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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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暂时也实在把你无可奈何，暂时也实在晓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然而我们正感谢你这样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广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
5月4日，郭沫若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第二届“文艺节”及该会成立八周年大会。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的前身是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10月因抗战胜利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郭沫若一直为该会理事，为它做了大量工作，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特别是1942年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传达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是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认真贯彻的。他的生活经历和二三十年的文艺实践使他深深懂得，在现今世界，特别是在现今的中国，文艺不可能离开政治，而总是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
尽管现在看来，他当时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不无一点偏颇，但当时的政治现实实在是不容许他有丝毫犹豫和别的什么选择。所以，在这次5月4日举行的文艺界的大会上，也是他离开坚持斗争达六年半之久的重庆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中，他再一次勉励文艺界同仁“为继承国父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遗志，为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而努力。”在这次大会上，他还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原则告诫大家：“文艺是为人民说话的工具，不强调政治性是错误的。”
由于5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文化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上海，因抗战而聚集在重庆的文化人也陆续离川，郭沫若此时也已经决定去上海。就在他离渝前回答记者关于对当前时局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说：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
郭沫若在离别重庆飞赴上海时，发表过一次谈话，说重庆这个地方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说“值得留恋”，是指他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很长一段时间；说“令人讨厌”，则是指那里的国民党统治，特别是在那里特务横行。
他来到上海，立即发现这里的国民党统治和特务流氓和重庆没有什么多大不同。
除了这里有自己要坚持的工作，周围所见烦心事并不比在重庆要少。如果要他发表对上海的印象，他大概还是会说上海既“值得留恋”，也“令人讨厌”吧。因为郭沫若早在20年代初就是以这里为基地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无论如何，他对这里有着特别的感情，会觉得它“值得留恋”，甚至还要加上一句“值得回忆”
。但是，眼前的上海经过敌伪统治，现在国民党回来又是特务横行，此情此景，又怎能不“令人讨厌”呢？
但是，郭沫若不顾这些，也顾不上这些。他一到上海，在连住处尚一时找不着的情况下，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深知，作为活跃在（或者说“挣扎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工作者的有影响的人物，既肩负着党和毛泽东的嘱托，又时时为文化界同仁所期望，自己是只能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战斗的。他不仅在上海四处奔忙，还要席不暇暖地跑到当时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去参与和促进国共两党的和谈。
由于国民党的顽固态度和死硬政策，促进和谈当然是白费力气。但是，郭沫若却有机会在南京见到中共负责谈判的周恩来。
周恩来和郭沫若是老朋友，北伐时期二人在广州结识，抗战开始又在武汉共事，一直到在重庆坚持到抗战胜利，二人除有党的工作关系，私人之间可谓已成莫逆。在和周恩来的接触中，郭沫若不但认真地完成周恩来所交任务，也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南京的梅园是一座雅致的小院落。整洁的楼房，小巧的庭院，让人感到这里一切都是那样井然有序，生机盎然。
周恩来听见郭沫若来访，赶快迎了出来。
郭沫若见周恩来出来，先是一愣，似乎有点吃惊。他怎么也想不到和周恩来分别不过两个多月，原来风度潇洒的老朋友竟然变得如此消瘦，头发很长，胡茬满面，脸色也显得有些苍白。
“周公，几日不见，如此消瘦，身体如何呀？”郭沫若十分关心同时也有点伤心地问。
“我很好，我很好，就是工作忙一些。”周恩来忙加解释，以便消除老朋友的担心。
“我是担心……”郭沫若还想说什么。
“没有事，没有事。现在主要是工作太紧，条件太困难。”
周恩来没有时间谈别的，立即向郭沫若介绍国共两党谈判情况。他一方面详细谈了国民党提出的方案，另一方面也谈了共产党方面的对案。然后对郭沫若说：
“郭先生，很明显，国民党方面根本没有谈判诚意，你们来促进和谈当然好，不过看来我们都在白费力气，白做工呀！”然后话锋一转，说：“虽然是白做工，也还是要做，可以教育人民嘛，可以让广大群众看清楚国民党到底玩的是什么把戏嘛！”
郭沫若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周恩来的话，不免带着疑虑同时也怀着沉重的心情对周恩来说：“做最好的争取吧！做最好的争取吧！”
好像国民党是特意为了教育郭沫若以及其他来南京促进和谈的和平民主人士，就在他们到达南京的第三天即6月23日晚，周恩来派专人到郭沫若下榻的中央饭店接郭沫若到梅园新村。一进门，郭沫若就看见周恩来满脸严肃并带几分气愤地坐在客厅里。几乎顾不上寒暄招呼，周恩来就立即告诉郭沫若：
“刚刚听得的消息，上海赴京请愿的人民代表还没有进到南京，在下关就被阻止，还挨了打！”
“……”
“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人都被殴打致伤。”
“……”
“特务流氓很凶，对民主人士一点不手软。”
郭沫若一直是瞪大眼睛听周恩来介绍情况，插不上话，也不知说什么好。等周恩来说完，才迸出一句：
“唉，实在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
他立即同周恩来赶赴中央医院慰问被打受伤代表，并帮其他代表安顿好住处，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多才回到自己休息的饭店。
