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不漏-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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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名叫理查德·洛根，真假不知。他可能来自美国或加拿大的西部地区。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调查，警方找到了许多名叫理查德·洛根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与杀手的长相一致。
这时，突然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林肯·莱姆从来不言“巧合”）。他从国际刑警组织欧洲犯罪信息交换中心得知，一名来自美国的职业杀手在英国被人雇佣。他在亚利桑那州杀了一个人，以窃取军队的身份证明和信息；在得克萨斯州和同伙碰了头；在东海岸的某个卡车加油站拿到了一笔自己出价的预付定金。随后飞往希思罗机场，现藏身伦敦某地，具体地点不明。
国际刑警组织称，理查德·洛根的“密谋有雄厚资金和高层官员为后盾”。对这样精雕细琢的措辞，莱姆只能付之一笑。洛根的谋杀对象是一名非洲的新教牧师，他曾经管理过一个难民营，无意中卷入一场大骗局——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被偷窃贩卖，赚来的钱被用来购买军火。牧师在警卫部队的护送下迁至伦敦。他一生中有三次幸免于难，一次是在尼日利亚，一次在利比亚，甚至还有一次在米兰马尔本萨机场的中转候机厅，那里的国家警察都配有树桩似的机关枪，他们检查细致，少有遗漏。
塞缪尔·古德莱特牧师（莱姆想象不出这名牧师的样子，这样称呼他更好些）现居伦敦，住所很安全，有苏格兰场（伦敦市警局总部）警方的密切监视。时下，他正在协助英国和外国情报机构把“用药物买武器”计划中散布各地的窝点连接起来。
莱姆和伦敦警察厅的朗赫斯特督察通过拨打加密卫星电话，发送电子邮件，在几个大陆之间建立了联系，他们已经设置了陷阱来捕捉罪犯。该计划与洛根自己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周密的阴谋不相上下，有长相酷似的人参与其中，还得到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南非前武器掮客的鼎力相助。丹尼·克鲁格通过贩卖武器赚了几十万。他像其他商人卖空调和止咳糖浆一样办事高效、不动感情。但是去年的达尔富尔之旅，让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玩物制造的大屠杀，使他大受震动。他彻底放弃了武器买卖，重新定居英格兰。特遣队的成员还包括来自英国军情五处的警官、联邦调查局驻伦敦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法国版的中央情报局——对外安全总局的一名特工。
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洛根在英国的什么地方隐匿藏身，计划袭击方案。但是多言多语的丹尼·克鲁格已经听说凶手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采取行动。南非在国际黑社会组织依然有很多的联络人，而且已经透漏了关于古德莱特和官方召开会议的“秘密”地点的一些风声。那座建筑物有一个毫无遮蔽的庭院，是杀手行刺牧师的绝佳射击点。
同时这也是发现并捉拿洛根的理想场所。监视设备已经到位，武装警察——来自军情五处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24小时处于警戒状态。
莱姆家住中央公园西大道的一座联排别墅。此时，他坐在一辆红色电动轮椅上。一楼古香古色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客厅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一个设备完善的物证鉴定实验室，比中等城镇的许多实验室都要大。他发现几天来自已经常重复的一个动作就是盯着电话。上面的2号快速拨号键可以直接打到英国。
