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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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了也只讲别的事。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写了一年信，记了一年工分，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十四
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镕纯诗句枕边得，
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十五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第四章
祭侄帖
一
一九五七年，为了我考中学，爸爸把全家搬回了上海。
这是一个大动作，意义远远超过我考中学，这一点爸爸心里清楚。但他是一个低调而又胆小的人，什么都不会往大里说。
他不是一个创业型的人物，但他不能让十九世纪后半期余、朱两家先辈无畏的上海之旅，因自己的无能而中断。这中间，朱家订婚时对他的信任，更使他别无选择。
我比全家先到上海，爸爸想让我集中一段时间温课备考。他在江宁路、海防路口找到一所住房，准备今后全家住，当时正由几个木匠师傅在装修。
爸爸完全不知道我在乡下时天天给乡亲记工、，写信，根本没有时间温习功课，早就养成了直接面对任何一次考试的习惯，而且每次都考得很好。我把这个习惯告诉爸爸。
“你在乡下天天给人家记工、写信？从来不做作业不温课？”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
从前他回乡探亲，只见妈妈在做这些事。近两年都是家人轮番来上海，他一直没回去，所以不知道事情的发展。
“你妈也真是厂他有点发火。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不会讲一句乡下方言，每次回乡探亲的时间很短，又一直准备着把家搬回上海，因此在很多问题上有强烈的“上海优越论”。他不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连他小小的儿子也无法沟通了。
他既然把儿子“寄存”在乡下，那么儿子不是物品，已把生命与那片土地连在了一起。
二
这小楼有一个阳台，我趴在那里看着上海的街道景象。后来，怕爸爸在路上看到，就回到屋里看木匠师傅干活。只有听到爸爸上楼的脚步声，才把目光回到书本。
这天脚步声很杂，一看，是姨妈和益胜哥来了，爸爸陪着。
姨妈还是那么漂亮，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满眼含笑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打开手提包，取出两支用厚毛巾包着的雪糕，给我一支，给益胜哥一支。
按照农村的眼光，盖被子是为了保暖，把雪糕包裹在厚毛巾里不是更容易熔化了吗？后来才知，厚毛巾本身不产生热量，它的作用只是隔离，把炎热的天气和雪糕隔开。但在当时，我只觉得姨妈像魔术师一般不可理解。
还有一点不可理解的是，益胜哥跟在她身边，她买了雪糕为什么不立即让他吃，却把他的那一支也一起包在厚毛巾里带到这里来呢？
后来才知，这也是上海规矩，文明人不会在街上边走边吃东西。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我这个小孩子的礼貌，应该让益胜哥陪我吃，而不是看我吃。
你看，两支小小的雪糕就给我带来了好几个不明白。看益胜哥在剥雪糕外面的包装纸，我也开始剥，但又抬起头来看姨妈和爸爸：他们为什么没有？我该不该推让给大人？这好像是祖母和妈妈对我的教育。
姨妈立即看懂了我的眼神，笑着抬了抬下巴，鼓励我吃，也不说什么。真正懂得此间道理也是后来，在上海的高层社会看来，雪糕、棒冰之类不属于正式冷饮，而属于“零食”范畴，大人一般不与小孩一起吃，更不会两个大人与小孩一起吃。什么是可以一起吃的正式冷饮呢？那就是一碟碟可以分开来的冰淇淋，或者一碗碗可以舀开来的冰镇绿豆汤。
更麻烦的是，这些道理不能讲，只能彼此领会。讲破就俗了，因此姨妈也只是向我笑着抬了抬下巴而已。
这便是一个农村小孩子到上海要面对的一切。
三
在我吃雪糕的当儿，姨妈在查看我这个小小的温课环境，爸爸跟在她后面。
终于，姨妈转身作出了一个总体判断：“不行！这是让孩子住监狱！搬到我家去住。为什么一定要赶在今年考？急急忙忙考得上吗？温课一年，两年也行，后年与益胜一起考。”益胜哥虽然比我大一岁，但比我低两级。
要我在家温课一年到两年再考中学？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立场立即站到了爸爸一边。我一再说明，住在这里非常舒服。爸爸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又用手势阻止我，怕我讲过分了，让姨妈难堪。
姨妈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我拉到她跟前；换了
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虽然都一样叫小学、中学，上海与农村的距离非常大。就是在上海，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与一所学校，差别也非常大。你看益胜，天天那么用功，就想转一所区里的重点小学，几年都没成功。你今年先考着试试也可以，我先帮你打听打听，找一所录取线最低的中学……”
我知道姨妈为我好，但我从小听不得窝囊话。听到“录取线最低”之类就受不住了，抬头看爸爸。
爸爸显然也有点不高兴，特别是姨妈说“我先帮你打听打听”这样的话，好像他做父亲的在这件事上什么也没做过。他便对姨妈说：“已经找了一所中学。”
“在哪个地区？”姨妈问。中学数量太多，校名说不过来，只能问地区。
“玉佛寺北边。”爸爸说。
“哦，那是药水弄了。”姨妈理解地点头。药水弄是当时上海生活层次最低的棚户区，可以想象那个地区中学的质量。
“离药水弄还远，是重点中学。”老实的爸爸也开始话中有话。
“区重点？”姨妈非常惊讶。
“市重点。”爸爸平静地说，“去年大学录取率是全市前三名，与上海中学和松江二中并列，但那两个中学太远。”
其实爸爸当时对我并没有把握，但偏偏要在姨妈面前表现出他这个平时讷讷寡言的妹夫也会做一些大事，而且做得不露声色。
姨妈一听，知道爸爸今天与她有点顶上了，便笑一笑，低头问我：“敢去考吗？”
我说：“敢。反正高的低的都没有把握，一样。”
姨妈抬头对爸爸说：“这不是小事，等他妈来了再仔细商量吧。这两天秋雨不去我们家啦？”
爸爸说：“等考过以后吧，怕去了你太客气，他反而不专心了。”
姨妈说：“这倒也是。益胜天天在边上，只顾玩了。”
四
看得出来，姨妈开始变得有点气馁，这是以前很少从她身上看到的。
爸爸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姨妈和益胜哥哥走后，他一直在唠叨，好像是说给我听，又好像是自言自语：“以前总是你姨妈好胜，今天连我也好胜了，这实在不太好。……一个人有孩子在旁边就会好胜……”
我问爸爸：“姨妈要我到她家里去住，她家什么样？很大吗？”
爸爸说：“姨妈完全是为你好，为我们家好。她很苦，再过几年你就知道了。”
五
其实哪里需要几年？妈妈到上海后当然要去姨妈家，回来悄悄给祖母说了很多，祖母一直叹气。几个舅舅来我家也会轻声与我爸爸妈妈说起姨妈的情况，然后一起作一些讨论。这一切，当然瞒不住我们小孩的耳朵。
原来，姨妈在丈夫去世之后靠夫家的接济过活，夫家富有，相安无事，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判定夫家有囤积居奇、破坏经济秩序的“不法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