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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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
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
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
　　　　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
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
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
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
　　　　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
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
“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
急呀？”
　　　　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
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
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
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
　　　　周恩来1924年归国，到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广州，他们已经有五年未见
面。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
理之中。
　　　　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
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样，当丈夫好酒时，妻子难免要有意见，在
以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邓颖超一直反对周恩来喝酒，并且为酒继续产生过一些矛盾。
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误事又伤身。
　　　　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我们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着指头总结过
不是规律的规律：喝大酒比抽烟多还要伤身。
　　　　从毛主席开始，他数了许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
这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从周总理开始，他数了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
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的领导同志，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发生了癌症……
　　　　当然，这只是下过闲聊天，并没什么真正的科学考究。
　　　　周总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亲眼见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
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
的时间，总理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
的。苏、美、英、法及其他与会国，都没有任何一人能比。这是早已为历史所承认了的，
也是被大量回忆文章所书写过，证实过的。我这里不重复，只谈—件小轶事。
　　　　出发前，邓大姐不无担心地嘱咐我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总理劳累过
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大姐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大姐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几乎个个都是
“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
很多，喝起酒来碜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
兑点水就咕吟咕吟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
“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结束。总理虽然酒量大，毕竟是咱们黄种人，从生理上
说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这就像现在的百米赛跑一样，黑种人的生理特征，他
们的细胞结构就决定了他们的爆发力适合跑百米，不适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跃的尽
是“黑旋风”，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难以发现黑影子，满眼都是“浪里白条”。
　　　　黄种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于寒带的白种人，何况总理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
肿，高烧昏迷多天，若不是从60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性命都差点不保。解酒主要
靠肝脏，总理在这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更何况总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盘上，难
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势众”，喝起酒来以寡敌众，这形势就尤其不妙了。
　　　　从给总理当副官时起，总理平时的喝酒场合就是由我来管。建国后，出于对总理身
体的爱护，又考虑喝酒容易误事，我就跟总理提过建议：以水代酒。这个建议总理是同
意的，他也时常警惕离酒远点。
　

　　　　中南海服务科的老服务员都懂以水代酒，红茶水代红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时都
是土办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应的酒瓶子里，藏在低垂的帘布后面，服务员手上带个
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两瓶或四瓶酒，总之同样的酒要卡两个瓶子，给“自己人”一定
要倒水不倒酒，给外人必须倒酒不倒水。那是反复训练过的，从没出过差错，动作一样，
不同对象从不同的瓶子里往外流水或流酒。为此，在我们作东请客时，确实使苏联及其
他国家的“酒桶”们为总理的“酒量”惊讶不已，佩服黄种人也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压倒
白种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这个办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总理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
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
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
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那天一上宴会我就知道不妙。我不懂俄语，翻译是老资格的师哲同志，听他们嘟噜
嘟噜讲话，看到那些闻到酒精味就兴奋的苏联领导人，我一阵阵起急。尤其赫鲁晓夫，
入席时就不停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捋下来放桌上，随即又拿起来戴回手腕上，完全
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式。我急得原地打转，想不出对策。
　　　　没法作假，且不说我上不去，就是叫我上去帮助服务，也无法再以水代酒。那还是
阶级斗争正激烈的年代，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
密，每上一样东西都是严格检查之后，上来就不许换样，吃完喝完，撤下为止。中间是
不能随便换动的。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一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便都起
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不然，赫
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
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
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现在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对酒的危害认识多了，电视上的宴请场面，都是拿着酒杯
转圈，看不到什么干杯的场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领导人，文化程度高，都是学校
培养出来的，不像那时的领导，都是战争培养出来的，艰苦环境里奋斗出来的，气质上
就不同。那时喝酒也不像现在马上要在电视上与群众见面，无须过虑形象。苏联当时的
领导人都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与白匪的艰苦作战，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
争，性格上多属粗犷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现很鲜明。民族特色、经历战争环境以及个人
性格素质，这三方面一结合，喝起酒来可就惊心动魄了．看不到一个“绅士风度”，苏
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
　　　　总理参加外事活动的原则是客随主便，一旦陷于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
而知了。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务员忙在上酒，不大留意上菜。总
理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随意了，因为周围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我明白，今天是在劫难逃了。记得1952年，总理来谈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人民
最终争取到156项援建项目后，就曾在这样的场面中被灌醉，上车后吐了，由苏方派了
医生护士折腾一夜。这一次……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整个脸，鼻子尖上都是汗，嘟噜嘟噜说个不停。翻
译讲的大致意思是：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
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总理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这说明他已喝到第二个高原现象，反应更敏捷，思
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
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
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头脑不够用，听完翻译并没理解这话的深刻含义。美
国是不承认中国，不承认朝鲜、越南，但他现在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讨论解决
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说明他懂得，没有中国参加，不与中国直接对话，亚洲是
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要想获得解决。
　　　　赫鲁晓夫有点发痴的样子，脑袋朝前低伸着，左看右看，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这是
他的一种习惯动作，不像我们的总理，站在那里永远风度翩翩。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赫鲁晓夫一边扭晃着脑袋左看右看，一
边重复讲过的话，“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活，听我们阐明对各
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
一个胜利。”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翻译讲，其他苏共领导人也帮忙说，赫鲁晓夫终于听懂了，大叫“哈拉少”，激动
地向周总理敬酒，干杯，还抱住周总理，亲颊、拥抱、旋转。这些苏联人感情外露，好
象不拥抱旋转就不足以表达内心一般，叫我们中国人看了又受感动又觉得毛病。
　　　　周总理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
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
　　　　总理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采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
　　　　总理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悄悄地转向了苍白。这不是好兆头，可是敬酒还
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
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总理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
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
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
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气氛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
人完全融成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
聊天，各自谈着感兴趣的话。
　　　　总理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
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
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并且站不住了……
　　　　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楞住了，
又想扶人又想叫人又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出
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
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
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