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长烨回忆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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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群众游行，各国代表团步行去列宁墓地。邓小平好像腿脚不太好，拄着拐杖走，落后了。
前面的赫鲁晓夫回过头来，让邓小平先走，邓小平拒绝了，说，“我怎么能走在你前面呢”。
赫鲁晓夫说，“没关系，你走前面吧，让你走在我后面，我很不安心，在会议上你质问我。今
天走在我后面，还在用拐杖敲地抗议呢！”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中苏达成合议，签署了共同
声明，但是两方仍然在无声的对抗着。中苏意识形态之争使我受到很大冲击，之前我一直认
为，共产主义者是没有任何私欲、物质欲、权力欲的，只是为了共产主义理念斗争。但是，
从中苏论战看，共产主义者的权力欲很强，当面对权利，思想和理论的正当性都不再重要，
只要复合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歪曲。再加上政治领袖的理论水平一般都不高，他们只是善于
权谋。 我觉得，不能再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要有理论上的创新。
在莫斯科陪同金日，我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修养的革命家。金日对金日成无限忠诚，但是也举
中国共产党的例子，表达对金日成独裁的不满。“虽然毛泽东的权利很大，但是如果毛泽东错
了，中国共产党内也会提出批判”。 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再加上这此次中苏一丝形态之争，
让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有了更深的认识。
1960年，我陪同崔永建访问中国东北，期间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在火车上，周总
理专门把我叫过去，让我讲述朝鲜历史。分手时周总理对我说，还是用朝鲜语写的朝鲜历史
更好，让我送给他一本朝鲜历史书，我回国后立刻寄给了周总理。在我看来，周恩来是一位
非常聪明、坦诚、机智的人。宴会中，朝鲜代表团团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邓小平坐在一起，总是周恩来总理能让大家发出笑声。即使他批评别人，别人也会很乐意接
受。 在东北访问时，我从崔永建那里听到了许多当年东北游击抗日的故事。中国人也对崔永
建的游击斗争给了很高的评价，金日成后来与中国关系紧张时，都会派崔永建到中国。 1964
年，秘书们忙着准备将于9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四大。我虽然从1959年就当上了秘书，但是
写文章的才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大部分与经济有关的文章都由经济专家们来写，我负责演
讲稿和群众大会用稿。我时常会觉得，我的思考和现实主义的金日成有距离感。第四届党大
会文件我负责党的建设部分。当时，金日成赋予了“千里马运动”非常大的意义。“千里马运
动”被当作生产竞争运动展开，甚至 被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与其它国家正在进行
的生产建设运动区分。金日成特别强调，“生产”是对生产者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也
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互相帮助，形成团体，在生产中达到集体革新的目的。“千里马运动”
的根本思想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一词是中国共产党首先使用的，意思是说，走进群众，
与群众同甘苦，对群众进行思想改造，依靠群众的力量革命。 我认为，为“千里马运动”赋
予理论意义，通过运动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因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可以说是正确
的。但是，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还需要再发展。我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建
立人们互相帮助的组织的条件也已具备，通过千里马运动，建立协作小组。也即是说，我认
为与个人利益相比，集体利益更重要，武装群众也能提高生产效率。当时我认为，苏联的教
训是忽略了人们的积极性，反而强调为所有人分配。一切按照分配原则，引发了人民的不满
情绪。 不管怎么说，“千里马运动”火热的进行着，也成功的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新道
德的形成。 在“千里马运动”中，还展开了对落后同志们的教育和思想改造。1961~1962年，
平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人有难，大家帮忙。 我提议“千里马运动”不仅要在生产活动
中展开，还要扩大到党的机关内，但是没有被接受。金日成将“千里马运动”中的方法称作
“千里马方法”，认为应该在工厂管理中也推行。“对策的事业体制”后来演变成“党书记独
裁体制”，但是一开始，这一想法确实为了克服领导干部们的官僚主义和独裁主义。
我很支持金日成的这个创造，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让它理论化。这时我已经开始考虑，
以群众路线为基础，将主体思想理论体系化。当时党内的主流观点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两
个，“主题思想”和“群众路线”，但是我提出了新观点，将两者合二为一，“主体是群众”。 用
一句话总结金日成这时的主体思想，即：无条件崇拜大国的伺大主义，但是又反对完全在朝
鲜照搬大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要求创造性的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金日成的思想主体是
革命，所以要求创造性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在北朝鲜革命中。 但是我认为，革命是一场
运动，不适合使用主体一词。不该用革命，而要用人民。朝鲜的主体是朝鲜人民，要考虑朝
鲜人民的根本利益。 后来金日成采用了自主、创造性。即，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
上自卫的路线，并加以正式化。这也是主体思想的根本内容。这是金日成结合当时北朝鲜实
际提出的。金日成很重视系统理论，而且还很重视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 “党的事业是人的
