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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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殿中的武侯贴金塑像投去最后的深深一瞥，带领我们近百人离开了。
路上，他看看我们走在他身边的人，说：“这么多人来参观，说明了什么？诸葛亮
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为限于当时的礼制，不得允许。不立庙老百姓就在街
巷家中为他私把。直到蜀汉灭亡那年，阿斗才允许给他在沔阳立庙，禁止其他私祀。可
见诸葛亮是有益于人民，深得民心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政治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这时，他的两眼亮起来，一闪一闪地，充满了一种自信和激情：
“我们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
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
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
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国内外不断有人把周恩来比作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杰出最贤良的宰相。每
逢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想起了从延安到重庆那风尘仆仆，万里颠簸的一路。毛泽东感
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周恩来不感怀。秦、汉、唐，历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
了张良、萧何、诸葛亮。当时我们跟随他一路而行的3卡车100多人，谁也不可能真正理
解这其中的无限含义，即便今天仍无法全部说清阐明。
但其中一条简单的事实我是肯定的：周思来坚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
在在的预见，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为自己选定了位置。说这个话时，我不能不联想
到5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思来的4次痛哭里将
讲述那个过程。当“4．8”遇难的电报打来时，周思来为叶挺、王若飞、邓发、秦邦宪
等烈士痛哭失声，曾讲：“……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
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
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
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
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思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
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3种情
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
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
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
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
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
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
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
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
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
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
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
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诱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
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
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
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
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游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
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
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
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
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
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
你就不能把帐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
量。
5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
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
“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
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
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
“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
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
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
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
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思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
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
不假。过去二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
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
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实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点”就是指此而言，并非指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
治上的信仰。
其实周恩来性格中的这一面，不仅是对毛泽东，对父母、亲友、同志都有表现。后
面几章我将以事实证明。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所有当事人都是歌颂怀念周恩来
性格中的温和、谦恭、礼义的；为什么周恩来这一性格表现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时，我
们就不能理解体谅了呢？这不公平不客观么！
没有谁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双重性。毛泽东也说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气”，
一半“猴气”。周恩来的性格当然也无例外地有着双重性。对于周思来的不当一把手—
—“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宰相”，有人议论为“伟大
的谦虚”，有人议论为“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这些议论者为什么不想想，周恩
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
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
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
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联系“绍兴师爷”、“张良庙”、“武侯祠”想想，周恩来是主动、自信、坚定、
执著地作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自己不推委也无须谁去好心地帮助推诱。早在1940年他
便预见预言到自己未来的位置，充分证明了他的自知知人之明，这种自知知人之明是建
立在熟解我们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令我至今回思不止并为之感慨无穷的周恩来的第二个预见预言，发生在抗日战争胜
利之时。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我想先纠正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坚决斗争，终于夺取了胜利。我认为不准确。我的体
会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产
党。说白了，是“天授”而非人力所能强求。
第二种说法是关于“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现在好象说成了：要不就是黑暗的国民
党，要不就是光明的共产党。但是我的所历所闻，似乎不是这样，至少是概括得太简单
了，离开了历史的真实。
作为副官，我跟随周恩来左右，经历了他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全过程。抗战胜
利后，周恩来和他代表的共产党，首先争取的中国之第一种命运，既不是黑暗的国民党，
也不是光明的共产党。
当时无论是党内同志谈话还是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谈话，共产党争取的第一
种命运都是和平民主建国。我们确定的建国方针并不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实行
三民主义，并且明确以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为标准。我们甚至明确表
示“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必须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平等
地位。
结果怎样呢？蒋介石国民党既不允许共产党平等，事实上也不允许其合法。天下只
能是国民党一家，蒋介石一人的。美国人现在骂我们中国共产党“独裁”，不搞西方式
民主。那时他们可不骂蒋介石国民党搞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相反要提供政治、经济、
军事上的大量援助来帮助其建立独裁统治。
记得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军队。有人说，你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就会给你合法平
等的地位。这话本身就是放屁。合法平等是相互的，不是“恩赐”的，一党给另一党合
法平等地位，这能是，合法平等吗？“恩赐”是在不平等基础上才会有的产物。
共产党可以交军队，但只能交国家，不能交国民党蒋介石。所以谈判中，我们提出
了“军队国家化”的办法。国民党蒋介石自然也须把军队交国家。那么，政治民主化就
成为交出军队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交出军队就是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交出了
民主与平等。
有人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不是交出了军队吗？40万大军一交，就取得了合法
平等的地位。
说这个话的人肯定不是中国种儿，最多是个杂种儿，他不懂中国。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远远无法同毛泽东比；在其各自民族史
上的地位，更无法同毛泽东在其民族史上的地位比。这且不说。他们交出军队，真也罢，
假也罢，不说平等地位，总还有点合法地位，其领导人还当了几天副总理。中国共产党
如果交出武装，结果将会如何？
“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就是回答。
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交出武装，换来的不是合法，更不是平等，而是
几乎被杀绝，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人”的空前残酷和独裁。
毛泽东和周恩来决不是陈独秀。他们是从“四一二”和“七一五”的血泊里冲出来，
所以才能讲出那千古绝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但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还是“大家民主建国”。为了中国能有这样
一个好命运，共产党对国民党一让再让，却越让越不合蒋介石心意。蒋介石希望的不是
让步，而是找到进攻借口，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
1946年2月26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
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就是通常所说的“整军方案”。蒋介石明白，统编中共军队为
国军，这个“国军”是国家军队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