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那些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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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竟然把我那封检举信拿给半个村子的人观赏！
我被父亲吊起来狠狠地打，叔叔伯伯还在一旁加油添醋地说：「这么小就学会当抓耙子，该打！」
最后拦阻父亲并且帮我解下绳子的虽然也是他，但，从那时候开始到我离家到台北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再也没正眼看过他一次。
再看到他是将近二十年之后的事。
那时父亲因矽肺经常住院，有一天我去医院探视，才打开病房的门就闻到一股浓烈而熟悉的狐臭味，不用说就知道坐在父亲床边的那个老人是谁了。
他笑着问我说：「还认得我吗？」
我心里想说：「要忘掉你还真难咧！」
他得意地跟我说：「刚刚我还跟你多桑讲，我眼光真的不错，小时候就看出你文笔好，你看，现在不但在报纸写文章，还‘写电影’写到这么出名。」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父亲的告别式。那时一个台风天，跟大多数的人一样，他全身湿透；不过比较特别的是，他还没拈香就先走到我的面前，嘴唇颤动了好久才哽咽地说：「要孝顺你妈妈哦，你爸爸跟我说过，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
不知道是现场线香的味道太过浓烈还是怎样，虽然靠我那么近，近到可以清晰地看见泪水顺着他深深的法令纹流到下巴的我，却没闻到他身上有任何让人不舒服的异味。
几个月前去一个大学演讲，结束的时候一个孩子过来问我说认不认识XXX？说那个人是他的外祖父，就是当年害我被父亲吊起来打的那个警察。
他说外祖父常放《多桑》的DVD给人家看，然后跟人家说：那个警察就是我啦！那个吴念真记得我哦！
他说他外祖父死了，两年前的冬天。
说出殡的前一晚，他们把《多桑》的DVD在他的灵前又放了一遍，因为外祖父曾经说电影里的那些矿工都是他的至交，「万一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来帮我带路，跟我作伴。」
老山高丽足五两——
卖烟卖酒卖冰卖点心和零食的小店在村子的路口，是矿工们每天进出矿坑的必经之地，所以早晨、黄昏各热闹一次。
早晨他们习惯聚集在小店前等同伴，一边听某人转述昨晚NHK海外放送的新闻内容，一边清点入坑的工具和炸药。黄昏再度聚集的时候，他们则是习惯边吃东西边聊天，顺便让风吹干一整天都泡在水里的胶鞋和脚掌。
矿工们的脚掌好像都很容易长鸡眼或累积厚厚的一层角质，所以每隔一阵子总有人会跟小店的老板借剃刀，把正好被水泡软了的鸡眼和角质给削掉。
做这种事似乎容易「传染」，只要有人开始动刀，之后总是一个接一个削，削到到处都是厚厚的脚皮才罢休。
那天他们边削边感叹，说村子里恐怕又要少个人，因为阿溪他已经陷入弥留状态的娘昨天从医院被抬回来，停在厅边等断气。
也许话讲得够久，有人发现地上的脚皮都干了，那些已经变成褐黄色还略带透明的脚皮像极了切片的高丽参，连软硬度都像。
也不知道谁起哄，有人竟然去小店里拿来半截装线香的红色包装袋，把那堆脚皮一片片装进去，然后在上头认真地写了字：「正老山高丽足五两。」
他们说「足」有另一个意思，就是脚。
笑声还没停，村子里的放送头急躁地响起来，说某人家的厨房起火了，要大家去救火；矿工听完一哄而散，脚皮没人理，之后也没人记得这件无聊事。
几个月后某个黄昏的小店前，阿溪邀大家过几天一起来喝他母亲的寿酒。老人家奇迹似的逃过六十九岁传说中的关卡，反而比以前健壮地准备迎接七十大寿。
阿溪说「棺材装死不装老」真的有道理，多少年轻力壮的矿工可能就在灾变的一瞬间过往，而自己的娘在厅边躺了那么多天，竟然可以起死回生；「所以，神还是要信的，千万不要铁齿。」
多年后，好多人都还记得阿溪讲这句话时那种神圣得不可侵犯的表情。
