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败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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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棺材后面。我们的善举，到头来难免惹得一身臊。可爸爸拿定主意硬是要这么干。为了这个，等到将来给我们出殡的时候，恐怕没有一个人愿意前来吊唁。
大概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把孩子带到这儿来。刚才爸爸对我说：“你得陪我走一趟。”我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孩子带来，也好有个依靠。现在，在这个闷热的九月的下午，我们待在这儿，觉得周围尽是恶狠狠的仇敌。爸爸没什么可担心的。事实上，在一生当中他净揽这种差事，惹得镇上人人恨得咬牙切齿。为了履行微不足道的诺言，他一点儿也不肯随俗。二十五年前，这个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爸爸看到来客举止荒诞，大概早已料到今天镇上甚至没有人愿意拿他的尸体去喂兀鹫。也许爸爸早就预料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早就掂量过、盘算过可能出现的麻烦。现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他一定以为眼下不过是在了却多年的心事。即使需要亲自动手，拖着尸体走过马孔多的大街小巷，他也要硬着头皮干到底。
然而，事到临头，他又不敢单枪匹马地干了，非得拖着我一道去履行这个令人作难的诺言，这个早在我懂事以前就许下的诺言。当他说“你得陪我走一趟”的时候，根本不容我掂量掂量这句话有多大分量。给这么个人料理后事该有多么可笑，会招来多少闲话，我真是无法想象。镇上的人巴不得他在这个狗窝里变成一抔黄土。他们不仅如此希望，而且做好了一切准备，以迎接事情一步步地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由衷地盼望着这个结局，一点儿也不感到愧疚，甚至可以说，待有朝一日，死者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刺鼻气味弥漫全镇，他们才开心呢。当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时，谁也不会感到震动、惊愕或羞惭，相反，他们只会觉得心花怒放。他们希望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直到死鬼的恶臭到处飘散，才算稍解心头之恨。
现在我们一插手，马孔多的居民就享受不到梦寐以求的快乐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决心不会使他们为一时失去快乐而感到悲哀，只会为这一时刻的姗姗来迟而感到遗憾。
既然如此，我更应该把孩子留在家里，免得他也卷进这场纠葛。十年来，人们把矛头对准大夫，如今要对准我们了。孩子应该置身这场纠纷之外。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待在这儿，为什么我们把他带到这间杂堆着废物的房子里来。他一语不发，困惑不解，似乎希望有人给他解释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坐在那里，手撑住椅子，摇晃着双腿，等着有人给他解开这个不解之谜。但愿不会有人告诉他什么，但愿不会有人给他打开那扇无形的大门，还是让他尽自己的所能去理解这些事吧。
他看了我好几次，我心里明白，他是觉得我穿上这件封领的衣服，戴上这顶旧帽子，显得那么反常、那么陌生，就连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了。
假使梅梅还健在，还住在这栋房子里，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人们会以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她，为了分担她的痛苦。或许她一点儿也不伤心，但是她可以装出悲痛的样子，镇上的人也就释然了。约莫十一年前，梅梅失踪了。大夫这一死，我们再也无法知道梅梅流落何方，或者她已经死了，那也无法弄清她的遗骨埋在何处。现在梅梅不在这里了。纵然在这里——倘若那些谁也搞不清楚的事情没有发生——她也很可能和全镇的人站在一边，反对六年中和她同衾共枕的人。此人对她的爱恋、对她的体贴，和一头骡子相去无几。
