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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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兰亭序》真伪问题引发的“官司”
郭沫若在忙于政务和频繁的社会活动之余，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还保持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他以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为文艺界和学术界贡献出一些新的成果，给人们带来一次次惊喜，除上述有着“迎合”色彩的“为曹操翻案”外，还有一些并不能看作迎合和紧跟的，这就是1965年提出《兰亭序》帖并非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而是别人依托的见解；还有即下一节要说到的《李白与杜甫》着作。此二者，和毛泽东也多少有些关系。
关于《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因为有毛泽东的介入，其中还有些动人的情节，故有必要在这里用一些笔墨作一番叙说。
《兰亭序》帖又名《兰亭宴集序》帖，是我国古代着名的行书字帖，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极为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传为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所写。唐代何延之在《兰亭记》中对它有这样的介绍：
（《兰亭序》）逸少（按：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按：即羲之，因羲之官至右军将军，故名）蝉聊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暮春3月3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凝、徽、操之等41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所无。
所记如亲历者见。不过相传原本被爱好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得，认为堪称王羲之书法之冠，遂令人临摹了许多副本，真迹为其死后陪葬于昭陵。后人见到的《兰亭序》帖，皆为临本摹本。
《兰亭序》贴摹本以冯承素本被公认为最近原作。全篇凡28行324字，写来从容不迫，气韵生动，雄秀兼蓄，文情并茂，真让人感到达到心手合一的高度境界。
除摹本外，唐初的虞（世南）、欧（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书法大家也都有临本传世。但后人评论说：“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去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嗣后，宋代的薛绍彭，元代的赵子昂，也都有临本相传。尽管这些临摹本都各自透露出它们的临摹者自己的个性特色，表现出相当的艺术价值，但均不是右军真迹，不免越发给人临渊羡鱼之情。
《兰亭序》帖不仅因为后人许许多多的临摹本而给人仰不可及爱不可得之感，还因为关于它还有一些传说，更让人觉得它几近神圣的地步。
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位何延之，写了一篇《兰亭记》，文中除了活灵活现地记叙了《兰亭序》的写作情况，还精心地叙说了一段它后来的命运和遭遇。
他是这样讲故事的：“右军（对《兰亭序》帖）亦自爱重，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付弟子辩才。……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按指王羲之、王献之）书，访募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寻知在辩才处。”于是便想尽种种办法诱取《兰亭》，而辩才却始终推说经乱散失，不知所在。后来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去骗取，费尽苦心，终于得手。太宗高兴得不得了，钦令对房玄龄、萧翼、辩才都予重赏。并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前，向高宗耳语：“吾欲将所得《兰亭》去。”于是《兰亭序》的真迹便被作为太宗的陪葬品而埋进了昭陵。
这真是说得有点神乎其神。特别是太宗死时向他的儿子高宗提出要求把《兰亭序》作为殉葬品带进坟墓，且父子二人是用“耳语”，除非是高宗后来传出，当不可能为第三者所听见，太宗的遗愿，《兰亭》的归宿，又究竟会是怎样呢？
还有一位与何延之基本同时代的人刘其所着《隋唐佳话》也有一段传说，全文是：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按即后来的隋炀帝），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一作“乃遣问辩才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诸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这段故事，虽有些情节与何延之所说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依然是把《兰亭序》说得十分神乎，读之仍使人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
不过，总的说来，历代比较流行的说法乃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会于会稽之兰亭。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诸诗友饮酒唱和，得诗三十七首，积成一集，王羲之即席挥毫，写下了《兰亭序》。由于爱好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特别欣赏王羲之，认为“尽善尽美”者只有王羲之，他尤其喜欢这个字帖，所以断然肯定系王羲之真迹。其后的许多帝王和士大夫也这样宣扬，使《兰亭序》帖一直享有盛誉。这一说法多少年来几乎是书法界和书法史的定论。
说“几乎”是“定论”，是因为对于《兰亭序》帖究竟是否王羲之所作，还是有人不断质疑，尽管质疑的人不是很多，且终未成大气候。
较早的质疑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即怀疑为何在唐以前一些史籍丛帖未见入载，只是在唐之后经过唐太宗的特别“青睐”，又经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欣赏”及许多封建士大夫的附和迎合，群起“咏赞”，才把它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许多人都不否认该帖有其不可低评的艺术价值，但也有人对其评价不高，认为既经钩摹，即难看出真正的王羲之的笔法精神。
应该说，这些质疑并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直到清代晚期，先是咸丰年间的赵之谦隐隐约约地提出了对《兰亭序》帖作者的怀疑。他是话中有话，说：
重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元）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变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
这段话说得曲曲折折，什么“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什么“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什么“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无非是说《兰亭序》的作者问题，实在是值得怀疑和商量的。谓“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是告诉人们从《兰亭序》帖中是看不到王羲之的“本来面目”的，这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兰亭序》帖的作者不会是王羲之吗？
而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顺德出了个李文田，他比赵之谦就更勇敢、更直截了当，根本不顾世俗之见和千年定论，直白地指出《兰亭序》实非王羲之所作。
李文田是在为别人（端方）收藏的《定武兰亭》写跋文时，发表出自己的这一看法的。他对《兰亭序》帖提出了几点怀疑，最后的结论是连《兰亭序》文章都不一定是王羲之写的。因此，“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这一问颇为有力，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羲之是《兰亭序》帖的作者。
他的话不算很长，不妨全文录在下面：
唐人称《兰亭》自刘《隋唐佳话》始矣。嗣此，何延之撰《兰亭记》，述萧翼赚《兰亭》事，如目睹。今此记在《太平广记》中。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为《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可疑一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帖跋语，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予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惜诸君不见我也。
依李文田的看法，《兰亭序》帖，毫无疑问是一篇“佳书”，观之足令人惊心动魄，但不会是王羲之所书。他从“笔法”以及原文上推理立论，最后得出“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结论。这一下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把过去人们的质疑导向到完全的否定。把过去“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话变而为明明白白的话说出。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实在是大胆的惊人之语。
然而，李文田发表的诚然是大胆高论，但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人们仍旧习惯遵循长期传下来的看法，还一直照老样尊《兰亭序》帖为书圣王羲之的大作，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郭沫若重新发难，提出对《兰亭序》帖作者问题的质疑，挑起了新的一轮争论，在书法界、历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郭沫若挑起这一问题的争论，是由南京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