郭沫若躺在床上，感到很累很累，但他一点也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想几个月前发生在重庆的流血事件，嘴里也不停地喃喃着：“较场口！较场口！……”
耳旁又回响起周恩来的话。他猛然觉得自己对周恩来的话似乎比原来更清楚，也更理解。
国内形势紧急下滑。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像是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任你怎么控制也控制不住。
下关暴行之后不久，接着是远在昆明的着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郭沫若也被特务盯梢，大名也被列上黑名单。但是，这丝毫没有吓倒郭沫若，他仍然照旧发表谈话，写文章。
国民党见不能吓倒郭沫若，可一时又不好下毒手，又用拉拢的办法，让郭沫若做“国大”（国民大会）代表。
郭沫若不吃这一套。他公开声称：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指定“国大”代表不符合政协程序；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为非法；自己决不参加这样的“国大”。
围绕国民党召开“国大”事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当时，有些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召开“国大”一事，一时还看不清楚，总以为开比不开好。这就要做更细的工作，甚至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开导，劝说。此时，郭沫若的公开身份和他在文化界以及社会上层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使他更方便更合适出面做这样的工作。而郭沫若也确实是不负共产党和人民的期望，真是使出了全身的劲来做这一工作。当时周恩来常直接写信给他，对他提出要求和指导。如其中一信说：
……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按指张君劢）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营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鼓舞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国大”既开，把戏正多，宪法、国府、行政院既可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赖各方。政协阵营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
后来周恩来撤离南京回到延安，仍有信给郭沫若。其中一封信有这样的话：
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进展，明年（按指1947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的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
这里，对于形势的分析不说，信中所说“尚望兄从旁鼓舞之”，“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的那一面”……不都有力地说明郭沫若是怎样在中共中央领导和指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卓有成效地工作吗？
在这场特殊的“里应外合”的斗争上，郭沫若确实是站在民主爱国阵线的最前沿的。他团结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支持、声援工人和学生的斗争，利用各种活动形式，在各种不同场合，不停顿地和蒋介石国民党以及支持它们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加紧大规模进行内战，同时加强对国统区的控管和镇压，形势越来越恶劣，中国共产党从整个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为确保一些文化精英和社会贤达的安全，决定组织一批民主人士撤离国民党统治区，转移到香港。郭沫若就被安排在这一批人士之列。
1947年11月14日，也就是解放战争正在十分激烈地进行之时，郭沫若在文化界另一位共产党人叶以群陪同和护送下，又一次开始了阵地转移。当庞大的海轮缓缓驰离黄浦江码头的时候，他自然地想到10年前自己冒死由日本返回祖国投入神圣的抗战，就是在这里登岸踏上祖国的土地的，那时刻自己的心情是怎样的激动啊！但是，谁能料到10年之后，自己又要乘船从这里离去！他不禁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他清楚记得，10年前他舍弃在日本的妻儿返回祖国时，曾用鲁迅诗韵作过一首诗，表现了当时抛妇别雏为国效命的复杂心情。这一回，心情虽有所不同，但复杂之情仍旧。所以他又作了一首《再用鲁迅韵书怀》。诗曰：
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有丝。
五十六年余鲠骨，八千里路赴云旗。
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
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
显然，这首诗的情调比十年前的那一首要显得明快些，高昂些。因为10年前写那首诗时，抗战刚刚爆发，前途如何不可能看得很清楚。现在，写这一首诗时，虽然眼前形势还很严酷，但是天际已经露出黎明的曙光，情绪总的说来和十年前是不一样的。不过，他还是觉得诗兴未尽，似乎有些话还可以说得更明白些。于是，又一首诗猛然闪进他的脑中：
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
毁家为何者，为建新中华。
这首诗五言诗虽然只有短短20个字，但是郭沫若觉得意思是表达得很清楚了。是的，“于今又毁家”，“为建新中华”，即使是再在海上飘荡颠簸一次，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呀！
在郭沫若来到香港之前，已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先期到达香港。郭沫若的到来，使在港文化界特别是文艺界人士，感到更有依托，更有主心骨。
郭沫若在香港的住所是在九龙山林道的一栋小楼上。这里很快又成了昔日的“天官府”（即郭沫若在重庆的住所）。他经常在这里和朋友们谈论国家大事，议论时局发展，讨论革命文艺问题特别是热烈讨论解放区大量涌现的人民文艺。小小的香港，由于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的到来而显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郭沫若在香港时，对于解放区的情况，对于解放区文艺，对于毛泽东，表现了特别的关心。他对解放区的一些文艺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李季的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等的新歌剧《白毛女》表现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认为这些作品真正表现出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显示了从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新气象，是一种崭新的人民的文艺。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