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那些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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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待过一年的那个，老实说，除了我们那里，大概也没人要。
他讲话乡音重，大家有听没有懂，迟到早退是小事，课上到一半还可以把卖猪肉的叫进教室，挑肥拣瘦，讨价还价。
所以，听说那个真正师范毕业、长相又斯文的年轻人竟然肯上山报到当我们三年级这班的老师时，村子里的人都觉得我们出运了，因为山上总算有了一个像样的老师。
第一堂课他就跟我们说虽然我们是乡下的孩子，但他有把握把我们教得像城市的孩子一样，有礼貌、有规矩，不会土里土气。
他觉得我们的国语都讲得太烂了，所以虽然已经三年级，我们都得再学一次ㄅㄆㄇ，该卷舌的一定要卷舌，不管问问题还是报告什么事，只要发音不标准的，他都会要我们重复讲，这还没关系，最受不了的是他经常骂我们「猪」，而且是「一群猪」。
憨贵是我们班上最后一名，脑袋不灵光反应比较慢，有一天课上到一半，他忽然举手说：「报告老师，我要上厕所。」
他讲话本来就不清楚，更甭说要他搞清楚哪个字要卷舌。当老师要他再讲一遍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笑出来，因为他干脆从头到尾每个字都卷着舌头讲；但是，当他重复到第六遍时，我们已经笑不出来了，因为我们都听到他拉肚子的声音，而且臭味冲天，但老师还是坚决要他再说一遍，直到我们都和憨贵哭成一团。
「猪就是猪！」老师最后指着憨贵说。
不过憨贵真的憨，所有人都知道老师看他不顺眼，只有他自己搞不清状况。
有一天老师讲到蝙蝠，说蝙蝠可以发出音波，所以即便是夜晚，怎么飞也不会撞到树、撞到墙，憨贵忽然举手笑眯眯地说：「报告老师，蝙蝠会撞到竹竿。」
我们听到老师冷冷地说：「我上课的时候，猪，不要讲话。」
没想到憨贵还是认真地说：「蝙蝠真的会撞到竹竿。」
我们替他捏了一把冷汗，没想到老师却只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如果蝙蝠会撞到竹竿，老师就跟你一样……，是一条猪！」
那天晚上写完功课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很想做一件事，于是就扛着晾衣服的竹竿，走到路尾经常有蝙蝠飞掠的空地去；没想到才一走近，发现好几个同学早已在那里用力晃动着竖在地上的竹竿，竿尾快速地搅动空气发出有如疾风吹过一般咻咻咻咻的声音。
已经忙得一脸汗水的他们看到我，纷纷用非常夸张的卷舌音说：「赶快多打几ㄓㄨ蝙蝠！」「让老尸ㄨㄓㄨ道憨贵不是猪！」「让老尸ㄨㄓㄨ道蝙蝠会撞竹子！」「让老尸ㄨ真的变成一ㄓㄨ猪！」
老师不知道，用这种方法大蝙蝠是这个村子的孩子早已玩腻了的游戏。
第二天早上老师走出宿舍时，应该有看到十多只死蝙蝠躺在门口才对，但是，奇怪的是他始终没提这件事；不过，直到半年后他离职，我们确定的是再也没听他骂过谁是猪。
PART3 博真情的朋友们
春天——
阿圆是金门金沙市场一家杂货店里打杂的小妹，长得不是很好看，加上老板以吝啬出名，所以跟其他杂货店比起来，他们的生意差很多。
那年头在金门当兵根本没有机会回台湾，所以不管哪家店，只要有稍具姿色的美眉驻守，几乎不管服务或者商品的品质有多烂、价格有多不合理，也可以让一大群「精子已经满到喉咙，吐口痰连爬过的蟑螂都会怀孕」的阿兵哥蜂拥而至；于是供应全师将近一万人伙食材料的市场摊商当然会运用这种「美人计」，每天清晨灯火通明的市场内，各个鱼肉蔬菜的摊位只要有美女露脸的必然生意鼎盛，阿公阿嬷顾守的永远乏人问津。
采买兵通常是一边跟美女打打嘴炮、吃吃豆腐，一边把各种伙食材料的品类和数量的单子交给她，然后转向另一摊继续哈拉，至于最后被摊商送上采买车的商品斤两和品质好像也没人在乎。
各类生鲜买完，接着买杂货。杂货单价高，所以采买兵喜欢的店除了美眉之外，更重要的是老板要上道，回扣、香烟要舍得给，最好连早餐都帮采买准备好。
不过，也不是每个采买兵都这么屌，人多的部队伙食费高，采买是大爷，至于我们这种二十几个人的小单位，不管生鲜摊位还是杂货店永远把我们隔着门缝瞧。
我跟小包当采买的第一天就碰到这种势利鬼。
