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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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在郭沫若回国的第二年，亦即1938年夏天，由周恩来出面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文化界树立郭沫若的领袖地位，以他继承鲁迅，成为“文化班头”。中共中央当即同意和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向各地党组织作了传达，并对党外进步的文化人士作了细致工作。我们无须考证由周恩来出面提出的这一建议，究竟是先由中共中央进行了研究，还是事先并未研究而是由周恩来提出后才加以审议，因为这一纯属程序问题对于事情的本质实在无关紧要。不过可以肯定，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当时在中央负着主要责任的毛泽东都起了重要作用。
因为，我们切不可忘记，毛泽东本人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也是一位诗人。
他不可能不关心、不过问这件事。
●三、革命的“文化班头”
郭沫若也确实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望，更不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嘱托。他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立即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投入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此时，全中国都在唱着这样一首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是当时称作《义勇军进行曲》而我们今天也应该人人会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抗战开始，多少年来压抑在人们心底的反抗之声一下迸发了出来。尽管当时“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但人们几乎都把全面抗战看作我们民族转机和生机。人们从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文艺工作者，特别是诗人们，一个个激昂慷慨，欢呼抗战，歌唱抗战的“7月”。当时在一份以《七月》命名的杂志中，一位诗人这样激动地写道：
祖国呵
为了你
为了你底勇敢的儿女们
为有明天
我要尽情地歌唱∶
用我底感激
我底悲愤
我底热泪
我底也许迸溅在你底土壤上的活血！
郭沫若的抗战热情更是高昂，更是激烈。他也用诗歌形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战声集》，后收入诗集《前奏曲》）：
全民抗战的炮声响了，
我们要放声高歌，
我们的歌声要高过敌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
我们再没有顾虑、逡巡，
要在飞机炸弹之下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
尤其是抗战开始阶段，他甚至不满足于用笔抗战，而是尽量争取一切机会参加一些实际工作。他经常在敌人的轰炸中来去，冒险深入战斗前线，访问在北伐期间即已相识的将领，慰问在前线英勇杀敌的将士，而广大将士英勇杀敌、决心抗战到底的精神又反过来给他以极大鼓舞。他精神焕发，豪迈乐观，过去同他相识的人现在见到他，都说他比以前更年轻了。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说：“这次抗战的结果，把我们民族精神振作了起来，把罩在我们民族头上的陈陈相因的耻辱、悲愁、焦躁、愤懑，一扫而空了。我自己额上的皱纹，眉间的郁浪，也应该是随着这民族觉醒的机运而消失了的。”
尽管郭沫若的回国，抱定了“投笔请缨”的决心，但他毕竟是一位诗人，一位学者，一位真正的文化人。他不可能真正“投”去那支笔，而是注定了仍要用他那支笔作武器去进行战斗。
他回国后为了宣传抗日救亡，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诗文。正像他在《诗歌国防》中说的那样，诗人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就应该：
我们要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我们要吹奏起诛锄汉奸的军号，我们要把全民众唤到国防前线把帝国主义打倒。
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他的留在日本的妻儿会受到什么样的迫害，他是可以想见的。只不过事实比他的想见要更厉害，更严重。
郭沫若回国抗战的消息很快就被日本新闻界披露了出来。且不说周围一些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对安娜母子们冷嘲热讽，日本宪警就加强了对她们的督查和监视。并且有一次干脆将安娜逮捕，关押在牢房里达20余天。
郭沫若得知这些情况，心情是悲愤沉重的。他曾在一篇《家祭文》记了此事和自己当时的心情。文中说：
贞（按：即郭沫若原名开贞）幸得脱出，而妻子则委诸虎穴，为贞而受牺牲，其苦心，其处境，一为置身而思之，即不觉泪之盈睫。且也，贞之去后，敌寇之警宪曾将富氏（按：即安娜原名佐藤富子）及长子宗易孙（按：即郭和夫）拘禁月余，惨加痛楚，至于不能引步。贞时在沪，得闻此息，只觉寸心欲裂。当此之时，曾求驻日大使设法营救，并求允贞眷属归国。乃敌寇万恶之军部复加厄阻，谓富氏媳未脱离日本国籍，尚是日本臣民，且有间谍之嫌，不能自由离去。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郭沫若此时对安娜的同情，对妻儿的担忧，真是溢于言表。
但是，此时的郭沫若已经顾不了许多。他只能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国的神圣斗争。他只能像在决心离开安娜时那样想：国家临到垂危的时候，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这在他当时就已经想到，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郭沫若归国后在上海住了不长的时间，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于同年11月即和何香凝、邹韬奋等知名人士转道香港到广州，努力于在文化战线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不久，他又赴武汉接受了国民政府委任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
按照郭沫若的身份、资格和在文化界的影响和地位，郭沫若接受第三厅厅长之职，显然是屈就。按照他那天真率直、宁折不弯的性格，他也是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的。他希望自己能“切实地干民众动员的工作”，而不是到处去“卖膏药”。
但是，考虑到这也是共产党组织的安排，郭沫若还是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政治部部长虽然是国民党的大员陈诚，副部长却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更何况，此时国共两党开始新的合作，至少在一般人看来，一切都呈现着生机勃勃的景象。
