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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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观音堂碑记》（66X49em）
《重修碑记》（143X70em）
《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143X66em）
《修路碑记》（128X73em）
《重修乐亭碑记》（189X76em）
其中前三块都是记载重修与扩建观音堂的石碑。经考证，将这三块碑的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最早一块应是《重修观音堂碑记》。时在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碑石很小，嵌墙碑，嵌在西殿南墙上，碑面无花纹图案，字体粗糙，排行草率，其貌原始。碑文说“榆次之东北有乡……建古刹一座……颓墙残壁”。可见那时观音堂只是一座简朴的村庙。明代天启年间的重修只是填裂补缺，没有大的改观。这在下面一块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块碑是《重修碑记》。年款已然漫漶不清，无法辨认。但是从碑文可以认定它是明代天启之后的一次再修。碑上描述观音堂时说“顾其庙规模，狭隘朴陋，无华欲焉”，表明明代天启那次重修之简单有限。但这一次大兴土木，故而碑文中对这次重修后的景象十分得意地记上一笔“今而后壮丽可观，焕然维新”。这次重修的成果在第三块碑上也得到了证实。
第三块碑是《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时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是第三次重修。碑文中说，在这次动工之前，经过第二次重修的观音堂已经是“正殿巍峨，两廊深邃”，“自足称一邑之巨观焉”。乾隆年问的重修完全是锦上添花，但规模宏大，不仅扩建耳殿，还对大殿木结构的外檐进行改造，施用昂贵的贴金彩绘。山西省文物局古建专家柴师泽从檐板龙纹的形制也认定是乾隆时期的作品。单看这块《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的碑石就很讲究。碑体高大，碑石柔细，刻工精美，边饰为牡丹富贵，碑额上居然雕刻“皇帝万岁”四字，显示该村一时的显赫与殷富。
再看另两通碑就会更加清楚：
《修路碑记》记载着后沟村当年修筑村外道路的事迹。施工时，退宅让路，切崖开道，亦是不小的工程。修路是一个地方兴盛之表现与必需。这块碑也佚却纪年。所幸的是碑石上署着书写碑文和主持造碑的人的姓名。即“阔头村生员郭峻谨书，本村住持道士马合铮”。而前边那块乾隆四十一年的《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也是“生员郭峻谨书写，道士马合铮监制”。由此可以推定，后沟村史上这次重要的筑路工程无疑是在乾隆年间了。
另一块《重修乐亭碑记》在前边已经说过，建造戏台的时间同样是在乾隆时期，几乎与扩建观音堂和修筑村路同时。此时，正是晋中一带大兴营造之风，晋商们竞相制造那种广宇连天、繁华似锦的豪宅。在榆次，车辋常氏的家业如日中天，浩荡又精典的常家庄园就是此时冒出来的。而后沟村既逢天时，又得地利。由是而今，虽然事隔三百年，人们犹然记得年产百万斤贡梨的历史辉煌。它的黄金岁月正是在乾隆盛世。由此我们便一下子摸到后沟村历史的命脉。
关于后沟村建村的时间，却有些扑朔迷离。历史的起点总是像大江的源头那样，烟云弥漫，朦胧不明。现有依据三个，但没有一个能够作为答案：
一是人们在明代天启六年重修观音堂时，已经称之为“古刹”。古刹“古”在哪朝哪代，毫无记载。碑文上只说“年代替远，不知深浅”。正像李白在一千多年前就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可是古蜀到底在何时？
二是榆次林业局对观音堂院内的古柏采用长生锥办法提取木质，又在室内以切片铲光分析年轮，最后推算出古柏的年龄为五百八十年，即明初永乐二十年（1422年）。这么一算，后沟村至少建于明初，但这棵古柏是观音堂最古老的树吗？观音堂是后沟村最古老的寺庙吗？还是无法推算出建村的年代。