那天我们买完菜才进杂货店，看到步兵营的采买要离开，香烟随手一拿就是好几包，小包只不过才拿起老板桌上的烟打出一支要点上，老板竟然就把香烟往抽屉一收，抬头问小包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家族企业第三代的小包大概从没这样被侮辱过，当下把烟往老板的身上一甩，拉着我掉头就走。
市场晃了一圈之后，我们选了一家几乎没什么阿兵哥的杂货店，而从此之后我们单位就成了阿圆和她老板少数的顾客。
阿圆十七岁，应该国中毕业不久，因为她老穿着一件还留着学号的深蓝色旧外套。她话不多，笑的时候老是掩着嘴，有一天我们才发现她缺了两三颗门牙。「怎么不去补？」我们问。她说：「我爸去台湾做工，说赚到钱会给我补。」
阿圆的爸爸是石匠，金门工作少，应聘去台湾盖庙刻龙柱。
杂货店老板是她的亲戚，但使唤的语气一点也不亲，有一次甚至还听见他跟别人说：「我是在替人家养女儿！」
那年是我们第一次在外岛过年，除夕到初二都加菜，所以除夕前采买的钱是平常的三、四倍，那天小包半开玩笑地跟老板说：「跟你买这么久，也没看你给我们一包烟，一点Bonus！」没想到老板竟然冷冷地笑着说：「我以为你们营部连的比较干净，我看，都一样嘛！」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包烟以及两张百元的钞票塞给小包，接着就往屋里走。
我知道小包是憋了一卵泡火，可没想到是临走的时候他竟然随手抓起一打酱油往推车上放，说：这是给连上的Bonus！
阿圆什么都看到，但什么都没说。当她帮着我们把东西推到采买车的路上，小包把那两百元拿给她，她一直摇头，小包说：「拿着，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你那个亲戚给你的过年红包。」
谁知道我们的东西都还没装上车，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哨音，一回头，我们看到老板带着两个宪兵，正指着我们这头快步地走了过来。
老板揪住我们，把我们推向宪兵，然后走到车尾装货的推车，一把将酱油拎出来，跟宪兵说：「你看！这就是他们偷我的。」
停车场上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看，就在那种尴尬、不知所措的死寂中，我们忽然听到阿圆的声音说：「他们没有偷啦，是我……放错了。」
我和小包转头过去，只见她低着头，指着酱油说：「我以为是他们买的……就搬上推车了。」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她搬上车？」宪兵问。
阿圆转头看看我们，我还犹豫着该怎么反应，没想到却听见小包直截了当地说：「没有。」
宪兵回头跟老板说：「你误会了吧？」
老板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忽然快步走向阿圆，随手就是一个耳光，说：「你是想要他干你，然后带你去台湾啊？你想乎死啦你！」
阿圆站在那边没动，捏着衣摆低着头，也没哭，一直到我们车子开走了，远远地，她还是一样的姿势。
车子里小包沉默着，好久之后才哽咽地说：「刚刚，我好想去抱她一下……」
我们驻地旁边的公路是金东地区通往「勿忘在莒」勒石和金门名胜海印寺惟一的通道，平常是禁区，每年只有春节的初一、初二对民众开放一次。
对阿兵哥来说，道路开放的最大意义是，在这两天里金东地区的美女们一定会从这边经过，所以两百公尺外那条持续上坡的公路，在那两天之中显然就像选美大会的伸展台，因此初一的早点名草草结束后，我们已经聚集在视线最好的碉堡，把所有望远镜都架好，兴奋地等在那里。
那天天气奇好，阳光灿烂，所以上山的男女纷纷脱掉外衣，可看度以及可想象度都当下增加不少。十点左右是人群的高潮，随着各店家那些驻店美女陆续出现，碉堡里不时掀起骚动，忽然间，却有人回头说：「钦仔、小包，你们的救命恩人出现了。」
我们分别抢过望远镜，然后我们都看到了阿圆。
她穿了新衣服，白色的套头毛衣，一件粉红色的「太空衣」拿在手上，下身则是一件深蓝色的裤子，头发好像也整理过，还箍着一个白色的发箍，整个人显得明亮、青春。
我们看到她和身边一个应该是她父亲的黝黑中年男人开心地讲着话，另一边则是两个比她小，应该是她弟弟的男孩。
小包忽然放下望远镜，大声地喊她的名字，可是她好像没听见，碉堡里忽然又掀起另一波忙乱，几分钟不到简便的扩音器竟然就架设起来了。
