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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王汝梅解读金瓶梅-第23部分

小说: 王汝梅解读金瓶梅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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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确立了现实主义小说戏曲艺术观念,打破了视小说为正史之余、国史之辅、“羽翼信史而不违”(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把小说视为历史附庸的旧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李渔赞同冯梦龙的“宇内四大奇书”之说(见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差不多与李渔同时,宋起凤推崇《金瓶梅》为“晚代第一种文字”(《稗说》)。之后,张竹坡评点时,直接称名为《第一奇书》。和素则称之为四奇中的佼佼者(《金瓶梅序》)。他们一致给《金瓶梅》这部现实主义巨著以最高的历史地位,说明在长篇小说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文人学士们对小说艺术认识的加深,对《金瓶梅》成就的深刻理解。张竹坡具体感受到作者对黑暗现实作真实描写时表露的愤恨之情,认为作者有愤懑、有感慨,所以他有时又说《金瓶梅》是暴露世情之恶的泄愤之作。张潮在《幽梦影》中,从《金瓶梅》描写西门庆等人物乐极悲生,宋惠莲等人物的悲剧命运角度,又称《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称《水浒》为怒书,《西游》是悟书)。把《金瓶梅》视为“淫书”,主张禁毁的论调,在明末清初文坛上不占主流。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2)

  另辟幽蹊,追魂取魄《金瓶梅》题材新颖,内容广泛真实,尤其是它依照生活本身的样子,描写日常市井生活,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着力为“众脚色摹神”,“各各皆到”,“特特相犯,各不相同”,把握“此一人的情理”(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写出“这一个”,在明代长篇中,异军突起,别开生面。明末清初文人学士对此无不赞不绝口。谢肇淛《金瓶梅跋》云:“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得月楼刊本《平妖传》叙,则把《金瓶梅》与其他三奇书比较后概言之“另辟幽蹊”,集中指明此书开创创作新路的特点。谢跋是抄本流传阶段《金瓶梅》批评文字的代表。这篇跋大约写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谢是从袁中郎、丘诸城借阅的抄本(从袁得十之三,从丘得十之五。袁中郎的不全抄本,抄自董其昌藏本。1607年,宏道曾向谢肇淛写信索还抄本)。屠本畯从王宇泰、王百谷那里也见到抄本二帙(见《觞政》跋语)。自1596年,袁宏道《与董思白》记载抄本之后,已知王世贞、徐文贞、王宇泰、王百谷、文吉士、丘诸城都藏有抄本。汤显祖、屠本畯、李日华、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薛冈、冯梦龙、马仲良都见过抄本。1596年后这十几年,抄本盛传,说明《金瓶梅》问世之初,就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与重视,它的题材、它的人物、它的创作方法,确实使明末作家耳目一新。清康熙年间,以宋起凤、张竹坡、和素为代表,进一步评论了《金瓶梅》的创新成就。宋起凤说:“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稗说》)张竹坡称赞作者是“才富一石”的伟大作家。他为“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张道渊《仲兄竹坡传》),“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第一奇书》评语),总结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他分析了作者从现实日常生活出发,在“危机相依”与“抗衡”的各种关系中,为众脚色摹神,着力刻画人物性格丰富复杂、发展变化,塑造出前所未有的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典型形象。他认为作者有一种“摹神肖影,追魂取魄”(《第一奇书》评语)也即刻画性格、以形写神的高超艺术表现力。张竹坡在总结《金瓶梅》艺术经验基础上,丰富了金圣叹提出的典型性格论,为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塑造出更新更复杂的典型性格提供了理论条件。满族文人和素,继承了谢肇淛、冯梦龙、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在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中评述《金瓶梅》写平常的人物,如市井之夫妻、商贾、妓女、优人、和尚、道士、尼姑、命相士等,每回写的都是丑恶之事,没有一件“于修身齐家有益社稷之事”。但包罗万象,叙述详尽,栩栩如生,为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他抓住了此书写世俗社会中普通人物、写丑恶生活这一显著特点。通过满文本序,把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对《金瓶梅》基本评价传播到满族文人、臣僚以至宫廷中去,进一步确定了第一奇书的地位,促进了《金瓶梅》的流传和汉满文化交融,在小说批评史上做出了特殊贡献。
  作者的患难穷愁作者问题,三四百年来,一直是《金瓶梅》研究的一个焦点。
  问题与成书是二而一的问题。徐朔方先生列举内证,确定《金瓶梅》成书年代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李开先《宝剑记》脱稿)至1573年(万历元年)之间。写定者的籍贯在今山东省中部及苏北北部,其家乡距离清河、临清不很远,并应是李开先的崇信者。明末清初的《金瓶梅》评论者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这时期,与研究作者有关的文献,有屠本畯写的《觞政》跋语、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谢肇淛《金瓶梅跋》、袁中道《游居柿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宋起凤《稗说》、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和素《金瓶梅序》等七八种。这七八种重要文献,以屠本畯、欣欣子、谢肇淛三家为早。屠、谢的两则约在1607年与1616年。三家有两家提到作者年代为嘉靖(屠、谢。谢云“永陵金吾”即嘉靖之金吾卫),有两家提到作者“沉冤”(屠本畯)、“不幸”(欣欣子)。三家中有两家提到王世贞:屠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谢云“唯弇洲家藏者最为完好。”都说得非常肯定确实。据此看,世贞与初抄本或稿本有密切关系。这一看法大约是可以成立的。根据徐朔方先生确定的成书年代,作者应生活在嘉靖、隆庆年间,与王世贞同时。世贞卒于1590年,到屠、谢记载王世贞家藏抄本时,只有十多年。1607年,屠本畯约六十岁,谢肇淛四十岁,他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王世贞的文学活动的。他们记载了作者的遭际与不幸,心目中似乎有作者的姓名,也许有意避讳而不指明。他们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和作者的情绪。他们是作者的同时期文人,与作者约为两代人辈份。所以,在考证作者情况时,屠、谢两则材料极为重要。袁中道、沈德符与王世贞、与作者则为隔一代的人,所以袁云作者是“绍兴老儒”,说明是“旧时”;沈云“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说明是“传闻”。这后两位的记载,相对来说,不如屠、谢的重要。在清初,《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探讨有三说:一、宋起凤《稗说》卷三提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赡。他说:“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宋起凤在金陵与薛冈相交。薛冈《天爵堂笔余》记载薛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从文吉士那里见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约天启间,包岩叟赠寄薛冈一部刻本《金瓶梅》。宋起凤与薛冈可能共同研究过作者问题,他在《稗说》中提出的《金瓶梅》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值得重视。宋起凤《稗说》自序在康熙十二年(1673),比谢颐《第一奇书序》早二十多年。二、张竹坡较重视对作者阅历的研究,不主张去猜测作者的真姓名。他认为作者经历了患难穷愁,入世深,作者有深沉的感慨,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有四五处提到与作者有关的问题:1。《竹坡闲话》、《寓意说》、《苦孝说》诸篇评论贯串了孝子作书的观点,但又未指出作者为谁,也没有暗示作者为王世贞的意思。他的“苦孝说”用意在于“洗淫乱,存孝悌”,类似金圣叹“削忠义,仍水浒”,是想给《金瓶梅》披上合法外衣。2。《第一奇书》读法三十六说:“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总之,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一言尽之矣。其所欲说之人,即现在其书内。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没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直没搭撒没要紧也。故别号东楼,小名庆儿之说,既置不问。即作书之人,亦止以作者称之。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主张不必探究作者姓名。竹坡这一论点,与谢颐《第一奇书序》不同。谢序云:“传为凤洲门人之作”,“或云即凤洲手”,此说与宋起凤相一致。3。第二十九回旁批云:“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4。第十七回回评云:“夫作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又)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5。读法五十九条说:“《金瓶梅》作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竹坡重视从作品形象实际出发,探究作者的阅历与愤怨,在没有掌握可靠的材料时,而不任意推测作者姓名与书中人物影射某人。竹坡真正把小说作为艺术来研究,反对把作品内容人物当生活事实看,这在小说评论中,也是一个进步。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3)

