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败叶-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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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感到不安的不如说是像您这样的人，居然一口咬定说深夜有巨人在走动。”
“我们希望能使灵魂得救，大夫。区别就在这里。”
接着，我把问题又引申了一步。我说：“您没觉察到，那是因为您是个无神论者。”
他冷静地、镇定自若地说：
“请您相信，我不是什么无神论者，上校。我不过是不愿意去想究竟有没有上帝。想到上帝存在，我感到不安；想到上帝不存在，我也感到不安。”
不知为什么，我预感到他一定会这样回答。“这是个被上帝搅得不安的人。”我一边听着他说，一边想。他这几句话讲得很自然、很清楚，也很准确，似乎是他从哪本书上看来的。夜阑人静，我有点醉醺醺的，仿佛置身于一个悬挂着许多预言画的巨大的画廊中央。
栏杆后面是阿黛莱达和我女儿开辟的小花圃。每天早晨，她们都要悉心照管那株迷迭香，所以花儿长得很壮实。一到夜间，满屋子花香沁人心脾，我们都能睡得更踏实些。茉莉花的气味有些不正了，但我们还是留着它。这株茉莉和伊莎贝尔的年纪一般大。它的气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她母亲留给我们的纪念。下过雨后，杂草忘了除，蟋蟀就藏在院子的草丛里。大夫坐在那儿，用一条普通的大手帕擦去前额上晶莹的汗珠。
沉吟片刻，他又说：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向我提这个问题，上校。”
“我是突然想起来的，”我说，“也许从七年前起我就想知道，像您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
我也擦了擦汗，接着说：
“要么就是因为您生活得这么孤独，我有些担心。”我等着他回答，但他没有搭腔。从正面看上去，他还是那么忧伤、孤寂，我想起了马孔多节日的时候，人们发狂地焚烧纸币；我想起了像没头苍蝇般乱撞、目空一切的“枯枝败叶”，在浑浑噩噩的泥塘里滚来滚去的“枯枝败叶”，憧憬着挥霍无度的生活的“枯枝败叶”。我想起他们到来之前他的生活状况以及后来的变迁。他使用廉价香水，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旧鞋，身后像影子似的跟着那些流言蜚语，而他却一无所知。我说：“大夫，您没想过要成家立业吗？”
没等我提完问题，他就和平时一样兜着大圈子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您非常喜欢您女儿，是不是，上校？”
我回答说那当然喽。他又接着说：
“那好。您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谁也不像您那样喜欢自己动手揳钉子。我看见过您自己往门上钉合页，但其实您手底下有的是人，都能干这个活儿。不过，您愿意自己干。背着工具箱在家里走来走去，看看哪儿需要修理，您把这个叫作享福。要是有人把您家门上的合页弄坏了，您准得感谢他一番。因为这么一来，反而给您带来了幸福。”
“这是一种习惯，”我说，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听说我母亲也是这样。”
他愣了一下，态度很平和，又很果断。
“好极了，”他说，“这可是个好习惯。此外，这还是我所知道的代价最小的幸福。因此，您才有现在这么一个家，并且用这种办法把您的女儿教育成人。我想，有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儿，该是很幸福的。”
兜了这么个大圈子，他究竟想说什么，我实在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我还是问他：
“您呢，大夫，您就没想过有个女儿吗？”
“没有，上校。”他说。他笑了笑，旋即又板起脸来，“我的孩子不可能赶上您的孩子。”
毫无疑问，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很认真的。他的这股认真劲儿、这种状态让我觉得害怕。我想：就因为这个，他比任何人都更值得怜悯。应该好好保护他。
“您听人说过‘小狗’吗？”我问他。
他说没听过。我说：“‘小狗’是教区神父。不光是教区神父，他还是所有人的朋友。您应该结识一下这个人。”
“啊，是的，是的，”他说，“他也有孩子，对不对？”
