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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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收到齐白石赠送的两方印章，看了又看，还发现包印章的宣纸上有画，认真一看，还是一张很有气势和意境的画，立即让秘书将画裱好保存起来。为了答谢白石老人，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设宴款待，还特地请郭沫若作陪。毛泽东请郭沫若作陪，一方面他和郭沫若是老朋友，另方面也因为郭沫若是全国文联主席，是文化艺术界的头面人物，而齐白石是全国文联委员，郭沫若来作陪，可谓给足齐白石的面子。至于郭沫若，因为和毛泽东的朋友关系，又因为自己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和地位，对这一邀请，实在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所以高兴之余，精神上也十分放松。
客气一番入座后，三人浅斟慢酌，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其乐融融。
酒过一巡，毛泽东又端起杯酒向白石老人敬酒，并微笑着说，刚才请白老喝酒，是感谢您为我制印，这一杯，则是感谢您为我作画。
白石老人不禁一怔，问：“主席，我只给您刻了两方印章，我什么时候为主席作过画？”
“喝了酒，您就晓得了。干！”毛泽东说。
白石老人碰了杯，喝了酒，但还是不晓得。毛泽东见状，笑吟吟地对秘书说：“把画拿来，请画家亲自验证验证。”
秘书立即取来一卷画，把画展开挂到墙上。这是一幅全绫装裱的纵幅国画。上面画着一棵郁郁葱葱的李子树，树上落着几只小鸟，树下伫立着一头憨厚的老牛。
老牛正侧着头望着小鸟出神。这幅画构图别致，颇有气势，也有意境。
白石老人见画后心中一怔，他立刻认出这是他练笔后废弃的作品。齐白石有个习惯，为别人包画时，常常扯过一些没用的废纸作包装，可能一没留神，给主席包印盒时，把这张废画用上了。没想到毛主席竟拣了这张废画当正品，还认真装裱得如此精美。这不但让白石老人感到尴尬，更感到不安。
老人有些不好意思了，连连说道：“主席，实在失敬，实在失敬得很！都怪我疏忽大意，用这‘废画’作了包装，这画说什么也不能给您，如果您喜欢这种笔墨，我回去以后，再给您重画。”
毛泽东连忙笑嘻嘻地摇摇头，说：“不成，我喜欢的，就是这一幅嘛！”说罢他又转过头，问郭沫若：“诗人同志，您对这幅精品评价如何？”
郭沫若此时心领神会，仔细地观赏着画面：鸟儿们交头接耳，似是在相互诉说梦中佳境；老牛嘛，有几分矜持，似在偷听鸟儿们的谈话。嘴里不住地说：“好！是幅好画！”
这时毛泽东指着画又对郭沫若说：“此画颇有气势，出笔不凡。你看，这一笔，从牛头至牛背再到牛尾，一笔勾出，匠心独运，天衣无缝，足见画家功力过人啊！”
听到这番赞扬，白石老人坐不住了。连连说：“主席，千万不要再夸奖了，请让我把它带回去，不出三天，我重画一幅…… ”
“不必，大可不必。我这是日获两宝，不容易哟！喝酒，喝酒。”毛泽东就是不答应。
白石老人急了，他一甩长须站起身说：“主席再不应允，我可要抢了！”
这时，郭老赶忙走过来，用身体挡住了画说：“白老这件墨宝是送给我郭沫若的，要想带走，也应当问问我嘛！”
“送给你的？”白石老人更觉不解。
郭老得意地说：“这不，画面上标着我的名字嘛！”
画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字！白石老人望望画、看看郭老，无论如何猜不透他的意思。
郭沫若见老人一脸茫然，便微笑着问：“齐老，您这树上画了几只鸟？”
“五只！”白石老人扫了一眼画面，信口答道。
“树上画了五只鸟，这不就是我的名字吗？”郭沫若在说到“上”和“五”两个字的时候，特意加重了语气。
白石老人听到这里，一捋长须，恍然大悟，郭沫若大号正是“尚武”（郭沫若名“开贞”，字“尚武”）。画家不禁哈哈大笑，道：“算你可以，我真服了你这诗人的头脑喽！”
郭沫若哈哈大笑，立即取过画轴，边卷边说：“这就叫做物归原主，那我就不客气，把它带走了。”
“且慢！”毛泽东大手一挥，扯着画轴的另一边，也微微一笑，说：“诗人不要夺人所爱，请你再仔细看看。那上面明明标的是本人的名字，怎么能说是你的呢？快请放下吧！”
“您的名字？”这一回轮到郭沫若发怔了。他退后两步，对着画面审视了良久，仍然没有发现画上何处写着毛泽东的名字，一时间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这考古学家也考不出来？”毛泽东怡然自得地摸摸下巴，笑着问道：“请问诗人，白老画的是什么树？”
“李子树啊！”
“画得茂盛吗？”
“非常茂盛！”
“李树很茂盛——这，不就是鄙人的名字吗？”毛泽东讲到这里，越发神气悠然，用深邃的目光看着郭沫若。
聪明的郭沫若立刻眼睛一亮，拍着双手，连连赞叹道：“妙哉妙哉！画上果然署着主席的大名！”
白石老人听着这两人一问一答，一下又感到如同被装进了闷葫芦，百思不得其解。他暗暗自语：“李树画得很茂盛，怎么就是毛泽东的名字呢？”
郭沫若见白石老人一脸茫然，忍不住笑道：“齐老，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便指着画，对齐白石老人解释道：“1947年，蒋介石派胡宗南重点进攻陕北，党中央被迫撤出延安。当时毛主席面对将要离开的红色首都，曾自信地对同志们说，‘离开者，得胜也。’于是主席便取了个李得胜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直叫到我军反攻胜利，并把它带到了西柏坡，又带进了北京。”
白石老人听了郭沫若的说明，猛然醒悟，欣喜异常，简直有些手舞足蹈了。他放声大笑道：“噢！如此说来，这幅拙画真有那么点意思哩！”说罢，他双手捧起画轴，对毛泽东和郭沫若说：“那么，就请二位再在画上赏赐几个字，提升画品，以增身价，如何？”
郭沫若一时没有领悟白石老人这句话的意思，便高兴地说：“那，我听主席的，就请主席先题吧。”
毛泽东顺口说道：“我听画家的。”
白石老人见二人应允，赶忙双拳一抱，连道几声：“多谢！多谢！”并立刻把画平铺到桌面上。
