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那些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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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他竟然在莒光日偷溜去831，被宪兵抓到，关禁闭不打紧，还被营长赶出营部，下放到连上的公差班去打杂。
我问他问什么莒光日还敢往外跑？他说莒光日女孩休息，这样他们才可以讲话讲很久、讲很多。
几个月后，发生的第二件事是瘦巴巴的他竟然和一个壮硕的班长打了一架，听说要不是被拉开的话，他差点就拿刺刀捅人家。
我带了泡面去禁闭室看他，问他为什么要打架？他说班长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他说：「我刚刚去干了你的女朋友！」
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他会被送军法，没想到有长官出面说：「算了吧，一个人可以为一个所爱的人连不会赢的架都敢打，可见是我们教育成功了，不是吗？我们不是一直教这些兵要爱国，因为爱，所以才会为国牺牲都不怕？」
军中三年，这是我听过所有长官们讲过的最动人的一句话。
阿春从禁闭室处来不及之后有一天跑来跟我借钱，说要送那女孩回基隆找工作，说他姑妈愿意帮忙照顾她和她的孩子，我借了。没多久，他又一身汗冲进来，说那女孩在大门口，要跟我说谢谢。我去了，老实说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好奇。
她如街头所见的青春女子，笑意盎然，一脸自信，而且真的很像林凤娇。
这两个人后来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绝对相信，她一定会是一个坚毅的母亲。
跑片——
阿光和阿华是同乡，苗栗通霄人，是邻居，一起长大，连小学也同班。
阿华小学毕业后就到台北，在中华路、西藏路附近一家摩托车店学手艺，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是准师傅了，不想和学徒们挤在又窄又闷的阁楼睡，所以出来租了雅房，恰巧和我当邻居。
阿光则是那时候才到台北，是他父亲要他来的，说希望阿华帮他找个像样的工作。阿华说或许是阿光的父亲看到他年节返乡的时候都穿得趴哩趴哩，还一千两千拿给爸妈花，于是觉得年轻人都要到台北才有前途，说不然的话，阿光以后根本没有半个女孩愿意嫁给他。
问阿华，阿光毕业后都在老家干什么？阿华说好像是在阵头当二手，出阵的时候扛大鼓，或者随便拿支乐器混在西乐队里凑人数。也不知道是憨厚还是脑袋原本就比常人钝，阿光的反应老是慢半拍，阿华一旦受不了，习惯的动作就是巴他的脑袋，阿光每次都会说：「我会笨，都是被你打笨的啦！从小打到现在！」
不过，阿华对他还真够意思，阿光半年多没找到事，吃、住、零用都是阿华担起来，仿佛理所当然要负责一般，半句闲话都没有。但是唯独一件事不论阿光怎么求，阿华就是不理会，那就是公休日和一堆有车阶级出去泡马子的活动，他的理由其实挺真诚的：「我的车子没你的位子，带你去更没面子。」
记得有一次阿光一直吵着要跟，想看女孩子，阿华说：「你去打手枪啦你！」然后竟然过来敲我的门，丢一本破破烂烂的黄色小说要我隔着甘蔗板念给阿光听，说让他自己爽一下。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虽然小学有念完，可是阿光看得懂的字却不及幼稚园的程度，而且那次的「读书经验」也让我挫折到死！记得我挺认真地、加油添醋地念到自己都已经快挡不住了，隔壁阿光竟然全无反应，叫了几声之后，才听见他睡意蒙胧地说：「啊……，刺激的地方快到了没？」
后来阿华终于帮阿光找到工作。有个车友的邻居是片商，透过他拉线，阿光当了跑片小弟。
所谓「跑片」，就是一部电影如果有两三家戏院同时演，片商会把第一家之后的放映时间往后延，等第一家放完第一卷之后，马上把影片往第二家送；跑片小弟就是骑着脚踏车运送影片的人。这工作，阿光还算胜任，会骑脚踏车、西门町联线的戏院记得住，可以避开人潮抢时间的巷道带他走几次，让他熟悉也就OK了。