“对这个我不感兴趣，”我说，“就是因为人们太喜欢‘小狗’了，所以才有人给他编了些流言蜚语。我可以给您举个例子，大夫。‘小狗’绝不是我们平常说的成天光会念经的神父，或是假圣人。他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一个守职尽责的人。”
他在用心听我说话，一声不吭，两只冷冰冰的黄眼珠子紧盯着我的眼睛。他说：“这很好，是不是？”
“我相信‘小狗’一定会成为圣徒，”我说，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马孔多，还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的好人。一开头，大家都不相信他，因为他是这儿的人，上年岁的人都记得他跟其他小伙子一样在野地里逮过鸟。大战期间，他还打过仗，当过上校，这可是个问题。您知道，人们尊敬神父，可并不尊敬兵油子。再说，他从不宣讲《福音书》，专门念《布里斯托年鉴》，开头我们也不习惯。”
他笑了。起初，我们也觉得这件事很可笑。他说：“他是个怪人，是不是？”
“‘小狗’就是这样。他惯用天时变化来引导这里的居民，他关心暴风雨就像关心上帝一样。每个礼拜天他都要谈谈暴风雨。布道的时候，他不是根据《福音书》，而是依据《布里斯托年鉴》上的天气预报。”
他面带微笑，愉快地、饶有兴趣地用心听我谈话，我也谈得津津有味。我说：“还有件事，您一定会感兴趣，大夫。您知道‘小狗’是什么时候来到马孔多的吗？”
他说不知道。
“恰好和您同一天，”我说，“还有更奇怪的事哪。假如您有哥哥的话，我敢说他一定和‘小狗’一模一样。当然，我指的是形体方面。”
他好像在专心致志地思索这件事。看到他那种严肃认真、精神集中的样子，我觉得是时候把心里话掏出来了。
“那么，大夫，”我说，“您去拜访一下‘小狗’吧，您会看到事情并不像您想的那样。”
他说好吧，一定去拜访一下“小狗”。
9
那把冰凉的锁不停地生锈，悄悄地锈住了。阿黛莱达得知大夫和梅梅同居以后，便用锁把小屋锁上了。大夫搬走，她觉得是她的胜利。自从我让大夫住在这儿起，她一直嘀嘀咕咕地反对。最后，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十七年过去了，那把“铁将军”依然把住房门。
如果说，我那八年中始终如一的态度已惹得天怒人怨，那么，在我离开人世之前，难免会遭到报应。也许，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注定要为所谓人类的义务、基督徒的天职付出代价。这不，早在那把锁生锈之前，马丁就来到我家，夹着一个装满各种计划（我从不知道这些计划是真是假）的皮包，死乞白赖地要同我女儿结婚。来的那天，他身穿一件四个纽扣的外套，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青春的活力，朝气蓬勃、精神焕发，看了真教人喜爱。十一年前，他同伊莎贝尔结婚了。那是十二月的事。九年前，他夹着公文包上路了，里面装着我签署的文件。他答应一旦做完那笔我出钱、他出力的生意，就马上回来。九年过去了，他还没回来，但是我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是个骗子。我没有权利认为那求亲只是个花招，目的是要我相信他是个好心人。
但是，那八年的经验毕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否则，马丁就会住进那间小屋。这一次，阿黛莱达坚决反对，态度非常坚决、果断，毫无商量的余地。我知道，她宁肯把马棚收拾出来当新房，也不肯让新婚夫妇住进那间小屋。我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她的意见。这不啻是拖了八年之后，我终于承认了她的胜利。而如果说这一次我们错信了马丁，那么，这个过错应该由我们俩来分担，就我们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胜负可言。至于后来的事情，就远非人力所能及了，好似年鉴中的天气预报一样，是注定要发生的。
记得那之前我对梅梅说：离开我们家，去找一条更合适的生活道路吧。为了这件事，阿黛莱达指着鼻子说我窝囊，说我耳根子太软，当时，我发了通脾气，坚持要大家听我的，照我的意思办（过去我也一向是这样做的）。但其实，我也知道，对事态的发展我是无能为力的。家里的事并不听从我的指挥，而是听从另一种神秘力量的安排。这种力量左右着我们生活的进程，而我们自己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被驯服的工具而已。似乎一切事情，都无非是在自然而然、一环扣一环地实现某种预言罢了。