“电话是通的吧？”莱姆问。
“为什么会不通呢？”他的照料者兼助手托马斯谨慎地问。可是在莱姆听来，托马斯的话里带有嘲弄意味。
扬声器里传来了拨号音，随后是嘟嘟嘟的声音。这比电话不通还让莱姆心烦。朗赫斯特督察怎么还不打电话？“命令。”他厉声打断说，“挂断。”
“好像是通的。”托马斯把咖啡杯放进轮椅的杯托里。刑事专家用麦管吸了一口浓咖啡，望了望放在架上一瓶18年窖藏的格兰杰纯麦威士忌。它近在咫尺，可他总是够不着。
“天亮了。”托马斯说。
“那还用说，我看得出来天亮了。我不想要……就是……”他一直在等待一个理由把话题转到这个上面，“我好像记得昨晚很早就被阻拦了。才两杯，跟没喝差不多。”
“是三杯。”
“你要是把我说的那几毫升的酒倒在一起，就和两小杯一样。”小心眼儿和烈酒一样令人陶醉。
“嗯，早上不能喝威士忌酒。”
“它能让我的思维变得更清晰。”
“不，不会的。”
“会的。而且更有创造力。”
“那也不能。”
托马斯把莱姆的衬衣、领带和裤子都熨得平平整整，不像以前那么皱皱巴巴了。照料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托马斯干的可都是体力活。但是莱姆的新轮椅英维康TDX（意即“全新驾控体验”）可以摊开，变成一张床。这让托马斯的工作轻松了不少。它甚至还能爬上较低的楼梯，加速度相当于中年的慢跑者。
“我说我想喝一点威士忌。你瞧，我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你怎么看？”
“不行。”
莱姆冷笑了一声，又开始盯着电话。“要是他跑掉了……”他的声音变低了，“你会不会也像其他人那样做？”
“林肯，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个身材修长的年轻人为莱姆工作了好几年。有时是他被辞退，有时是他辞职。可他现在还在。这既证明了他锲而不舍的毅力，也证明了他的乖张倔强。
“我说，‘要是他跑了，’你说，‘噢，他跑不了的，别担心。’那我就应该安心了。你知道，人们都会这么说。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去安慰别人。”
“可我没说呀。我们是不是在争论一个我本没有说，但是可能会说的话？这不正像是老婆在街上看见了一个美女，就觉得老公要是在的话，肯定会盯着她看，于是就生了他的气。”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林肯心不在焉地说，他几乎满脑子想的都是在英国逮捕洛根的方案。有漏洞吗？防御措施怎么样？他能相信告密者没有把信息泄露给凶手吗？
电话响了，莱姆身旁的纯平监视器上的来电显示盒打开了。他一看号码是国内的，是纽约警察局大楼曼哈顿下城1号警察局广场的内部电话，而不是从伦敦打来的，感到很失望。
“指令，接电话。”咔嗒。然后他问：“什么事？”
五英里外的声音小声嘀咕：“心情不好？”
“英格兰还没有消息。”
“你在做什么？随时待命还是怎么？”警探朗·塞利托问。
“洛根不见了。他随时可能采取行动。”
“比如生个孩子。”塞利托说。
“你要这么说也成。你有什么事？我可不想一直占着线。”
“你的设备都那么高级，难道没有呼叫待时？”
“郎。”
“好吧，有件事要告诉你。一周前的星期四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谋杀案。受害者是一名女性，叫爱丽丝·桑德森，住在格林咸治村。凶手刺杀了她，偷走了一幅画。我们己经抓到凶手了。”
为什么要打电话说这个？一个普通的案子，凶手也被囚禁了。“是证据有问题？”
“不是。”
“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了。”
“监管警探在半个小时前刚接了一个电话？”
“朗，是追捕的事。追捕。”莱姆凝视着白板。上面写有缉拿英格兰杀手的详细方案，行动计划很详尽。
但也不堪一击。
塞利托的话让他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听着，林肯，我很抱歉。但是我得告诉你，凶手是你的堂兄，亚瑟·莱姆。这是一级谋杀。他将会被判四年徒刑。检察官说这个案子无懈可击。”
3
“好久没见了。”
朱迪·莱姆坐在实验室里，绞着双手，面色苍白。她什么都不看，只是死死地盯着刑事专家的双眼。