我听见火车在最后一个弯道上鸣汽笛的声音。我想：“两点半了。”这会儿，整个马孔多都注视着我们在干些什么。我总是排遣不掉这个念头。
我想到瘦骨嶙峋、又干又瘪的雷薇卡太太。从衣着到眼神，她活像一个幽灵。她坐在电风扇前，纱窗在她脸上投下晦暗的阴影。火车在最后的弯道那里消失时，雷薇卡太太探着身子把脑袋伸向风扇。燠热的天气和胸中的积怨折磨着她。她心中的风车翼正如风扇的叶片一样飞快地旋转着（然而转的方向恰好相反）。她这一生都被生活琐事紧紧缠住，只听她嘟嘟囔囔地说到处都有魔鬼捣乱。“说完，她不禁打了个冷战。
下肢瘫痪的阿格达眼瞅着索莉塔送别未婚夫从车站回来。只见她拐过空寂无人的街角，打开阳伞，满面春风地走过来。这种欢悦心情，阿格达也曾有过，如今却只剩下一身的病。她常对自己说：“在床上折腾吧，就跟猪在垃圾堆里打滚一样。”
我排遣不掉这些想法。两点半钟，送信的骡子来了，蹚起一股呛人的灰尘。人们放弃了礼拜三的午睡，跟在骡子后面，等着取报纸。安赫尔神父坐在圣器室里打瞌睡，臃肿的肚皮上摊开一本每日祈祷书。听见送信骡子嘚嘚的蹄声，他挥挥手赶跑搅扰美梦的苍蝇，一边打嗝一边说：“净用肉丸子毒害我。
爸爸对所有这些事可说是镇定自若。即使在他吩咐打开棺材盖，把落在床头的鞋子丢进去的时候也是如此。也就是他吧，有这份心思替死鬼操办这些琐事。等到我们把死尸送出去，门口准会聚着一群人，端着夜间积攒下来的屎尿，等着把秽物泼到我们身上，聊表全镇居民的意愿。要是发生了这种事，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惊讶。冲着爸爸，他们或许不会这么干。不过，有些事的确会惹火他们，比如看不到那件盼了多年的开心事。在许多个闷热的下午，镇上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每逢走过这栋房子，都要说：“早晚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就会闻到那股臭味。”整个镇上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
再过一会儿就到三点钟了。塞尼奥莉塔知道快三点了。雷薇卡太太看见她走过来，暂时离开了电风扇，躲在纱窗后面叫住她，对她说：“塞尼奥莉塔，都是魔鬼。你知道吗？”我心里想，我的孩子明天上学去的时候，还和从前一样吗？不，他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孩子。他将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最后撒手一走，谁也不觉得欠他什么人情，谁也不会为他举行基督徒的葬礼。
二十五年前，大夫来到我们家，交给爸爸一封推荐信，谁也不知道信是从哪儿来的。随后，他留在我们家，成天吃青草，一看见女人就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眼珠子都差一点要瞪出来。要是没有这些事，我现在待在这间屋子里会十分坦然。可是，这场报应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命中注定了，只不过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我快满三十周岁的这个该死的闰年。爸爸对我说：“你得陪我走一趟。”我还没来得及问一问，他就用手杖敲着地板说：“孩子，这件事总得办啊。今天一大早，大夫上吊了。”
那几个瓜希拉人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拿来一柄锤子和一盒钉子。他们把东西撂在桌上，没去钉棺材，而是一屁股坐在刚才停尸的床上。外祖父表面上很平静，不过，他不像是心里没有一点事，而是无可奈何。他的平静是内心焦躁的人为了掩饰焦急的心情而强装出的平静，和棺材里那具死尸的平静完全不同。他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转圈子，把堆放在一起的东西挪来挪去。看得出来，在表面的平静下，他的内心十分激动和焦急。
我发现屋里有几只苍蝇，忽然想到棺材里可能也尽是苍蝇。这个念头折磨着我。棺材盖还没钉上。这种嗡嗡声——起先我以为是邻居家电风扇的声音——说不定就是成群的瞎眼苍蝇乱撞棺材板和死人脸发出来的。我摇了摇脑袋，合上眼睛。外祖父打开一只箱子，从里面拿出几样东西，我没看清是什么。床上仿佛没有人，只有四支雪茄的红火头。屋里又闷又热，时间停滞不动，苍蝇嗡嗡乱叫，弄得我头昏脑涨。我仿佛听到有人对我说：“你也会这样的。你也会躺在一口满是苍蝇的棺材里。现在你还不到十一岁，可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的，被人抛进一口满是苍蝇的木匣子里。”我伸直两条并拢的腿，瞧着漆黑发亮的靴子。“鞋带松了。”我心里想，抬头看了看妈妈。她也看看我，弯下身子来给我系鞋带。