从梅梅开的药铺规模来看（一位勤劳的妇女一夜之间成了乡村医生的姘头，早晚得去开药铺，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断定大夫在我们家攒下的钱要超过人们的估计。自他行医以来，一边看病一边顺手把钱丢进抽屉里，票子、硬币都没有再动过。
梅梅的药铺开张时，人们认为他就待在后面，但不知被什么凶神恶煞逼得躲在里面不出来。大家都知道，他不吃街上买来的食物，自己种了点儿菜。在开头的几个月里，梅梅还给自己买点儿肉吃。过了一年，她也不买了，八成是总和这么个人直接接触，她也吃起素来了。后来，他们两人一直躲在家里，直到地方当局下令砸开屋门，捜查他们家，在菜园里掘地三尺寻找梅梅的尸体。
大家估计他会一直躲在家里，躺在破旧的吊床上晃来晃去。不过，即使当时人们都觉得他不会再回到活人中间来了，我也还是认为他不会这样顽固地躲下去，也不会一直这样默默地对抗上帝。他迟早要出来。一个人不可能远离上帝、躲在屋里过上半辈子。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走到大街上，在拐角处无论碰上个什么人都滔滔不绝地讲一番心里话（那些任凭宗教裁判所施尽酷刑也不会从他嘴里掏出来的话。什么手铐脚镣、水烫火烤、钉十字架、压杠子、打板子、烫眼睛、腌舌头、上拷问台、鞭抽棍打，以及美人计等等，全都没用）。在他去世之前，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
对这件事，我早有把握。自从我们在走廊上交谈的那天晚上起，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到小屋里找他，叫他给梅梅瞧病，我心里就更有数了。难道我能够反对他和梅梅结为夫妻，一起生活吗？过去也许可以，那时却不行了，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倒霉的一生又开始了新的一章。
那天夜里，他没有躺在吊床上，而是仰面朝天地躺在行军床上，脑袋向后仰着，两眼盯着天花板上那块被蜡烛照得最明亮的地方。小屋有电灯，可是他从来不用。他喜欢在阴暗的角落里躺着，两眼望着黑洞洞的空间。我进屋的时候，他一动也没动。不过，我发现我刚一踏进门槛，他就发觉有人进来了。我说：“给您多添麻烦了，大夫。那个印第安姑娘有点不舒服。”他从床上微微欠起身来。刚才，他已经觉察到有人进来，现在看到进来的是我，十分明显，在这一刹那间，他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这从他瞬间变化的神态中看得出来。他理了理头发，坐在床沿上，等我开口。
“大夫，阿黛莱达希望您去看看梅梅。”我说。
他坐在那儿好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然后用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回答我说：“不必了。她怀孕了。”
说完，他朝前探了探身子，好像在查看我的脸色。他说：“梅梅和我睡了好几年了。”
坦白说，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暴跳如雷，我没有任何感觉。或许他说的这件事太严重了，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围。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保持着那种麻木不仁，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态度十分冷漠，和他以及他那反刍动物特有的慢吞吞的口吻一样冷漠。我们沉默良久，他坐在行军床上纹丝不动，似乎在等我先做出决断。他刚才说的这件事有多么难办，我是完全清楚的，现在再来谈什么惶惑不安，已经为时过晚了。
“局面很尴尬啊，大夫，这您当然很清楚。”我当时只能说出这么一句话。他说：
“人总是有准备的，上校。自己冒的险，心里都有底。真出了什么岔子，那也是事出意外，力不从心。”
我很熟悉这种拐弯抹角的谈话方式，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他要把话题引到哪里去。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他从床上站起来，紧了紧皮带上的扣环，把裤子往上提了提，站在屋子的另一头继续说：
“我的确早有提防。她这是第二次怀孕了。第一次是在一年半以前，你们都没有发现。”
说话的时候，他还是那样无动于衷。他又朝床铺走去。在黑暗中，我听见他在砖地上一步一步慢悠悠地走着。他说：
“上一次，不管我怎么安排，她都说行。这次却不行了。两个月前，她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