阿溪说他娘从医院抬回来的第二天，他跑了一趟瑞芳的电信局，打电报通知南部的亲戚，要他们有奔丧的心理准备；就在回来的路上，他忽然想到媳妇不久就要生产，自己就要当祖父，而阿娘就要当曾祖母，如果她现在就走，岂不是憾事一桩？于是他就合掌向天祈求，说愿意让一年的寿命给阿娘，让她至少可以看到家里第一个曾孙之后才走。
阿溪说没想到才一进村子，月光下他看到有东西在路边闪闪地泛着红光，捡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包「正装老山高丽参，还足足五两重！」他说：「这分明就是神明的恩赐！」
结果呢？……有人怯怯地问。
阿溪说他一回家，马上抓了一把，慢火炖了一碗，然后自己含着，稍稍用力地一口一口「吹」进已经无法吞咽的阿娘的嘴里。
第二天，他分两次用同样的方法喂阿娘。
阿溪说：「没人会相信，真的没人会相信……，隔天清晨我们都还在睡，阿娘竟然自己走到我们的眠床前，拉我太太的脚说：『都几点了，怎么还不起来煮稀饭？』」
所有人看着泪光闪闪的阿溪，一片静默。
最后终于有人谦卑地出声说：「阿溪，多准备一桌素菜吧，这一桌就算我们兄弟给你阿娘添寿的。」
阿溪感动地接受了。
之后仿佛就成了惯例，只要谁的妈妈过七十岁生日，这些人都会出钱办一桌素菜给老人家添寿，这一桌他们就习惯称之为「脚皮桌」。
谁都知道这个典故的由来，阿溪除外。
琵琶鼠——
不知道有意还是凑巧，那对父子总让人觉得是宁愿远离人群而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的村子坐落在山谷里，绝大多数的房子都盖在向阳的山坡这边，而他们却挑了对面那个要到中午过后才晒得到太阳的山坳里。
孩子的年纪好像跟我差不多，但我已经三年级了，他却还没上学，老是看到他带着一群五颜六色的狗在对面的山上游荡着。他长得跟他父亲很不像，父亲黑，他白，父亲的脸孔看起来严厉冷酷，他却细致柔和。
也许长相差异大，所以有关这孩子的来历闲话就多，比较被「肯定」的说法是：宜兰那边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跟外省的军人有了孩子，老师的父亲是乡长，他坚决反对这段感情，于是骗人家说女儿要到台北进修，却把她带到顶双溪的亲戚家住了几个月，把小孩生下来，然后给了一个正在附近帮人家垦山的罗汉脚一大笔钱，要他把那小孩「处理一下」。
罗汉脚看小孩可怜也可爱，最后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带着他离开顶双溪四处打工过活。
当然，这是没经过证实的说法，不过，倒符合孩子为什么没有上学的理由，因为没办法入户口。
村子里的父亲们大多数是矿工，而这父亲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却都不懂，他好像什么都不做又什么都做，比如扛矿坑里要用的木头或铁轨、整修村子通往外头的山路、帮矿业事务所的屋顶漆柏油等，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却似乎都跟死亡有关，比如有人摔死在山谷，尸体得抗上来，或者有人吊死在山上，长虫的尸体需要处理，甚至夭折的小孩得找地方埋掉，人们想到的绝对是他。
他的本名好像没人确定也没人在意，大家都叫他的绰号「老鼠」，至于那个孩子的名字好像理所当然就叫「老鼠子」。
这对父子的另一个传奇是好像什么都吃，自从某次有人发现老鼠子竟然千辛万苦地爬下山谷把人家丢弃的死鸡从草丛中找回去吃之后，只要村子里有死鸡、死鸭时，都会大声地朝山的那边大喊：「老鼠，有死鸡哦，要不要拿回去炒姜丝？」
村子里的人这样的行为不但没有任何贬抑的心思，甚至还有一点回馈的意思，因为老鼠通草药，只要有人长了什么不明的肿毒或者被蛇咬了，都会去找他讨草药，要是有人想给个红包，他都会粗声粗气地说：「给我钱干嘛？给山神啦！这都是祂的！」
不过，那些草药对老鼠来说就像「秘方」一般，他都自己去采，然后剁烂、磨碎让人无法分辨。
有一次弟弟发高烧，妈妈要我到对面山谷找「一叶草」；那是一种长在阴湿的草丛里的草药，长得很小也很少，要找到足够磨出一碗药汁的一叶草，老实说，那不仅得凭本事，更得靠运气。
记得走过老鼠家的门口时，天已经暗了，那父子俩正在准备晚饭；我看到老鼠子在门外简陋的炉子上搅动一锅饭，老鼠正切剁着好几只剥了皮的「小动物」，而他脚边五、六只狗则忘我地嚼着什么，我仔细一看，差点吓呆！原来是山老鼠的头、带毛的皮和零零碎碎、血迹斑斑的内脏。
老鼠问我这么晚了干什么？我说要找一药草，因为弟弟发烧。
