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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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答应为他题写，但告诉他不题写这一首诗，而题写另一首词，并且待过几天再写，这几天实在太忙。

　　柳亚子觉得这已经有点强人所难，于心有所不安，只要毛泽东答应，对他来说，无论哪一首都行。

　　真的过了几天，10月7日，柳亚子收到了毛泽东的信及附词一首。信中说：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敬颂道安！

　　毛泽东

　　　　十月七日

　　　　随后是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八行笺亲笔书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这就是几年后毛泽东另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中提到的“索句渝州叶正黄”的情形。这首《沁园春·雪》全文如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当然是柳亚子未曾见到过的，更主要的是这首词丰厚的内容，雄伟的气势，铿锵的声调，实在非一般词人所能写出。面对着这首词，柳亚子真是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爱不释手，一遍又一遍，反复吟哦，一直到都快完全能背诵下这一词了。他想到毛泽东信中说到他的“诗格”与自己的“略近”，不仅有些汗颜。的确，自己也喜欢写旧体诗词，也确实写了不少，且对自己的诗作颇为自负，觉得虽不能说篇篇满意，却有些篇什自我感觉还是不错。说起“诗格”，自己也确实喜欢苏（轼）辛（弃疾）一流的豪放派。但是，且不说自己，就是苏辛，拿来和毛泽东的这首词相比，又岂是气魄不够略逊一筹之类几句话可以说清的呢？所以他立即评曰：“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不过，柳亚子毕竟是个胆大气壮的诗人。在反复读了毛泽东的这首词后，实在觉得技痒，忍不住，赶忙铺开纸，拿起笔，凝想了片刻，步毛词原韵，也填了同一词牌的一首词。原词如下：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

　　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

　　邻笛山阳，伯仁与我，拢剑难平块垒高。

　　伤心甚，哭无双国地，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竞折腰。

　　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祗解风骚。

　　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

　　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平心而论，柳亚子填的这首词，单独地看，无论遣词用字，声韵音调，以至思想意境，比之一些八股旧套，陈词滥调，都不知要高几许。但是，如与毛泽东的词相比，则实在显得匠气逼仄，甚至让人感觉有些做作，欠缺自然。好在他还有自知之明，敢说自己“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颜耳？”

　　没有想到，这原本朋友之间的题赠，在毛泽东离渝返回延安后不久，即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的编者辗转得到这首词的抄本，最早在其副刊《西方夜谭》中发表了出来。并且还加了一段编后记，说“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一下，就在山城重庆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过去国民党把毛泽东说成是“土匪”，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现在国统区的人民这才知道，毛泽东不但是大名鼎鼎的革命领袖，而且是个文采斐然的诗词大家。广大正直的知识分子为毛含英咀华的才气所折服，一时赞赏性的和韵之作接连载于报端。

　　国民党当局为此大为恼火，对发表这首词，真如芒刺在背，浑身上下不舒服。虽然国民党内一些学人也都承认这首词实在是上乘之作，但国民政府新闻局却指责《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为共产党张目”。陈铭德不服，当即回敬说：“蒋委员长对他都以上宾相待，报纸发表一首词，有什么不可以！”

　　陈铭德说得也实在有理，国民政府又能有什么话说呢？

　　但是，国民党内一些死硬分子还是不甘就此罢休。他们暗中通知各级国民党组织，要求能写诗词的国民党员每人也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和词，并说中央将在其中挑选数首意境、气势和遣词都超过毛词的，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将毛词压倒，比下去。

　　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也可谓异想天开！

　　几个月过去了，当局虽然收到了不少的和词，但没有一首能超过毛泽东这一首的。这些死硬分子还不死心，又特地在重庆、上海等地组织了几位“高手”，拼凑了几首，但仍然是平平之作，实在拿不出手。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的与毛泽东比诗词的活动，不得不悄悄地收场。

　　由于这次活动是暗地里进行的，又以失败告终，当局实在觉得有失脸面，因而一直高度保密，甚至到台湾后也秘而不宣。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由当年参加这次组织工作的官员透露出来。台南神学院教授孟绝子先生获悉后，在《一九八四年的民心》一文中将它公之于众。孟先生感慨地写道：“可惜国民党徒虽多，是只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是只会写党八股的腐儒奴才文官和学者。结果，‘毛泽东’级的《沁园春》一直到逃离大陆时，连一首也没有写出来。”