当小包抓着扩音器朝公路那边喊着：「阿圆，你今天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呢，阿圆！」的时候，整条公路的人都慢慢停下脚步听，然后纷纷转头四处顾盼，好像在找谁是阿圆。
阿圆先愣了一下，看看父亲，然后朝我们这边望着；小包有点激动起来，接着说：「营部连小包跟阿圆说谢谢！跟阿圆爸爸说新年快乐，你女儿好棒，而且好漂亮！」
她父亲朝我们这边招招手，然后好像在问阿圆发生什么事。
我看到小包的眼眶有点红，于是拿过扩音器接着说：「阿圆，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美女……我们营部连所有人都爱你！」
公路那边的人都笑了，围着阿圆，甚至还有人鼓掌起来。之后扩音器便被传来传去，「阿圆，谢谢！」「阿圆，我爱你！」「阿圆是金门最漂亮的女孩！」……不同的声音不断地喊着，整个太武山有好长一段时间一直萦绕着阿圆的名字。
从望远镜里我们看到阿圆流泪了，她遮着嘴，看着我们碉堡的方向。
其实她是笑着的，在灿烂的阳光下。
直到现在，每年的春天我都还会想起阿圆以及她当时的笑容。
茄子——
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吃茄子。多长？算一算大约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前，三年兵役的最后一年，部队从金门移防台湾；许多资深军官和士官长忽然一窝蜂地办婚事，大部分娶的是年纪几乎可以当他们女儿的东部姑娘。
老莫好像一点也不动心，一如往常独来独往。他是空中管制无线电台的台长，和几个兵成天窝在装满无线电器材的拖车里，除了三餐派个人出来打饭之外，跟通信营的其他人好像少有接触，也常让人忘了他们的存在。
我是营部行政士官兼通信补给，挟职位之便倒常到他们那儿厮混。比起其他资深军官和士官长，老莫其实「知识」许多，看英文的保养修护手册像翻报纸，没事看他泡茶读《古文观止》；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他床铺底下那一大叠书，但坚持只能在电台里头看，绝对不借出，因为大部分是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还有盗版的金庸、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当年都还是禁书。
问他怎么可能没升官，他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不希罕！另一种是；不想给笨蛋管！
老是说这种话的这种人，别说在封闭的军队里，即便在社会上也注定孤绝，甚至永远有一堆人等着看他倒楣出错、出糗。
有一天我去电台核对器材账册，随口问他说：「士官长，你没想过跟他们一样娶个老婆以后当老伴啊？」
他看了我一眼，很严肃地说：「他妈的，我才不想害人！」
那是我跟他之间最后一次的交谈。
几天后电台奉军团的命令到南部支援演习，下午五点应该报到，没想到老莫六点多打了电话回司令部，说车子为了闪避牛车撞到路树，修了很久没修好，显然无法准时报到。
听说司令部的人骂他笨蛋、丢脸，说无法达成任务为什么不早点通报？说他延误军机，事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等等。
晚上十点多随车的打电话回营部，说老莫失踪了！说他六点多打完电话只交代他们有事情要办，要他们好好看着车、看着电台千万别再出错之后就没看到人了。
我跟营部的长官报告这件事，正在打扑克牌的他们说：「乘机去找女人打炮啦！」
当晚刚好是我轮值安全士官，清晨三点多营部的电话忽然响起，那种时间的电话永远不会有好事，我一接果然没错，电话那头是南部某个宪兵队的值星官，说有一个士官长阶级的人在他们辖区被火车撞死了，不过他们找到遗书，所以可能是自杀，姓名是……。
我直觉地回答说：「莫〤〤？」
他愣了一下说：「没错……，你怎么知道？」
我叫醒营部长官，说莫士官长找到了。「他不是去打炮，他去撞火车！」
我和营部长官坐吉普车一路飞奔到现场时大约六点出头，五月底天亮得早，铁轨两旁的稻田上方笼罩的雾气未散，但当我们跟着宪兵沿着铁轨走向陈尸的地方时，阳光已经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所有人都低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