郭沫若一定要毛主席先写，毛泽东便不再推辞，接过递上的毛笔，笔走龙蛇，如行云流水，“丹青意造本无法”，七个大字一挥而就。
郭沫若一看，心中着实佩服毛泽东的才思敏捷，出手不凡。原来毛泽东是借用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一句诗，只不过改动了前两个字，用来称赞白石老人，竟是如此精当！
郭沫若也不示弱，略一思忖，接着写上“画圣胸中常有诗”。这一句也很了不起，它原是陆游的一句诗作“此老胸中常有诗”。郭沫若也改动了前两个字，使它与毛泽东所写上句合成一联，对仗极为工整，可谓一丝不苟，巧夺天工！
两位诗作大家，写罢四目相对，彼此心领神会，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白石老人喜出望外，趁机卷起画轴，不容分辩地说：
“感谢二位大家如此夸奖白石。既然双双题诗相赠，此画非白石莫属。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把它带走了……”
郭沫若看看毛泽东，毛泽东又望望郭沫若，两人目光中都流露出赞叹和笑意。毛泽东用手一指郭老，双臂两分，朗声说道：“你我争执了半天，却一无所得。”
三人相视，又是一阵会心的大笑……
●二、密云布雨晴转阴
不过，这样喜庆祥和的日子并没有保持多久。因为毛泽东和这些知识分子朋友关系的变化，私人友谊和交往一旦进到政治领域，就具有原先预料不到的复杂的社会性和巨大的社会影响。毛泽东和郭沫若的关系和交往也不能例外。
我们可以从建国初期几次全国性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批判运动来看这一问题。
新中国的建立，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激起了巨大的创作热情。大家决心按照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精神，热心讴歌劳动人民，写工农兵，演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
我国电影界的情况也是如此。特别是我国电影界，可以说自开创以来，在革命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电影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革命的、进步的好电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他们怎么能够不更好地为人民政权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呢？
1950年底，一部由孙瑜编导、名演员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上映。影片竭力表现和赞扬武训为了让穷孩子能上学，有书念，有饭吃，不受人欺侮，而行乞不止，兴办义学。为了行乞兴学，他不怕吃苦，不怕受人侮辱，表现出“至仁至勇”的精神。影片上映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短短几个月内，仅京、津、沪的报刊上，就发表了数十篇肯定影片和歌颂武训的文章。这表明，人们的看法和评价相当一致，武训的事迹和精神确实感人。
几乎就在和影片《武训传》发行的同时甚至略早，还有三本关于武训的书在全国各地发行，它们同样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其中一本就是由郭沫若题写封面并作序言、由李士钊编、孙之隽绘的《武训画传》。
毫无疑问，正如序言中所表明的那样，郭沫若对武训的为人和办事是充分肯定的。他不无感情的说：“在吸吮别人的血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自然，他也没有忘记指出，“武训精神”虽然可嘉，但在当时的时代，“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应该说，郭沫若这些话今天看来也是对的，没有什么地方不合适。
应该特别指出，郭沫若为《武训画传》题写封面并作序，他的身份又是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由此也可想见他的思想感情观点，更不用说《武训画传》因他题写封面并作序而造成的影响。
然而，大家都想不到，未过多久，即1951年3月，有人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说武训其实是“不足为训”，说武训的所作所为对于历史以至于现实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所以影片《武训传》的倾向也是要不得的。有一篇文章甚至查旧账查到我国着名的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他当年表扬武训也是不对的，说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今天看来，这样的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恐怕很少会有人表示同意。
没有想到此人的看法观点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岂止注意，可谓是十分重视。他当即表示同意批判者的观点，认为影片《武训传》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即不去歌颂人民革命斗争，反而完全肯定在反动统治面前奴颜婢膝、极力宣扬封建文化的武训。
此后，毛泽东亲自出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说：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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