事业”。 “教育事业要放在所有事业之前”。 1962年10月，第三届最高人民会议上，我第
一次成为人民代议员。 1959年1月在莫斯科与金正日接触之后，金正日和我一直保持着很
好的关系。听说他回到家对我的评价很高。金正日进入大学后，还会到党中央总部来找我。 金
日成的办公楼共3层，秘书室在1层。与金正日多次见面之后我发现，他的权利欲很强，性
格过激，妒忌心很强而且不择手段。我当时甚至担心，将来他掌权会让国家亡掉。 每年夏天，
书记们可以休假一个月，我这个时候通常去金刚山和妙香山。第一次去两座名山还是1961
年9月，第四次党代会结束时，金日成让我们休假，秘书们一起去了金刚山。金刚山真的很
美，之后我每次休假都会去金刚山，每次见到它，就像见到了分开的恋人。美景中我会完全
忘记自己。与海相比，我更爱山。所以，有机会出国时，我更愿意去那个国家的名山。其它
秘书们喜欢打猎，但是我没兴趣。原本我对运动也没兴趣，到了金刚山之后，喜欢上了登山。
我的另一个兴趣是睡觉前读童话，阅读童话时大脑就会被童心占据，对睡个好觉有很大帮助。
所以，我有机会出国时，就会搜集那个国家的童话书。1963年，以陪同崔永建访问为契机，
我将主体思想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理论化。当时，我的秘书工作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对深化
理论工作也自信满满。
第六章 金日成综合大学校
当我寻找着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秘书的乐趣和自信的时候，一纸命令，我就成了金日成综
合大学的校长。在我之前，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都是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党中央科学教育
部长级别的人担任。看来随着金正日的入学，金日成想提高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级别。还
有传言说，金正日在大学里对书记还算满意，但是与校长的关系不好。金正日入学，随他一
同入学的还有他的妹妹和金日成的小舅子，再接下来是金日成后妻生的孩子。显然金日成想
让自己的心腹担任大学校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金正日向父亲推荐了我。当时金日成综
合大学是北朝鲜唯一的综合性大学。那年我四十岁，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同时，金
日成综合大学也由原来的高等教育省管辖变成了内阁直属机构。当时的内阁首相是金日成，
第一副首相为金日，金日在事实上履行着首相的职责。也就是说，我成为大学校长后，学校
成了金日成的直属机构。 我并不喜欢金大（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职务。当时我的秘书干
的很顺手，哲学研究事业上也正逢关键时刻。而当了大学校长，不可避免的要出席很多日常
活动，再加上我的行政能力不足。另外，之前校长位置上的人结果都不怎么样。 在秘书室，
我直接在金日成手下工作，进行研究时没有任何人能够干涉我，可以说没有比秘书室更让我
满意的地方了。不过同僚们都恭喜我说，想进一步取得金日成的新任，金大校长是更合适的
职位。当时，党中央副部长的月薪是200元，但是金大校长的月薪是250元。而且轿车和警
卫的档次都高一级。 任命我为校长后，金日成对金大表现出了更大的关心。只要金大需要，
都会满足。金日成经常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金大的事情，有空金日成还会直接到金大访问。
金日成相当关心子女的教育，特别是二女儿金庆真（。。。）。金日成的二女儿学的是物理学，
金日成说女儿要干更大的事情，要学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指示指定了特别教育案，教她
经济学、物理学 、哲学。 我要经常为金日成的子女举办特讲。在金日成的直接关照下，我
的大学校长当的越来越顺手，我也渐渐满足了。党科学教育部对我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这里
说说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和她的妹妹是如何结婚的，很有趣。他们二人是在我当金大校长时
在金大相见的。张金二人是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张成泽不是他们班学习最好的，
但是很有艺术细胞，手风琴拉的很棒，唱歌和跳舞的才能更是无人能及。
我不知道两人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不过两人正在交往的传闻确实悄悄传开了，不久之
后传到了金日成的耳朵里。金日成当即指示，调查张成泽的家庭关系，结果显示，张的父亲
经历有问题。金日成很生气，要求女儿立刻与张断绝关系。
金日成还指示给弟弟金英柱该怎样具体让两人分开。接到指示，金英柱把我叫了过去，
给我说明了情况，要求我不许他们再见面。我知道，对恋爱中的男女，越是强硬分开，两人
就约黏糊。 金庆姬（金日成女儿）来到校长室找我，抗议我干涉学生恋爱。我对她说她年龄
还小，那些事情急不得。我感觉小女孩脾气很倔，就找到了他的叔叔金英柱，将我对她说的
话都向她的叔叔转述了一遍。金英柱无可奈何的摇头，他知道这个女孩脾气倔，连她大哥金
正日也拿他没办法。当金日成知道两个人还在秘密交往后，生气的指示金英柱让张成泽离开
金日成综合大学，去外地的一所经济学校学习。 接到金英柱的指示，我不能再保护张成泽了。
我送给了张很喜欢的书，让他继续好好学习。我当时丝毫不怀疑他们会重新见面结婚，后来
也的却如我所料，两人结婚了。依此为契机，我们家和张成泽家走的很近。张成泽常常将我
的儿子领到他家里。我准备第五届党大会讨论时，张还带夜宵到我的办公室，一起熬夜，张
为我看文稿。张成泽三兄弟都很有才能，他大哥是军团长，二哥是军团政治委员。 1966年，
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金日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国内受到批判。金日成的
对策是同时反对苏联的“右倾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
更强调主体性。1966年的党代会也成为金日成宣布这一路线的契机。我做了发言，成为党中
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平时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考验。 1966
年是金日成综合大学创校20周年纪念。 金日成和党的主要干部都参加了纪念活动，直到看
完文艺表演，都还没有问题。但是看到2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我的论文，问题来了。我的论文
题目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讨论过渡阶段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我先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