三是后沟村中张姓为大姓，一位被调查的村民张丕谦称他的家族世居这里已有三十代。并说原有家谱一册，但在前些年不知不觉中丢失了。如果属实，应该超过六百年。可是这三十代究竟是一个切确的数字，还只是一种“太久太久”的概念？
当然，从以上三个依据，至少可以说元末明初已有此村。但什么原因使最初建村的那些先人远远而来，钻进了这高原深深的野性的皱褶里？
学者们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明初移民建村有关，当地民间就有“洪洞大槐树”之说。明初奖励垦荒，凡洪武二十七年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但有学者认为，洪武移民多往安徽。《明史》和《明实录》中均没有移民山西的记载。
有的学者认为后沟村建村应在元朝。蒙古进入中原，杀戮汉族十分凶烈，迫使汉族民众逃亡，隐居山林。山西正是“重灾区”。
我支持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后沟村是复姓村。张姓四十七户，范姓十五户，侯姓四户，贾姓、刘姓、韩姓等各三户。无论多少，全是聚姓而居，至今亦是如此。这很像宋代逃避到南方的客家人。在异乡异地，聚姓（族）而居是凝聚力量、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可是单凭这个依据又显得脆弱无力。
在山顶的一座宅院引起人们的兴趣。这宅
院前有一座吊桥。吊桥是戒备设施。然而后沟村从来是和睦相处，自古就是“零案件”，吊桥用来防谁？此宅早巳荒芜，院内野草如狂；吊桥空废更久，桥板一如老马的牙齿，七零八落。去问村人，无人能说。于是一个古老又遥远的隐居村的想象出现在人们的脑袋里。
可是，如果真的是那种恐惧心理伴随着这个村落悄悄的出现，待到了明代就应该改换一种情境。后沟村各处的庙宇早已是晨钟暮鼓，声闻山外。许多寺观庙宇皆荡然不存，为什么这个吊桥反而越过六七百年一直保存到今天？
然而，历史的空白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它迷人的一部分。正像玛雅文明与三星堆那样。我们愈是向它寻求答案，愈会发现它魅力无穷。
尽管大家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报酬，但谁也没有推卸自己分担的责任。一个月后，纷纷将各自完成的那部分内容寄给我。榆次文联普查小组、李玉祥和樊宇分别将关于文字、摄影和摄像的普查范本寄给我。按照要求，他们还各自设计一份普查表格，供普查使用。从专业的角度看，这些田野的杰作无须加工，已是高水准的范本了。在十月底初次考察后沟村之后，樊宇又跑去过两次，一次为了补充调查民俗，一次专事记录婚俗。我欣赏他的敬业精神近于一种奉献。他每次人村拍摄，不去打扰村民，就住在空荡荡的观音堂的大殿里。此时，天已入冬，他便在房子中央生个小炉子。更实用的保暖的办法是多带一些羽绒的防寒服和毛线袜。不要以为我们抢救民间文化一呼百应，有千军万马。真正在第一线拚命的只是这不多的一些傻子。
春节前我将《普查手册》的全部稿件交付出版社。大年三十之夜的子午交时，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樊宇。他没有在家里过年，居然又跑到山西榆次东赵乡后沟村去了。他正把摄像机架在冰雪包裹的滑溜溜的山头上，拍摄那里的年俗。他知道只有将年俗记录下来，才算完成这个古村落的“全记录”。我拿着话筒，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话筒里听着他在喊：“山里放炮响极了！”我还是不知说什么，忽然电话断了，心想肯定是山里通话的信号不佳。待我渐渐想好该说的话，一遍遍把电话打过去，听到的却总是接线员的“无法接通”事后我读到樊字写的一本《影像田野调查》才知道，那时陪他上山的村民滑倒在山坡上，险些落人漆黑的山谷。读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一种骄傲又悲壮的感觉。我为我的伙伴们骄傲。因为在这个物欲如狂的时代，他们在为一种精神行动，也为一种思想活着。
恩惠的绿色
张承志
据说，曾有一个欧洲人，不知他是在卡萨布兰卡抑或是在拉巴特下的飞机，反正一下子来到了非洲北部的摩洛哥。