  三·和素在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中,提出《金瓶梅》作者卢柟说。序云:“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柟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和素思考过作者问题,并掌握卢柟说这一信息。这一信息据传闻,还是据文献,值得探讨。是清初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新说,与王世贞说、王世贞门人说同时流传。《金瓶梅》全书贯串着文人名士的情调,反映了明末文人以儒为主的三教思想,具有文人作者精心构思的美学结构,处处表现出文人观察、感受生活的眼光,而又袭用话本的套子,保留着民间文学质朴的语言风格。这正是文人创作与民间文学相结合的产儿。在明末,文人重视民间性情之声的民歌、词曲等,是一代风气。我国明清通俗小说经历了一个从俗到雅、从传奇到写实的发展过程。《金瓶梅》雅俗兼备,正是长篇小说从《水浒》之俗发展到《红楼梦》之雅的中间桥梁。总括二百年的《金瓶梅》评论,集中为一句话:《金瓶梅》新奇,是一部奇书。清初批评家认为“新”是天下事物之美称,新奇才能美。所谓奇,奇在以家庭为中心,写一家又及天下国家;奇在以日常市井生活、普通人物为对象,描写得如在目前,不觉得是操笔伸纸作出来的;奇在以写人物性格的复杂为重点,塑造出的典型性格,不是单一的、静止的、理念的;而是多重的、栩栩如生的;奇在作者经历过患难穷愁;入世极深,愤怨极深,而又不局限于个人的阅历与怨愁。《金瓶梅》的这些艺术经验及评论家们对它的总结,在小说史、小说批评史上是划时代的。在曹雪芹之前,明清评论家,在实际上已承认《金瓶梅》作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革新家。


  第八讲 ︽金瓶梅︾续书三种

  《玉娇丽》之谜(1)

  因为《金瓶梅》流传广,影响大,被称为“后金瓶梅”的《玉娇丽》也特别为人们注目。《玉娇丽》这部可与《金瓶梅》相比肩的长篇世情书,今已佚。只有关于这部小说流传的记载。《玉娇丽》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作者是否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其艺术成就如何?现在还能不能发现这部小说?是一些难解之谜。关于《玉娇丽》流传的记载,是探寻其踪迹的依据。谢肇淛写《金瓶梅跋》,大约在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616-1617),他看到的《金瓶梅》是“为卷二十”的不全抄本,于袁宏道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谢肇淛称赞此书为“稗官之上乘”,作者为“炉锤之妙手”。他在跋文最后提到《玉娇丽》:“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乘彝败度,君子无取焉。”(《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从谢肇淛的这一记载可以明确:1。在《金瓶梅》传抄阶段,仿作《玉娇丽》已产生,也应该是抄写流传。2。谢肇淛的记载语气非常明确,他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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