最让郭沫若感到高兴和欣慰的是，他在武汉又见到了周恩来、叶挺、邓颖超、林伯渠等一批着名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自己阔别多年的老战友。当时，有记者访问他，问他到武汉后的第一个好印象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到武汉后所得到的第一个好印象”就是“抗战后各地很多名人能人都集中到武汉来了”，他们拿很少的薪额，做艰苦的工作，对他们极为钦佩。这里说的“很多名人能人”当然包括也首先是指周恩来等这样一些自己的老朋友，这样一批着名的共产党人。
在两年多的三厅的工作中，郭沫若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热情。无论战势如何，无论工作条件多么恶劣，哪怕生命受到威胁，他从来都是三厅的精神支柱和众人的榜样。
由于郭沫若在鲁迅逝世之后，实际上已成为进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在他主持的第三厅，也自然而然地集中了一大批当时文化界的专家和知名人士。其中如：胡愈之、田汉、杜守素、冯乃超、阳翰笙、洪深、张光年、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郑君里、冼星海、张曙、叶浅予、张乐平、罗工柳等，真正是人才荟萃。其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他们通过文字和口头宣传、歌咏、美术、戏剧、电影等多种手段，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农村，举办演出、募捐等活动，宣传抗日道理，激发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在国民党的阵地上开展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十分卓着的成就。
对于郭沫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文化战线上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人民是满意的，中国共产党是满意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更是满意的。上一节里我们说到由周恩来出面向全党建议树立郭沫若在进步文化界的领袖地位，由郭沫若作革命的“文化班头”，已经说明问题。对此，郭沫若也是感到高兴和自豪的。他十分明白自己肩上的重任。作为一面文化界的旗帜，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的方向将代表整个文化界的方向啊！
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郭沫若在中共领导人及文化人心目中的地位。
这就是1939年7月，正值抗战的烽火燃烧得炽热，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在家乡病逝。
郭朝沛读书不多，却为人精明干练，靠经商获利，数年时间内家业大振，成为当地一位较为富有的地主兼工商业者。又因为他自学而通中医，平常为乡邻治病，往往药到病除，被乡里誉为“医仙”，且因为给人治病不收酬金，故益受人敬重。不过，中国各地如郭朝沛者也并不绝少，一般来说，他们的死生并不会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应。然而，郭朝沛乃郭沫若之父，郭沫若在当时是国内“文化班头”，为扩大影响，除一般文化界人士和社会贤达作出一些必要反应外，中共高层领导人也联名合送了一副挽幛。上书内容是：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联名悼唁的几位依次是：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
这不仅是郭朝沛未能预料的哀荣，更是令郭沫若备感珍贵的殊荣。挽联中以“文坛宗匠”称郭沫若，以“丰功勒石”评价他的工作，不仅是中共中央树立他为“文化班头”的决定的体现，也表现出了毛泽东等人对郭沫若的崇高敬意。
还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作为共产党喉舌的《新华日报》也敬送了长联，以表达人民群众对郭沫若的尊敬和期望。长联上写：
北伐扫军阀残余，抗战驱法西寇盗，令郎训政赞戎机，动员百万士民，戮力同心，共襄伟业。
眉山为灵气所寄，铜河有秀色可餐，大德耆年参化育，享受八六寒暑，国祥人瑞，群仰高风。
虽然是哀挽死者，但突出的却是写生者——死者的儿子郭沫若。
自然，人们也感激死者郭朝沛“化育”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是的，对于郭沫若来说，人民没有忘记他从北伐之日起，就勇敢地战斗在前线，“扫军阀残余”；人民更看到了在斗争极为严酷的今天，他能慨然来归，为了“抗战驱法西寇盗”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带领着其他同志，成功地“动员百万士民，戮力同心，共襄伟业”。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评价都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应该看作人民大众对郭沫若工作和斗争精神的肯定和认可。
郭沫若为了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就在这样的鼓励中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从武汉到长沙，又到重庆。从三厅的解散又到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的成立。
时局在变，环境在变，地点在变，职务也在变，但是，不变的是他工作的原则，是他的革命热情。几年里，他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的宣传工作始终是出色的，无愧于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于是，在1941年10月，在当时国民党治下的陪都的重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斗以郭沫若为主角，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这一年的1月，就在抗战的紧急关头，在最应当同仇敌忾的时刻，却发生了让全国人民震惊和悲哀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发生，完全是国民党内对日妥协顽固反共势力蓄谋已久的一次政治阴谋。
早在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即指使其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一个月内集中到黄河以北。何白《皓电》除对人民军队进行造谣诬蔑外，还强迫按国民党7月16日的“提示案”办事。即：第一，取消陕甘宁边区和一切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第二，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一隅，受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并不得越境和武装民众；第三，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编制总共不得超过10万人（当时已有50万人）。这不但是对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的一种挑衅，更是反共投降的阴谋。为此中央中央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