对他的身体状况，有两种反应惹莱姆生气：一是来访者竭力按捺住心中的痛苦，假装对他的残疾视而不见；二是他们觉得正因如此，彼此可以称兄道弟，开玩笑逗乐子，口无遮拦地说着粗话，就好像他们曾经共浴战火。朱迪属于第一类。她小心翼翼地斟酌了措辞之后，才谨慎地把话说出来。不管怎样，她也算是亲戚。他依然表现得很有耐心，努力不去看电话。
“是很久啦。”刑事专家应和着。
托马斯正在学习一些社交方面的细节，对此莱姆总是不留心。他给朱迪端了一杯咖啡，像道具一样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朱迪没有碰杯子。莱姆又望了一眼威士忌酒。他的目光充满了渴望，托马斯无法视而不见。
这个迷人的黑发女人，身材丰腴健美，体型似乎比上次见面时更好了——那是在他出事的两年前。朱迪斗胆瞟了一眼刑事专家的脸，“很抱歉我们一直没能联系上你。说实话，我本来想联系你的。”
也就是说，不是在他受伤前来探访，而是在受伤后打电话慰问。大难不死的人能把交谈中的言外之意猜得一清二楚。
“你收到花了吗？”
当时，事故发生后，莱姆一直处于迷茫恍惚的状态——药物治疗，肉体创伤，与残酷现实的精神较量。他再也无法站立行走了，这在他是难以想象的。他记不得收到了他们送的花，但是他确信是家人送来的。很多人都送了花。送花很容易，来探访却很难。“收到了，谢谢。”
沉默。她朝他的双腿投去了不经意的、闪电般迅速的一瞥。一般人都觉得，要是不能走路，就是两条腿出了毛病。不，腿脚是好的。问题是怎样指挥它们行动。
“你气色很好。”她说。
莱姆也不知道他气色是好还是坏，他压根儿没想过。
“我听说你离婚了。”
“是的。”
“很抱歉。”
为什么？他不解。但是那样的想法太玩世不恭了。于是他点点头，对她的同情表示感激。
“布莱恩在做什么？”
“她在长岛。再婚了。我们不怎么联系。没有孩子，一般都是这样。”
“我喜欢在波士顿的那些日子，那时你们夫妻俩总会来过周末长假。”她微笑着。不自然的微笑，虚伪的假面具。
“是好日子。”
在新英格兰的周末。外出购物，驱车向南去科德角，在海边野餐。莱姆还记得那个地方有多美。看到海边的绿色岩石，他灵机一动，决定沿着纽约城四周搜集海藻，送往纽约警察局犯罪实验室基地。他花了一个星期开着车绕着市区采集样品。
而且，在去拜访亚瑟和朱迪的途中，他们从来没吵过一次嘴。哪怕返程时，在肯塔基州的小旅馆小住一晚也是美妙的。他记得在屋后的露台上做爱时，金银花的芬芳醉人心扉。
那次他和堂兄见了最后一面。后来他们只打过一次简短的电话。再后来就出了事，从此断了联系。
“亚瑟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她尴尬地一笑，“你知道我们搬到新泽西去了吗？”
“是吗？”
“他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后来被解雇了。”
“出什么事了？”
“他是助教兼研究员。学校决定不和他签订晋升正教授的协议。亚瑟说背后另有阴谋。你知道大学里都是这样。”
亚瑟的父亲亨利·莱姆是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教授。在他们家看来，学术研究是受人尊敬的工作。高中时，亚瑟和林肯就辩论过在大学教书做研究和在私企工作的优劣之处。两个男孩一边分享着非法购买的两瓶啤酒，一边故作严肃地板起脸。亚瑟说：“在学术机构可以对社会做出重大的贡献。”林肯补充了一句：“那样的话，当助教会很抢手。”
亚瑟去了高校，莱姆并不感到吃惊。
“他本来可以继续当助教的，可是他辞职了。他很生气。本以为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可是未能如愿。他失业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一家私营医疗器械制造公司找了份工作。”她又无意识地瞥了一眼设计精巧的轮椅。她脸红了，好像自己犯了著名电台主持人唐·伊姆斯式的错误，“那不是他理想的工作，他一直都不是很快乐。我确信他想来看你。可能他觉得自己混得不好，没脸来见你。我是说，你现在是个名人，那么风光。”
她终于呷了一口咖啡，“你们俩有那么多共同之处，像亲兄弟一样。我还记得你在波士顿讲的那些故事。我们半夜醒来，笑个不停。关于他的那些事我都不知道。还有我的公公亨利。他在世的时候，老是提起你。”
“是吗？我们通过不少信。我在他去世的前几天还收到了一封他的来信呢。”
莱姆对他的伯伯有许多不可磨灭的记忆，但是其中一个形象印象最深。在平安夜的餐桌前，一个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