记得第一个月领到薪水那天，阿光竟然拿着薪水袋一直笑，说以前拿到钱套子都是红色的，这一次不一样，是土色的，上面还直接写数字，连猜都不用猜，「而且真的照这个数字给，一块钱都没骗我。」
阿华的反应依旧是巴他脑袋，不过加了一句话，说：「赶快寄一点回家给你阿爸，让他高兴一下！懂不懂啦，阿傻！」然后硬要他请我们去美观园吃快餐，另外叫了一大杯生啤酒三个人分。不过最后拿账单去付的依然是阿华。
没想到三个月后，出事了。
记得是一个周末晚上的八点多，忽然有几个长得绝非善类的人杀进我们的雅房，说阿光连人带车还有一整卷影片跷头失踪了。片商落来的人说阿华是阿光的保证人，如果片子没有找回来，所有损失要他负责，至于当天晚上如果观众因此退票，退一张，阿华就得赔一张。
恶煞当前，阿华当然不敢逞强，不过，他希望知道阿光为什么会落跑。
他们说，傍晚的时候，片商老婆要进厕所，门没锁，一推开，竟然看到阿光拿着一张爱云芬芝主演的电影海报在打手枪，老板娘的尖叫声听说连隔壁都以为发生凶杀案；老板问清事情的始末之后，狠狠地巴了阿光的头，说：「等电影散场后，送你去警察局，让警察送你进监狱！」
然后，阿光从第一家戏院拿走第三卷影片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我陪阿华和那些人去办公室见片商；片商一直在打电话，好像在问戏院退票的数字。电话讲完之后，老板回头看看我们，跟阿华说：「算你运气好，省掉一大条，戏院说竟然没有观众退票，okasii 呢！不过你最好去把那卷影片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的话，这个档期的损失我全部找你要。」
那天晚上我和阿华几乎找遍整个西门町的小巷，还像找小狗一样，阿光阿光不停地叫。阿华说他一定躲在哪里不敢出来，因为阿光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家叫警察。他说以前他们那边有一个警察很烂，看到人家种的、养的只要喜欢就拿；有一年春节前趁阿华家里的人都在外头忙，竟然把家里养着等过年的鸡挑大的抓，而且还一次抓了两只，家人知道后好像什么也不敢讲。
阿华说他很气，于是大年初二的晚上，就约了阿光跑到警察家，把一堆鞭炮绑在一起，等有人进浴室的时候，把鞭炮点着了，从木板窗子的缝缝里扔进去，结果里头传来的是警察的老婆发疯一般的惨叫声。
阿华说那警察很奇怪，没先去看老婆，反而直接跑出来追人，阿光跑得慢，被逮个正着。那天晚上在警察的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阿华说阿光隔了好久好久之后才敢说。他说警察很变态，竟然叫阿光当着他太太还有两个小孩的面把裤子脱到膝盖，再把鞭炮用橡皮筋束在阿光的鸡鸡上，然后一边喝着酒，一边拿着香烟不时伸向鞭炮的引信，说：「你想炸我老婆的……？」
就这样折腾到他过瘾了，阿光整件裤子都尿湿了才把他推出门外。
「我真怕阿光以为只要他让女人尖叫，就要被警察抓去点鞭炮。」阿华讲完这段故事时，我们正好经过阿光跑片的戏院，他看了一下看板说：「外国片！干！我就知道，一定是那种没人看得懂的，所以才没有人退票。」他说：「读书人嘛都这样，外国片看不懂都不敢说，就连少放一卷也要自己骗自己，装懂！」
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CATCH 22 ，中文片名翻作《二十二支队》，多年之后才知道，就连那中文片名根本也是瞎糊弄。
两天过了，阿光还是没回来，阿华竟然骑着摩托车，杀回去通霄找。隔天带着那卷影片回台北，一脸倦容。他说阿光不敢再来了，说那小子当天竟然就连夜踩着脚踏车从台北踩回通霄，但是连家也不敢回，几天来就在海边的碉堡里头睡。
阿华描述见到阿光时的场面其实更像电影。他说阿光领着一群孩子在海边，把影片拉得长长的，一边跑一边对着阳光和那群孩子一起看，阿华说：「在蓝天碧海为背景的沙滩上，我听到孩子们一直兴奋地叫着，你看到什么？我看到飞机……，我看到里面有飞机……」
讲完之后，阿华就一直沉默着。
片商拿回影片后也没要阿华再赔什么，因为即便少了一卷影片的那几天，电影继续演，观众继续看，既然没有人抱怨，当然就没有人会退票。
告别式——
阿义和他似乎在开学第一天就已经交上朋友了。
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他一开口全班就笑成一团，因为他的国语带着很重的南部台语腔调，听起来很像猪哥亮在主持节目。
