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惊涛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作者:[中]尹家民-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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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想了一下，答应了。
当美国“记者”被引到蒋介石身旁时，不多时间，就有侍卫 官走到蒋介石身旁，低声说了句什么。蒋要叶转告客人说，他要去接一个电话。
蒋介石离去后，客人小声问叶公超：“听说贵总统的椅子扶 手上有一个叫人铃，当他因为前列腺原因而小便频频时，他就按铃，外面的侍卫就进来请他接电话，其实是‘尿遁’，不知是否真实？”
叶公超笑而不答。转移话题说起中央情报局被报刊揭露内幕 的事，洋客也笑而不答。
蒋介石回来后，很轻松地和“记者”点了点头，坐下听他讲 美国的所谓“以柔克刚”政策，而后，蒋介石又讲起“反攻大 陆”的设想，并请美国为其打头阵，“记者”当然无权答应，但 愿将蒋所有的想法都“带回去”，以供白宫参考。
记者走后，蒋介石满腹怨气，把宋美龄叫来“出气”。
宋美龄问：“他们同意我们派出游击队深入大陆开展游击区， 这套方案究竟做好没有？如果顺利，岂不甚好？”
蒋介石答：“早在做了，只是兹事体大，万分机密，因此知 道的人很少。他们在荒僻的地方受训，由中美专家训练，相信比 登陆东山岛还麻烦，而且也没经验。”
宋美龄建议：“根据我们的敌后情报，大陆不稳之极，没吃 没穿，既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又没有人种田，总之是一塌糊 涂，如果国军反攻，他们会出来欢迎我们的。如果游击队去，他 们更会设法掩蔽，乃至供应食宿，反正对我们有利，既然有这么 好的条件，就该快点动手才是。”
蒋介石不是对外演说，在家中说话不便夸张，他忧虑道： “我当然相信这些情报，这是他们出生人死，用性命换来的。不 过我们不能全听情报的。你们可以想一想，既然大陆一塌糊涂， 为什么还能打败美国兵，将他们钉在三八线上？这要花费多少人 力物力，这是一。还有，既然大陆一塌糊涂，为什么还有东西出 口？我们骂他们是饥饿输出，可是老百姓总不能天天过荒年，那 是不打自乱的，这是二。此外，有些美国人和西方其他国家以及 日本等，他们地位很高，和我谈到大陆时，好像认为大陆的真相 不是如此。他们有些人还去过大陆，因此为自由中国担心，希望 出现一个全世界反共、联合国派兵打大陆的局面。”所以蒋介石 主张一面继续训练“游击队”，一面把大陆的真实情况搞清。
于是蒋介石传令“游击队长”进见。蒋介石劈头便问：“游 击队如果出发，时机是否成熟？〃
“游击队长”胸有成竹：“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工夫，又赶上大 陆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他们正在‘南望王师又一年’，此刻国 军反攻，正是最好良机……”
蒋介石听惯了这些陈词滥调，皱眉道：“东山岛突击之前， 你们的情报说对方不堪一击，结果你们自己明白！今天我找你 来，就是问你一声，如果我们的游击队出发大陆，究竟有无希 望？”
“游击队长”鼓足勇气说：“有希望！”
“根据什么？”
“根据大陆反共情况，毛泽东早给他们反掉，生死存亡都不 知道。目前只能用替身露面！”
蒋介石并不惊奇：“毛泽东用替身这个情报，是中美专家先 从东京播发出来，再传到外面去的。你司职情报，把这个消息当 真，我对你所提供的情报材料，多少有些怀疑。”蒋介石见“游 击队长”有些自惭形秽，便软下声音，问道：“如果乘第七舰队的军舰出海，到广东沿岸换乘橡皮艇，能否被发现？”
“游击队长”又有把握：“广东海岸线很长，他们不会发现。”
“登陆之时，会不会受到冷枪射击？”
“他们决不可能沿海通通驻兵。”
“确有把握？”
“报告总统，由于计划周详，准备充分，经过恃殊训练的游 击队分批登陆后，绝无可能被发现。而后深入山区，民众定会望 风来归，迅速建立起游击基地。而国军到达之时，无论什么地 方，都会受到隆重欢迎。他们盼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
蒋介石喜欢这个部下描绘的前景，但也不无顾虑：“大陆民 众盼的是国军开到，可是现在去的只是零星的游击队，不是正规 军；他们会失望吧？”
“不会。”受到鼓励的“游击队长”信口开河：“我们在金马 前线放出去的心战气球，下面挂了不少总统的照片，好多大陆居 民接到后就拿回家珍藏，还有的在夜里拿出来挂……”
蒋介石终于被这伶牙俐齿的“大特务”说活了，吩咐道：“我限你90天之内，给我拟一个游击登陆方案，登陆地点不少于 20处，都要有详细说明，风向潮汐，沿海情况都要一一考虑； 不得马虎潦草。其他如粮食供应，空投地点等，都要详尽说明。这个方案我要拿给美国人看的。”
●2。毛泽东考虑释放战犯
多事之秋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和蒋介石 的作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当蒋介石训练了一批又一批的特务准备 派往大陆时，而毛泽东却在考虑释放关押的国民党高级战犯。
解放之初，昆明、抚顺、北京等地，关押了大批国民党战 犯。1950年春天，周恩来召集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长史良前来中南海，说有要事相商。等他俩坐定，周恩来告诉他们，今 年2月间，他随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 互助同盟条约》，那条文早已公布了。在会谈中间，中苏双方还 商定，被苏方俘获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继续押在苏联巳经不 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已成立，理应把这些家伙交给中国作 为主权国去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处理。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密，决 定这件事不对外公开，以防移交期间发生种种不测。
罗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个直率、性格活跃的人，他希望 能将这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予以审判，量刑处置， 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国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来，仿佛透视了兴奋的罗瑞卿和沉默 的史良的内心语言，特为郑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
“我们把这一批战犯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 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 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 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 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 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周恩来又从《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讲起，说，共产党人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包括这些战犯。我们的统战政策是在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旧中国的西太后、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都不能容 人，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所以 不会“大公无私”、胸怀宽阔、高瞻远瞩。
