪下。
倘使不打仗了，和平了，民主了，我想无论如何要去收拾和找寻这些战友们的骨头。
中国音乐家太可怜了。
真不应该这样惨。
恕我写不下去了。
（原载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海《文汇报》）
《南国》月刊——杂志回顾
若不是编者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