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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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家原籍本是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据说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靠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家道几经兴衰，直到郭开贞父亲一代，才真正成了殷实的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本来，郭沫若的祖父已经有了相当家产，过着殷实富足的生活，因为仗义疏财家道日渐凋零。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1853―1939），为人正直，精明能干，早年辍学从商，酿酒、榨油、兑换银钱、粜纳五谷，甚至贩卖烟土，靠自己的能力拼打，未过多年又挣得富实家业，重振了门庭。他还懂一点医术，因为受其父影响，为人慷慨大方，乐于免费行医送药，所以深得乡人敬重。
他常谆谆告诫子女：“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这基本的家教，深深铭刻在郭沫若幼小的心灵上。跨进郭家大门，有两副楹联特别引人注目：
传家有道惟存厚 处事无奇但率真
事以利人皆德业 言堪持赠即文章
这更集中地反映了他家的家风。
郭沫若自幼受母亲的影响很深。母亲尽管没有读过书，但出身州官门第，为人聪颖，自小凭耳濡目染也识得一些字，且能默记暗诵许多唐宋诗词。她常领着蒙瞳的幼儿郭沫若念些旧诗，什么“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什么“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对郭沫若是极好的文学熏染和启蒙教育，日后郭沫若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恐亦不无关系吧。
郭沫若幼年早慧，四岁半就开始上学。不过那完全是旧式塾馆。当时的教育，并不像后来现代正规学校，入学有规定年龄，在校有规定年限。所谓塾馆有的其实就是家塾，即由一家延师设馆，学生基本是自家子弟；即使稍有扩大，也不过是远亲近邻。郭家的塾馆就设在郭家屋后。塾师是一位廪生，乐山邻县犍为人，姓沈名焕章。这位先生学问渊博，执教严格；之前曾教过郭沫若的两个兄长，乡里人很尊敬他。
沈焕章先生教的当然都是些旧书，如《三字经》、《诗品》、《唐诗》、《诗经》、《书经》、《春秋》、《古文观止》等。在塾馆里，还有些书是郭沫若很爱读的，其中最爱读的要算司空图的《诗品》，郭沫若后来关于诗的见解，大体是受了它的影响。此外《唐诗》也给了他莫大的兴会。他还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也是他喜欢读的书，其“标榜性情”，对郭沫若对“摆脱羁绊”的性情也很有影响。此外，每天晚上他还欢喜独自翻阅《资治通鉴》。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贯串了一千三百六十余年史事，他越读越有兴味，常常深更半夜手不释卷。为此父亲很不放心，不是叫人去催他就寝，就是亲自到他房里叮嘱。由于夜晚长时间在菜油灯下苦读，因而他的眼睛开始近视。总之，几年塾馆上课，在传统文化知识方面为郭沫若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旧学的基础和熏陶，郭沫若小小年纪已经开始会写诗作文了。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入馆几年，郭沫若还在儿童时期，就学会“哼”诗了。一次课余，他和小伙伴出门到附近一条叫茶溪的水边钓鱼摸虾，兴奋之余就“哼”出过一首“五言诗”，那是：
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
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诗虽有点大白话的味道，“闲钓”“临风”也不免强学成年人的痕迹，但全诗还是反映了一些当时的真实生活，表现了一些盎然童趣，展示了幼年郭沫若的天赋和才华。
当时正经历维新之变，清廷在教育方面开始有所改革，旧学之外，引进一些新学。塾师沈焕章为人开明，锐意革新，努力带领学生紧紧跟上了时代潮流。此时的郭沫若，除了学做八股文，也学做策论。他一面读《左氏春秋》（旧学），一面就读《东莱博议》（新学），新旧对照，相映成趣。后来他曾说：“我的好发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
青年时期的郭沫若受大哥郭开文的影响尤深，可谓他后来注重文学关心社会立志投入时代洪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开文对新事物十分敏锐，为人豁达大度，曾一度成为乡里启蒙运动的急先锋。
平日喜欢做诗、刻印、习字，也学过绘画。幼年时代的郭沫若，常把大哥备用的《海上名人画稿》和《芥子园画谱》，当作《儿童画报》一样翻阅。大哥临过的苏字帖，使这位八弟也和书法亲近起来。他喜欢苏字连真带草，豪放雄健，每天晨起，都要习字，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也为他后来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1905年秋，郭沫若考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堂。初试在近两百名录取生中列第27，复试在正取九十名中列第11，引人刮目相看。乐山县高等小学堂由草堂寺改建，学生的年龄悬殊大，一半以上的学生在30岁上下，不少已为人父。郭沫若时未满14岁，被排在小字辈里。可就是这个贪玩的小字辈，学习成绩却十分突出，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发榜竟名列第一，为此还引起一些大龄同学妒嫉，跑到监学那里闹事，要求把郭沫若的名次降低。第二年，他怀着愤懑的心情转学到嘉定府中学堂。
但在这里，郭沫若也并没有感到心情舒畅，纷乱的环境，沉闷的空气，低下的教学水平，令他很快产生不快情绪，不能不考虑远之他处。他真的感到守在这窒息的一隅，不如奋起跳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1910年2月，一条小船从沙湾悠悠驶出，前往嘉定府城。船上一名青年时时眺望船舱外，看两岸树木缓缓向后退去，心中不胜怅然。此时，从他有时闪亮有时凝滞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既有兴奋又有疑问，既怀着希望，又有几分茫然。他嘴里不停地吟诵着什么，那是一首诗：
泛泛水中流，迢迢江上舟。
长夜鼓波澜，助之万里游。
这就是英姿焕发的少年郭沫若。转天又马不停蹄由旱路奔往省城成都。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部、成都平原的中央。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素有“天府雄区”之称。城内街道整饬，商业繁荣，城外有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等名胜古迹，清丽的锦江在城南流过，这一切，都使初来的郭沫若感到新鲜和喜悦。
郭沫若在亲友帮助下很快升入了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并插进了该校三年级丙班。这所学校在省城颇有名气，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中学；许多人把升入这所中学看作和秀才及第差不多。对郭沫若来说，事情是如此顺利，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