他看看我说：「这么晚了你哪里找？有一叶草的地方蛇还特别多……，你爸妈也太见外，不会在对面喊我一声就好，这么晚了还叫一个小孩来找。」
「你知道哪里有一叶草？」老鼠转头问。
「知道啊！」他儿子说。
「那你还站在那边看热闹？」老鼠说。
老鼠子一听便领着我走向芒草密布的山坡，他拨开比我们还高的芒草、熟门熟路地往谷底走着，一边说：「我问你哦，每天你们在学校那边很大声念的那个是什么？二一二，二二四，二三六那个？」
「九九乘法表啊，你怎么知道？」
「我也会啊，你们每天念，听久了就会了！」
然后他就开始一边走一边念，念得比我还俐落，当念到「九九八十一」的时候，还学我们的语气把声音刻意扬高。
「你们念这个要做什么用？为什么没念对的老师都会打？」他问。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背这个要做什么，只好说：「考试要用。」
「哦。」他忽然又回头问我说：「那我也可以去考试了？」
在手电筒微弱的光线下，我看到的是他认真地等着我回答的表情，不过，当我还在想应该怎么解释的时候，他却笑笑地说：「我讲好玩的啦，要去学校读书才可以考试啦！」
然后他就蹲了下来，要我把手电筒照过去，就在芒草的深处，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那么一大丛肥嫩多汁的一叶草。
我跟他头凑着头一起摘，闻到他身上那种夹杂着汗臭、狗骚味、柴火的烟气等浓烈味道，也看到他比我黑也比我粗的手指熟练地一闪就是连根带叶完整的一株，而我好像再怎么小心地拔，最后也都残缺不全。
当我们捧着满满一兜的一叶草回到他家的时候，老鼠正叼着烟坐在门边磨刀，他问我说：「要不要跟我们吃饭？我们有老鼠肉炒豆豉哦！」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半年之后某一天的黄昏，有人走过老鼠的家，发现老鼠子正在剁一条连皮都没剥的雨伞节，听说被他剁成一节一节黑白分明的蛇肉还在砧板上不停地蠕动着。
人家问他：「爸爸怎会让你自己杀蛇？不怕你被咬？」孩子的回答是：「爸爸在睡觉！」
而当那些人走过几步之后才知道事情大条了，因为那孩子接着说：「爸爸睡到虫都爬到身上了还叫不起来！」
村子里的人和警察把老鼠从屋子那边抬出来的时候，我依稀记得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人都把毛巾蒙在脸上，而且举着大把大把的线香。
没多久之后，老鼠子被一个远亲接去照顾，他走的那天大雾迷濛，我下课回家时正好遇到老鼠子，他背着包袱跟在一个大人的后面，胸前捧了一个篮子，里头装着纸做的牌位和香炉；他转头笑笑地看我，嘴里小声地念道：「九八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然后就慢慢地走入雾里，慢慢地消失踪影。
那样的情境一如电影的溶出效果，而再度溶入时却已是将近四十年后的事。
那年弟弟意外过世，大体移进殡仪馆之后，我茫然地走到外头抽烟，一个中年人走到我身边，他的身上有淡淡的檀香味道，他低声地说：「吴先生……要节哀哦……我认识你，小时候，我们一起摘过一叶草……，不过，你不一定记得。」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就默默地走了。
职称是殡葬社负责人的名字下打了括弧写着他的外号：琵琶鼠。
四十年后我才知道老鼠子真正的姓和名字。
又过了很久之后，跟朋友讲起这件事，朋友才跟我说「琵琶鼠」是一种鱼，说养鱼的人都知道，它不是鱼缸里的主角，却不能少。
小小起义——
村子的小学是分校，只有一到三年级各一个班，四年级之后就得走一小时的路到山下的本校上课。
也许太偏远了，所以除了专带一年级的老师因为一家人就住在村子里，因此始终没走之外，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老师好像一直来来去去，最久的一年，短的一学期，甚至还有一个女老师报到那天哭着爬上山，第二天请病假，说是一双脚全起水泡，接着就落跑，起水泡的脚怎么走下山的没有人知道。
惟一待过一年的那个，老实说，除了我们那里，大概也没人要。
他讲话乡音重，大家有听没有懂，迟到早退是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