看着满眼浓郁的绿色，打量着海边的青青山影和田野，咦，怎么没有沙漠呢？他怕飞错了地方。
他拉住一个摩洛哥人，着急地问：“骆驼在哪儿？”
摩洛哥人笑了。
1—RIf
我和他差不多。
在登上这片土地之前，我也把阿拉伯的北非，想象成一片大沙漠。只是在到达之后，当自己完全身处不见骆驼、满目青绿的景色之后，我才明白了：摩洛哥的标志并不是一头骆驼，而该是一个别的。是什么呢？反正要包括海、绿色，和一棵树。
当然，沙漠是有的，骆驼也不少，但那都是可怜的南方的事。而在北部，沿着地中海的黧阜山区（RIf），被阿拉伯地理学称之为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日没处，黄昏）的天地，是红松林和橄榄树点缀的、略显荒凉的绿色世界。
由于黑非洲一词的流行，不少人把地中海南缘的黧阜山区，称作白非洲。不过这种表述指的是人的体质面貌，而没有描写地貌——柏柏尔和阿拉伯人的故乡，由于它的橄榄林、大草原，延伸千里的荒野，或许该把它叫做绿非洲？它是非洲的一角，但并非一派黄沙；它是说阿拉伯语的摩洛哥人的祖国，但并不是黑人；它是最古老的穆斯林世界之一，但不是僵硬思想的产地。
自从得土安（Tetuan）搭上便宜的长途汽车，我就沉醉在惊喜之中。
在非洲看见绿色，人会觉得心情快畅。两眼望不尽让人舒心的绿色。习惯了西海固萧杀景色的我总是觉得奢侈。那些松树棵棵巨大。它们没有什么规划，到处随意生长。在西班牙常按株距行距栽种的橄榄，在这里棵棵独立，恣意蓬勃着枝干。在湿润的乡间公路上，两侧是红的土壤和绿的草地。时而低缓时而耸拔的山峦间，星点坐落着刷白的房子，高处有一座方形寺塔。半生以来我盼着抵达一个穆斯林国度，为着给自己心中的西海固和新疆一些参考。此刻大巴车摇晃着，六合八极都是真正的阿拉伯世界。
嘿，马格里布，我总算踏上了你的土地。
随意耸立的黧阜——后来我不断地从博物馆，从人的讲述中听到这个地名。我至今没彻底弄懂黧阜的含义，究竟Rif就是山区，还是大山的名字叫做Rif。
平常似乎人们都忘了它，温和的摩洛哥人一般不谈政治。即便话题涉及外省，也顶多说几句卡萨布兰卡或马拉喀什。可是，只要谈话里出现了反抗或者异议，黧阜这个词就出现了。你会不断地听见——法国殖民统治时期，黧阜的反抗非常激烈……西班牙军事占领时，黧阜的柏柏尔英雄……
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隔海的邻国，曾经交叉着对摩洛哥实行过殖民统治。只看过美国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中国人，不知道摩洛哥也有民族英雄。
穆斯林的反抗，往往爆发于自尊。一位名叫阿卜杜克里木的知识分子，原来是梅里亚（Melilla，至今被西班牙占据）上流社会的一名法官。他起义的导火索，是一个西班牙人打了他一个耳光。侮辱是不能容忍的，山区的英雄出现了。他发动了反抗殖民主义的起义，于1920年建立了共和国。1926年被法国人抓住流放，后逃亡埃及避难。他在北部非洲享有极大荣誉；他逝世时，埃及总统纳赛尔为他举行了国葬。
就这样，只要提到一段历史，黧阜这个词就在人们嘴上频繁出现。我心想这大概很自然。从来都是这样：革命或反叛需要山区。
这种大山的绿色，并不是那种浓翠欲滴的绿。它掺杂着灰，又有些蓝，呈着多少的冷峻。山的形势也费人猜想，它有点不规则，时而耸起来半片峭壁，而低缓的漫坡就在山脚下一望无际。大草原和耕种了的庄稼地也不易区分，它们都不事修剪，随处高低，夹杂着自由主义的、散乱的白房子。
大山从刚刚下了海船的地方就开始了。从丹吉尔到休达，又从拉巴特到丹吉尔，我回想着数着，满意地算着自己一共穿行了几次。奔走在这片粗野的山林，人能同时感觉渺小的自己、和伟大的马格里布——非洲的西北角。这里不像那种使人迷糊的地方，在这片山里走着，地理的方位感简单鲜明。左右通向哪里，山外是海还是陆地，人能做到清楚的判断。难道不是吗？我闭眼也能看见地图——大陆的北端戴着一顶尖翘的草帽，而如虫如蚁的我，正爬着非洲的尖帽子。
古典的英雄，大半在山区寄身。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暴行使人深省的是：当霸权和法西斯装备了高科技杀人武器以后，一种绵亘于许多时代的、英雄和反抗的古典，正被逼迫着迎面改变。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