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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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毛泽东在写好这两首诗后不久，他想到有必要把它们给郭沫若看一看，最好是请郭沫若提点意见，以便作些修改，使这两首诗在各方面更臻完善。于是，9月7日，他写信给他当时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说：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
……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信里的话不多，确表现了毛泽东自己在诗歌艺术方面的谦虚和成熟。
胡乔木接到信后，立即将这两诗送交郭沫若。郭沫若读后极为高兴，即于9月9日和10日，非常认真地连写了两封信给胡乔木，很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9日的信上说：“主席《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的信上又写道：“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
胡乔木不敢怠慢，立刻将郭沫若的信迅速转送毛泽东。
毛泽东读了郭沫若的信，对郭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并不觉得合适，但认为郭的意见颇有道理，觉得给了他以启发。便顺着郭沫若的思路对两首诗又改了些字句。
如对《登庐山》的第二句的“欲上逶迤”改为“跃上葱茏”。葱茏，形容草木青翠茂盛，此指山顶。这样一改，原诗给人的“踟躇不进之感”没有了，而比郭沫若拟易的“坦道蜿蜒”又显得更为恰当、更富有诗意。又如对《登庐山》第四句的“热风吹雨洒南天”，毛泽东觉得郭沫若拟易的“热情挥雨洒山川”似乎太直，诗意不是很浓，便将“南天”改为“江天”，全句前数字均不动。这样一改，不但与上句的“冷眼向洋观世界”谐协，而且诗的意境更开阔，诗味更浓。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按郭沫若的意见改，但确实是考虑了郭沫若的意见，吸收了他的建议的。而且，毛泽东在对这两首诗作了修改之后，为慎重起见，又于9月13日写信给胡乔木：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由这封信更可以看出在作诗方面毛泽东对郭沫若是如何尊重。
郭沫若接到了毛泽东再次寄来的两首诗，便又认真地进行了阅读，并尽可能地根据自己的眼光和理解，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根据郭沫若等人提出的意见，反复修改，于1963年12月首次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上。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定稿：
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文学》杂志在第五期上发表毛泽东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创作的诗词6首。发表之前，《人民文学》编辑部将这6首诗词抄送郭沫若，请他撰写诠释文章。郭沫若见到后，十分高兴，并致信毛泽东，对编排次序和个别字句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即复信郭沫若，同意他对6首词的次序编排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
郭沫若在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后，写出了诠释文章《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5月9日，《人民文学》编辑部把郭沫若文章的清样送与他本人校阅，他又转呈毛泽东审阅，请毛泽东“加以删正”。对于郭沫若这篇诠释文章，毛泽东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说明他对郭沫若的诠释基本上是同意的。
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中，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诗词是“革命的诗史”，指出“这诗史不是单纯用言语文字记录出来的，而是用生命和鲜血凝铸出来的，要这样的诗词才真正值得称为创造性的革命文艺。”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诠释毛泽东“词六首”的文章中，郭沫若为说明自己对毛泽东的诗词是如何反复琢磨，反复推敲，不断加深和准确理解，还谈了自己对毛泽东此前发表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的理解和认识过程。《忆秦娥·娄山关》的全文是：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郭沫若很自信地说了三大段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诗中所写）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70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
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秋天；下阙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这层，全词才好象豁然贯通了。
“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的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纠纠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
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郭沫若的推论从一般事理上看，应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不要说毛泽东写诗词不至于不顾时令，一般人也不应该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然而，郭沫若忘了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决不是一般书本知识和坐在书房中推论所能认定。事实上是，遵义地方有一点特殊，即使是在冬天（一、二月），也同时存有“西风”、“雁叫”、“霜晨”、“残阳”等自然景象。所以，毛泽东在看到这些话时，发现郭沫若说的还是不对，不符合原词中的本意，于是将它们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气另写了一大段：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100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毛泽东改写的这一段极为详尽的诠释，不但纠正了郭沫若的误解，也使其他注家的争论得以平息。不过，毛泽东自己在记忆上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错位，即他说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实际上第一次攻打娄山关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是1935年1月15至17日，而第一次攻打娄山关的确切时间应是1935年1月10日。这在当时担任攻占娄山关的红一军团二师团政委杨成武的《忆长征》一书“伟大转折”一节以及《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45页都有明确记载。由此也可进一步印证毛泽东所说的话：“解诗之难，由此可见。”因为有时甚至连作者本人也会记错，说错。
稍有遗憾的是，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第5期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时，用的都还是郭沫若原来的不正确的解释。这可能是各报刊发表时未赶上看到毛泽东的改文。
一直到199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修改过的郭沫若诠释文章的手迹照片和有关说明文章，人们才有机会洞悉其中的原委。
总体说来，郭沫若以其诗人的激情、文学评论家的渊博和历史学家的深厚国学功底所作的精彩评述，不时有一些真知灼见，对于人们理解和欣赏毛泽东诗词的深邃含义，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今天也应该承认，郭沫若在1963年12月以后写的对于毛泽东诗词的释文，明显受到“个人崇拜”思想的影响，有不少拔高溢美之辞和牵强附会之语。比如1965年2月为《清平乐·蒋桂战争》写的诠释文章《“红旗跃过汀江”》中，有这样一类的话：
主席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
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
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这里的“顶峰”和“四个第一”等都是当时的常用词汇，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中众人都得跟着说的语言，我们不必因此苛责郭沫若，因为任何人都难以超越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但是那些穿凿附会的成分，毫无必要的政治说教和溢美之处，既背离了毛泽东本人的原意，又冲淡了原诗艺术欣赏的雅致，也给后人留下了訾议的内容，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从1957年到1966年初，郭沫若发表了近20篇论述毛泽东诗词的文章。郭沫若是伟大的诗人。他学识渊博，又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他的有关文章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最高水平。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论述，由于他是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又是毛泽东的诗友，所以对毛泽东诗词中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