　　不过，像样的词（更不用说什么“毛泽东”级的《沁园春》）写不出来，国民党报纸还是发表了许多攻击污蔑毛泽东的和韵与评论文章，说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毛有“帝王思想”。有位曾经因写了侮辱扬州人民的《扬州闲话》一书，而被扬州人民痛斥的无耻文人易君左，也赤膊上阵，以和韵反唇相讥。还有一位即当时颇有名气的《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写了一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更是旁敲侧击，含沙射影，暗示毛泽东是一个复古派，迷信家，怀抱“帝王思想”的人物，说什么“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踞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塘、刘豫、张邦昌之辈，勾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权，劫夺政柄，以鱼肉人民。”这些话统统都是指桑骂槐，其用心之险恶，甚至比其他诗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此情况下，郭沫若觉得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必须挺身出来说话，既是为了驳斥国民党反动文人对毛泽东的攻击和诬蔑，也是为了扞卫毛泽东这位人民领袖和自己的老友。他先是也用填同一词牌的词的形式，连着发表了两首词，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对种种谬论加以驳斥和打击。这两首词的全文是：

　　其一：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

　　念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

　　遍野哀鸿，排空鸣鵩，海样仇深日样高。

　　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解苛娆。

　　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

　　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

　　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

　　堪笑甚，学狙公芧赋，四暮三朝。

　　其二：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

　　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

　　岂等沛风？

　　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

　　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

　　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

　　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

　　何足道！

　　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应该说，郭沫若的这两首词写得是相当好的，两首词表达从容得体，情辞并茂，对当时国民党的后台老板美国在国共两党矛盾问题上的的态度以及蒋介石的真实用意，都揭露得淋漓尽致，对易君左之流的御用文人的嘴脸也表现得活灵活现。

　　郭沫若还不满足于此，后来，他又写了《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一文，对王芸生进行了专门的驳斥。文中说毛泽东这首词，如果“就词论词，在专门研究声律的人看来，或许有些地方犯了毛病。然而气魄宏大，实在是前无古人，可以使一些尚绮丽、竞雕琢的靡靡者流骇得倒退。”但无论如何，它实在是“脍炙人口”。他对王芸生的论点进行了逐一的驳斥，揭穿他是如何站在当局立场，肆意对革命者的毛泽东进行诬蔑，许多论调甚至不值一驳。文中他还谈了自己对这首词寓意的理解，他说：

　　我没有向毛主席请教过，但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却应该有揣测的自由。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蜡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早迟是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

　　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这首词寓意的理解，应该说大致还是差不离的，对于其基本思想的把握，有着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到50年代末，毛泽东曾自己解释这首词，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别的解释”，已经不是指当年重庆那些别有用心的反动文人，而是指建国后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以来的“注家蜂起”，完全是两种性质的事情，不能与当时并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十分热闹的时候，毛泽东虽身在延安，也很关注重庆的情况。这从他12月19日致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的信中可以看出。不过他的态度是轻松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轻蔑的。他说：

　　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第五章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一、郭沫若：战斗在第二战场

　　重庆和谈，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并没有为全国人民带来和平。内战终于爆发，并很快蔓延到全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不得不面对有着精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开展自卫反击，进行三年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要民主”的“第二战场”上，郭沫若不负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不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嘱托，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自觉地充分发挥他在文化战线上作为“班头”和“旗帜”的作用，对于中国解放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他特有的贡献。

　　从毛泽东在重庆的谈话中，郭沫若深深感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要真正争取到和平民主，是极其不容易的事。说穿了，向一党独裁的蒋介石要和平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当然，毛泽东说得也十分清楚，争取和平民主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那是要通过艰苦的斗争，要付出代价和牺牲。总的一句话：要立足于斗争。以为和平民主会自己从天而降，那不过是神话和幻想。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所以他时时记住毛泽东临别时对他说的话：态度应该强硬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

　　可以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本身，就是在最高层次上表现为最高形式的“反内战、要民主”的斗争。重庆谈判之后，尽管签有《双十协定》，但这最多表现为斗争的暂时和缓，决不表示斗争的终止；相反，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更为明显更为激烈的斗争。

　　1945年11月7日，亦即《双十协定》刚签订后不到一个月，中苏文协在青年馆举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会。

　　青年馆的会场并不大，但到会的人却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