两位部长注意到，周恩来对“一个不杀”没有明确，总理是 用了 “将来” 二字，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转眼到了1956年年初。这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工 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 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 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 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完对日本战 犯的处理后，把话题转到国内战犯：
“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 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 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 巳经六年到七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 经成为过去，又经过六年到七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 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 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 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 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承受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 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 “渣滓洞”等处弥漫 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 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 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戻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 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 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 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 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 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 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 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 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 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 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 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 在此事上也很慎重。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 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曾就宽大战犯的政策作了说明。毛泽东指 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 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 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 湾还会产生影响。毛泽东考虑再三，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又 说到：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 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 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 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中共中央甚至向各省市党委及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 党组发文，征求对溥仪等汉奸、满奸罪犯和康泽、杜聿明、王耀 武等内战罪犯的处理意见。《通知》中的语气极为诚恳：究竞是 从严处理，并且把其中罪恶重大的杀掉一批为好，还是从宽处 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 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 的较大的战犯，把他们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呢？这个问 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但《通知》又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从 大道理上讲：估计采用后一种处理办法，会有助于我们孤立、动 摇、瓦解国内外敌人，首先会有助于孤立蒋介石集团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会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还抱有疑惧 的分子一一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过政治劣迹的民主人士，使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通知》又从“小道 理”上说：从这批国民党犯人本身的情况来说，他们过去虽然多 是一些“死反革命”，有过重大罪恶，但多半是高高在上、同群 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群众的恶覇土匪头子等那样，不 杀掉一批，群众就不敢起来。再说他们已经被关了六七年（蒋军战犯）或者十多年（日伪战犯）必在关押改造过程中，多数已经 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有些并且要求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因此，现在对这些罪犯并没有一定杀一批或者从重处刑的必要。
《通知》认为：从总的方面权衡利害，中央觉得似以这样处理为好。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 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 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