从妈妈的头上飘散出一股热烘烘的柜橱里的霉味儿。闻到这股糟木味儿，我又想起了闷在棺材里的难受劲儿。我憋得喘不过气来，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到街上去透透气，哪怕呼吸几口灼热的空气也好。想到这儿，我使出了我的撒手锏。妈妈正要直起腰来，我小声地说：“妈妈！”她笑了笑，说：“啊。”我俯下身子，贴近她棱角分明、闪闪发光的脸，哆哆嗦嗦地说：“我要到后面去一趟。”
妈妈叫了声外祖父，跟他说了几句话。我看见外祖父细长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一动不动。他走过来对我说：“懂点事，现在不能去。”我伸了个懒腰，老实下来了，不能去就不去呗。唉，真是慢死人。刚才还快一些，一件事跟着一件干。妈妈又俯下身来，凑近我的肩头，问我：“过去了吗？”她说话的声音很严厉，口气挺硬，似乎不是在问我，而是在责备我。我的肚子本来硬邦邦的，妈妈这一问，反而把我的肚子问软了，又满又松弛。周围这些事，还有妈妈的那股厉害劲儿，真教人恼火，我不由得要顶撞几句。“没有，”我说，“还没过去。”我使劲地揉了揉肚子，打算再用脚跺跺地板（这也是我的拿手好戏）。但脚往下一踹，底下空空的，离地还有一大截呢。
有人走进房间。是外祖父手下的一个人，后面跟着一名警察。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草绿色的卡其布裤子，腰里别着把手枪，拿着顶宽沿帽，帽檐卷成弯儿。外祖父迎上前去。穿绿裤子的那人在昏暗的屋子里咳嗽了一阵儿，跟外祖父讲了几句话，然后又咳嗽了一阵儿，一边咳一边命令警察把窗子砸开。
木板墙一点儿也不结实，仿佛是用冻结的草木灰盖的。警察用枪托猛砸了一下弹簧锁。我琢磨着：窗户是打不开的，但恐怕墙壁就要塌了，整座房子也会倒塌，只是一点儿声音也不会有，就像一座草木灰搭成的宫殿散落在空中一样。我心里想，再砸一下，我们就坐在大街上了，头顶着毒日头，脑袋上全是破砖碎瓦。可是砸过第二下，窗居然应声开了。阳光一下子冲进来，如同一只猛兽破窗而入，一声不响地东跑西窜，淌着口水，四处闻嗅，狂暴地挠着墙壁，最后，在这牢笼里找了个最阴凉的角落，悄悄地卧了下去。
窗户一打开，屋里的东西看得清楚了，可是越发显得飘忽不定，跟假的一样。妈妈长长地舒了口气，把手伸给我，对我说：“过来，到窗户那儿去看看咱们家。”于是，在她的怀抱中我又看到了小镇，好像出了一趟远门又回来似的。我瞧见了我们家。房子虽说暗淡陈旧，可是在杏树下显得很阴凉。从这里望过去，我似乎觉得从来没有在那栋绿荫森森、令人感到亲切的房子里住过，似乎我们家是神话中最漂亮的房子。每逢我晚上做噩梦时，妈妈就是这么说的。佩佩，我们街坊的孩子，心不在焉地走过去，没有看见我们。他吹着口哨，我觉得他像是刚剃过头，模样变了，认不出来了。
镇长直起腰来，敞着衬衣，满身大汗，表情怪模怪样的。他走过来对我说：“那人还没发臭，我们不能断定他已经死了。”他为自己编造的这套说辞激动得满脸通红。说着话，他扣好衬衫，点上一支烟，把脸又扭向棺材。他大概在想：“这样总不能说我目无法纪了吧。”我盯着他的眼睛，用坚定的目光逼视着他，好教他明白我看到了他思想的最深处。我说道：“您这是为了迎合别人，不惜置法律于不顾。”而他好像正等着这句话呢，当即答道：“上校，您是位受人敬重的人。您应该明白，我是在行使我的职权。”我说：“他已经死了，这一点您比谁都清楚。”他说：“是那么回事。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只是个公务员。只有死亡证明书才算数。”我说：“既然法律都站在您那边，您大可以叫位医生来，开一张死亡证明书嘛。”他仰着脑袋，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毫不示弱地一字一句地说：“您是位受人尊敬的人。您很清楚，这种行为叫滥用职权。”听他这么说，我意识到，他虽然刚喝过酒，又胆小怕事，可一点儿也不糊涂。
看得出来，和全镇居民一样，镇长也对死去的大夫怀有刻骨的仇恨。这种仇恨由来已久。十年前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他们把受伤的人抬到大夫家门口，大声喊叫（因为他不肯开门，只在门里边说话）：“大夫，您来看看伤员吧，别的医生顾不过来啦。”他硬是不肯开门（门关得死死的，伤员躺在大门口）。“我们只剩下您这一位大夫了。您可得发发慈悲呀。”闹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