可是入学不久，郭沫若就大失所望了。他发现这里其实是徒有其名，一样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不求上进的骗文凭的学生。他由希望一下陷入失望。焦虑和悲愤之情一时令他难以解脱。虽然，郭沫若常和三五友人一起，纵论国家大事，痛砭时弊，可以倾吐满腹的牢骚，但又苦于找不到解救的有效办法。成都众多的名胜古迹，诸如宏伟肃穆的武侯祠，清幽深邃的草堂寺，宁静旷荡的望江楼，晶莹秀丽的浣花溪，虽曾给他以慰安，但也只能求得暂时的忘忧。
就在他感到失望苦闷之时，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辛亥革命的前奏曲轰然奏响，民主革命的浪潮猛然兴起。郭沫若清楚记得那是在他来成都的第二年，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 。四川的志士仁人一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奋勇赴死，为的是推翻专制腐败的清王朝，反对帝国主义。紧接着，武昌首义，不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诞生，人们一片欢腾！
在辛亥革命时期，郭沫若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一革命斗争的发展。尽管年纪小，不可能直接参与当时的斗争，但他把发生在身边的保路运动看作和自己息息相关。他甚至把能够亲眼目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看成是自己在成都几年间的最大收获。他后来在《反正前后·少年时代》文中说：“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什么收获、什么长进也没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其实，从某种角度某种意义说，郭沫若也是参与了20世纪初叶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历史变革的。如果说他没有投入实际斗争，至少他是用心，用笔参与了这一斗争的。从现在保存下来的郭沫若早期诗作看，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写了许多旧体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斗争热情。如1912年初夏写的一首《咏牡丹》，全诗是：
绝代豪华富贵身，艳色娇姿自可人。
花国于今非帝制，花王名号应图新。
诗中作者以牡丹比喻清王朝，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没有了帝王，则“艳色娇姿”的牡丹自然也不能再称“花王”了。显然，这里实际是赞颂推翻了数千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另外，他还有一首诗直接写辛亥革命，其中两句是：
蜀道传光复，豺狼庆铲除。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在中国维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而且，令人民十分失望，令革命的志士仁人无限慨叹无限悲愤的是，所谓“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连短期的“共和”都未能维持。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辛亥革命的变形，失败，郭沫若实际也看到了。就在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冬天，他写了七律《感时》八首，其七是：
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
不用说，他看到辛亥革命已成“如烟”“旧事”，虽然革命高潮时国人热情高歌“睡狮已醒”，所以他在诗中不无讽刺地沿用了“醒狮”一词，却仍然尖锐地指出这头醒狮其实和过去一样还在“倒悬”着哩！
事实就是这样明显地摆着，待在家乡，浪费青春，是不行了。是时候了，走出四川，走出夔门，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祖国谱写最新最美的乐章，正其时矣！
就这样，这个沙湾小镇上的娃儿，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按他大哥的指引，出国门，到日本，去留学，闯世界，尽管迎接他的会是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一条更广的人生路已摆在他面前。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三、新青年·新时代·新潮流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意义重大，影响深广。广大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动员，高喊口号，开了青年学子游行示威的先河，为贯穿20世纪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做出了历史性的表率。运动的起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卖国政府丧权辱国的表现，引起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怒和反对。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不能坐视不管；他们要求作为民国主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实际已经滥觞。以高张“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新青年》的创刊起算，应该从1915年开始。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思想酝酿舆论准备的结果。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运动的新局面。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还处在愚昧残酷的封建专制的暗夜里。自此而后，中国才有了一系列前赴后继的革命和斗争；经过它的洗礼，才在这些革命和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各种各样的人物。因此，怎样高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不为过！
毛泽东和郭沫若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具体而言，正当五四运动处在高潮时，他们两人恰好又都不在北京，不在运动的漩涡中心。
毛泽东到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虽然在北京大学接触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闯将，结识了一些新进人物，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气氛和熏染，但到1919年3月，即在五四青年学生爱国流行运动前夜，他因参与组织留法学生勤工俭学运动离开北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