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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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本想做解释，却适得其反。　
　　相比之下，张枣译本总体把握要好，基本体现了原作的节奏，但有过度阐释的问题。比如普照灰黑的荒原，这个普照显然是强加的。策兰只是给出太阳的位置，并没有布置任务。他套用鲁迅诗词中的名句：敢有歌吟动地哀，把原作的简朴放大变形了。原作中根本没有哀，更何况是动地哀。更危险的是，由于鲁迅诗词家喻户晓，葬送了策兰刻意追求的陌生化效果。　
　　这首诗，有点儿像一幅牛抽象的铜版画（他妻子就有这类作品，也许他从中得到启发），只不过策兰用语言代替了线。串成线的太阳／在灰黑的荒野上／一棵树／高高的思想／弹着光调，　
完全是简约派的白描。这是第一部分，基调是黑白的，大地异常空旷冷漠。接着出现转折，构成第二部分：还有／歌在人类以外／吟唱。人类以外是什么呢？转世来生，难道那儿有另一种歌吗？也许这歌就是诗，能穿越人类苦难的现实，最终留存下来。若第一部分描述的是人类生存的景观，第二部分则是对这一景观的质疑与回答。　
　　策兰这样谈到新的写作倾向：“我不再注重音乐性，像备受赞扬的《死亡赋格》的时期那样，它被反复收进各种教科书……我试着切除对事物的光谱分析，在多方面的渗透中立刻展示它们……我把所谓抽象与真的含混当作现实的瞬间。”　
　　这首短诗是他中晚期诗作中可读性较强的一首。从总体趋势上来看，他的诗越来越短，越来越破碎，越来越抽象。每个词孤立无援，往往只指向自身。他对抒情性回声的压抑，对拆解词义的热衷，使他慢慢关上对话之门。如果说，在他晚期作品中还有对话对象的话，那就是德语。正是他对德语的复杂情结，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突显了荒谬意义。“一种心理压力，最终无法忍受。”策兰如是说。　
　　我喜欢策兰中期诗作，包括《卡罗那》《数数杏仁》《用一把可变的钥匙》等。写作是一种危险的平衡。策兰的后期作品，由于脱离了意象和隐喻而失去平衡。也许是内心创伤所致，驱使他在语言之途走得更远，远到黑暗的中心，直到我们看不见他的身影。　
　　　
　　　十一　
　　　
　　　四十五岁生日那天，策兰在新的诗集上写下座右铭：“驾驭命运”，1965年11月23日。他还为自己生日写了首诗。贯穿诗中的危险感，来自那年春天住院的经历。他健康状况一直不太稳定，加上抑郁，这反而促使他写了很多短诗。1966年底，巴黎庆贺萨克斯七十五岁生日，她刚获得诺贝尔奖。策兰在会上朗诵了她的诗。　
　　《死亡赋格》在德国几乎家喻户晓。阿多诺终于收回他的那句格言：“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　
　　1967年的六日战争带来新的不安。策兰开始有暴力和自杀倾向。他和妻子决定分居。当索罗蒙夏天到巴黎来看他，发现老朋友“已经全变了，未老先衰，沉默，愁眉不展……‘他们拿我做试验’，他呐呐地说，时不时叹息……保尔并不总是抑郁，他时而有非常快乐的瞬间——很短暂，夹杂着不安的笑，刺耳破碎”。　
　　那年夏天，他在德国弗莱堡大学朗诵，有上千听众，海德格尔也在其中。朗诵前集体合影时，海德格尔送书给他，并请他第二天一起郊游，到黑森林的别墅去做客。这是策兰和海德格尔第一次见面。策兰一直在读海德格尔的书，他的诗包括不来梅受奖辞，都有海德格尔的痕迹。海德格尔总是寄书给策兰，并希望能有机会见面。他告诉同事说：“我知道他的艰难危机，给他看看黑森林会是有益的。”在黑森林散步时，他们谈到动植物（海德格尔说：策兰关于动植物的知识比他丰富），还谈到法国当代哲学，而策兰似乎对此不太感兴趣。　
　　1968年5月法国学生的暴动，激发了策兰的政治热情。他独居，常回去看刚满十三岁的儿子。策兰带他一起到街上散步，用多种语言高唱《国际歌》和别的革命歌曲。艾瑞克为父亲骄傲。　
　　1969年9月26口，策兰在办公室给布加勒斯特的索罗蒙写信：“原谅我的沉默——是无意的，主要是我的健康问题。我很孤甲。三天后我飞往以色列，在那儿待两周。”　
　　以色列之行，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次高潮。在希伯来语作家协会的演讲中，他热情洋溢，与不来梅受奖辞的基调完全不同：“在外部与内在的风景中，我在这儿找到真理的力量，自我认证和伟大诗歌向世界开放的独特性。”　
　　他在特拉维夫朗诵时，声音近乎低语。朗诵结束后，认识他父母的人过来问候。有个女人还带来块蛋糕，是他母亲常烤的那种，他落泪了。　
　　回到巴黎，他给特拉维夫的一个老朋友写信：“我不再是巴黎人，我一直与这里的艰难抗争……我真高兴如今我去过以色列。”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耶路撒冷让我上升让我强壮，巴黎把我压垮抽空我。巴黎，所有这年月，我拖着疯狂与现实的包袱，穿过它的街道建筑。”　
　　1970年3月，斯图加特举办荷尔德林诞辰两百周年纪念活动，只请策兰来朗诵诗。在随后的讨论会中，策兰显得暴躁，责备海德格尔的疏忽。事后海德格尔说：“策兰病了，是不可治愈的。”　
　　回到巴黎后，有一天他和朋友沃姆（FranzWurm）坐地铁。沃姆后来回忆说：“有人从我们后面一伙年轻人中跳出来，低声吼着：‘让犹太人进烤炉吧！’只见他的脸绷紧，越来越悲哀，攥住拳头。”他们随后去邮局。邮局职员一看策兰的航空信是寄往以色列的，就故意把信揉皱，再扔进邮件堆中。一天下午，沃姆请策兰到他家见贝克特（Samuel　Beckett），被策兰拒绝了。当沃姆晚上带来贝克特的问候，策兰悲哀地说：“也许在这里他是唯一我能相知的人了。”　
　　策兰住在塞纳河米拉波桥附近，这桥因阿波利奈尔的诗而闻名。1970年4月20日左右，策兰从桥上跳下去，没有目击者。他的公寓门前的邮件堆了起来，吉瑟丽向朋友打听她丈夫是否出门了。5月1日，一个钓鱼的人在塞纳河下游七英里处发现了他的尸体。　
　　最后留在策兰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而这一句余下的部分并未画线，“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