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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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