没想到他好像也没生气，看了大家一眼之后说：「我是很认真地想跟大家认识，但是如果我的国语让大家觉得这么不正经的话，那我用台语讲好了。」
然后他就用流利而且有点古味的台语介绍他自己，不过语气里有掩盖不住的怒气和挑衅。他说其实他不想来北部考高中，因为家里是种田的，土味重，都市没泥巴，怕水土不服；不过，国中校长想拼业绩，说如果他考上北部第一志愿高中的话，三年学费要帮他出，所以才来考。
他说原本以为要进这个学校这么难，学生必定都很优秀，没想到连自己都考得上，所以觉得「咱大家都差不多，不必龟笑鳖无尾，以后就共同学习，共同漏气求进步。」
讲完之后全班安静，不过，肯定不是震惊，而是大部分的人根本听不懂，少数听懂的也不能体会那些显然超龄的语意，直到阿义笑出来并且率先鼓掌之后，全班才有点礼貌性地跟随。
他寄住在板桥亲戚家，亲戚做的是承包办公大楼清洁的生意，假日或寒暑假他都跟着帮忙，奇怪的是，每次出去工作他总是穿学校制服；两人混熟了之后，有一天阿义问他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样穿工作服？没想到他的回答竟然是：「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同款的人？」
阿义的妈妈很疼他，因为是同乡。阿义的妈妈常邀他到家里「吃好料、补一下」，两个人在厨房讲乡下的过去和现在，讲学校老师谁还在不在等等；妈妈常说阿义国中之后跟她讲的话还没有他多。
两人后来更热络，因为一起编校刊。不过，后来校刊出了大麻烦，因为他访问了几个当年称为「党外」的校友，学校有意见，报纸上还闹了好几天。
阿义常想或许就因为这个因缘吧，他从此和「政治」沾上边；大学时期他花在那几个选上公职的党外校友的办公室的时间好像比在教室多。
阿义和他大学同校不同系，他念历史，阿义念企管。考上大学的时候，阿义的母亲包了一个十万块的红包给他，笑着说是「同乡会」给他的奖助学金，阿义记得他红着眼眶跟妈妈说：「我一世人会记得你和阿义这分情！」
阿义的爸爸对他始终没那么热情，有一次还有意无意地跟阿义说：「这种朋友要小心，嘴唇薄的人，比较无情。」记得妈妈还骂他迷信。
毕业后，阿义跟着爸爸从商盖房子卖，而他果真走上政治之路。
第一次参选的时候，阿义赞助了他一大笔钱，总部成立那天他早早到，当看到竞选文宣上他把「校刊事件」也当作过去抗争的资历时，阿义才蓦然想起青春年少时曾经发生过的那件事。
板桥那些亲戚看到阿义全都迎过来，忙着端茶、递烟、递槟榔；当阿义看着那一张一张黝黑、热情的脸的刹那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当年他说：「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同款的人？」的时候，那种有点不屑的表情。
后来阿义常跟朋友说，那一天他第一次了解什么叫做「选择性记忆」——他记得的，阿义早已遗忘；而他或许已经遗忘的部分，阿义却如此深刻地记得。
那次他当选了，报上说他是少数形象清新的当选人。
八〇年代初期那个全新的政党就像一个孕育已久而终于呱呱坠地的宁馨儿一般，备受宠爱、期待与包容。
阿义还记得在另一次的选举活动中，当这个政党的某个候选人在台上以激情的语言述说民主运动过程的挫折和所遭受的迫害时，底下的听众回应的是同样激情的呼喊和掌声，当有人发现阿义并无类似的热情时，竟然毫不避讳地高声喊道：「没鼓掌的他家死人。」
没想到那声激情的咒骂最后竟然成真。
八〇年代初期刚好也是房地产的谷底，阿义父亲的公司之前在郊区所盖的一大批社区型的房子完全滞销不打紧，连当初大量买进的山坡地也因为法令改变有很大的部分被禁止开发，而剩下的部分如果要符合新的法令规范开发则需要增加可观的成本，资金方面银行又遇雨收伞，于是公司当下进退两难，阿义的父亲在心力交瘁之下，有一天竟然就在赶赴银行谈判时猝死在计程车上。
当天夜里，已经一两年没有联络的他竟然出现在阿义家仓促设立起来的灵堂前。阿义只记得他一进门就跪了下来，然后趴在地上一路嚎啕爬了进来，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呼喊着什么「大恩来不及回报……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