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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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三个月，编辑部在两位老编辑的领导下还在继续工作，我则在编辑部外面一间屋子里，顶着拂脸的大字报办创作讲习班，讲授小说和独幕剧的写作技法，一班接一班，每天把人塞得严严实实，就像人肉盾牌，提防着〃2E总司”。说实话，那三个月，只要听到比较密集的楼梯响，我都会出一身冷汗。三个月后“工总司”斗争矛头别移，风声过去，陈女士回来重新视事，只说这几个月杂志出得“勿灵光”（上海话“不好”），朱、王也没说一声感谢，就完了。后来我突然听说，这件事不仅王洪文亲自发了话，在上海的市委所有领导都有批示，全都严词批判这个杂志，“工总司”如果真来“踏平”，具有充分理由，但写作组居然全都瞒着我！
不错，当时的写作组，在〃212总司”面前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弱者，但他们怎么能够把自身灾难悄悄地转押到一个年轻人身上呢？对此我怒不可遏，前去责问。朱永嘉说：“你年轻，怕你知道了紧张。”王知常说：“人啊，知道越少越安全。”我听了，转身就走。
事后我想，我在这一事件中极有可能成为可怜的牺牲品，这些人到时候连自己也保不住，对我当然弃之如草芥，谁也不会来帮助我。但我，恰恰又连带着至今还背负一系列罪名的爸爸，后果必然十分严重。已经挣扎了多年的全家，还怎么活？
像朱永嘉、王知常这样原先在本质上未必坏的历史学家，由于搭乘了一两个极端主义政治冒险家的风火战车，真是把自己的人生道路走窄了。
后来，当他们终于遇到大麻烦的时候，我倒是没有落井下石。甚至，当大批真正的写作组成员竭力把问题讲得无比严重以求将功补过的时候，我这个曾经受到他们愚弄的人却坚持认为，写作组是一个编人政府序列的行政管理系统，而不是什么阴谋集团。它的问题，不会比当时政府机构里的其他“组”更大，肯定比“政法组”小得多，在文化领域，则没有专横的“工宣队”和骄宠的“样板团”严重，尽管“工宣队”和“样板团”在“四人帮”倒台后一直奇怪地没有成为批评的焦点。我还不避嫌疑，在《家住龙华》等文章中公开悼念被分配进写作组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好人不管在哪里都是好人。
我知道“文革”十年间不管是早期的写作组还是后来的写作组系统都有过比较神气的岁月，但我都没有遇到。徐企平老师、盛钟健老师等人曾经一再试图借取它的一丝须蔓，来拔救我的陷于大难的全家，也没有做到。我遇到的，恰恰是“工总司”拿着尚方宝剑刺在它喉口的那几个最可怜的月份，它却很不仁义地把我的躯体塞在剑刃边上。当剑头稍稍松开，我就走了。但是，后来环顾四周，只有我在为它讲几句公道话，尽管我那么不喜欢它。
《朝霞》事件后不久，我就生了肝炎。是爸爸传染给我的吗？有可能。
病情稍缓的时候，我在半隔离状态下写过一篇考证鲁迅佚文真伪的文章，消磨了一天时间。后来听说带头占领上海作家协会的工人造反派作家胡万春因两性关系问题被押解回工厂，心里有点暗喜，小高也讨厌这些工人造反派，兴奋地写了篇《走出彼得堡》来影射，认为工人作家的岗位在工厂，本不该到作家协会来作威作福。我觉得把胡万春比作躲进彼得堡的工人作家高尔基就太高了，便拿过来改了几句。胡万春当初用整版篇幅批判巴金先生，使得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女士不得不互相把报纸藏来藏去不让对方看到的情景，还在眼前。天道总有报应。
为此，我还到武康路巴金先生家里去了二次，以为胡万春事件的发生会使他的处境好一点。但是，李小林告诉我，张春桥最近作了一个措辞残酷的批示，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张春桥当时在北京正得势。
现代青年可能不太懂得“落实政策”这样的话了，如果翻译一下应该是：“对巴金，不枪毙就是宽大。”他把一个温和的作家放到了死刑犯的边缘，语气中充满了血腥。
巴金的处境是一个文化信号。我听了李小林的话，心情和身体一样疲惫不堪。
病情终于越来越重了，只得住院，然后在极左风声又一次突紧之时，逃离上海。
十四
从乱七八糟、无情无义的世界中逃到奉化半山腰的一所废弃老屋里，想念着隔了一道山的家乡。
我有病，不能照顾祖母；祖母年迈，也不能照顾我。我只能躲在山这边，一心祝她再长寿一点，等浩劫过去，我立即把她接回上海。
其实，这个时候，家乡正在发生一件真正的伤心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姨妈和益胜哥在我那次谈话后，关系融洽了一点，姨妈也去偷偷看过益胜哥的那位恋人。
我因爸爸的病和自己的病，没有时间再去拜访他们。但是，姨妈的生活圈子太坏了，那个集中了上海小市民刁钻龌龊思维方式的群落，只三言两语就挑动起了姨妈心底原来就有的虚荣、霸道和机谋，使事情立即走向恶化。
那个生活圈子，以中年妇女和老年妇女居多，其中还夹着几个老年男子，多数还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竟然快速地织成了一张庞大的罗网，想方设法去搜捕并拆散益胜哥和他的女友。
这种圈子，历来存在，但“文革”一来，社会失序，百业萧条，世态无聊，他们就更张狂了。
益胜哥斗不过这些“长辈”，又生了病，便决定离开上海，回家乡养病。
其实，这个家乡对他是陌生的。我小时候看到姨妈回乡探亲时背后跟着一个听不懂一句乡下方言的上海男孩，就是他，他与家乡的关系只不过如此而已。现在他要“回去”，真是走投无路了。
我后来总隐隐觉得，他多少受了我给他讲的那个小镇爱情故事的影响。他实在厌烦了上海，希望有一天像那对夫妻那样能在家乡小镇间成家，正好妻子也做裁缝，两人每天在小河边进进出出。
当然，他希望姨妈也能回去，摆脱那群无事生非的小市民，与他的女友成为一对关系亲密的婆媳。
他是一个孝子，知道母亲为了自己而不再嫁人的苦心。母亲的决定，对他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这也正是他陷入悲剧的重要原因。
他的至孝，宠坏了姨妈。
但他现在，只得与女友分离，与母亲分离，与外公和小舅舅住在一起，过着贫苦又充满思念的生活。
——终于，上海那个小市民圈子的邪恶发展到了极点，那天，他收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写来的信，信上说，他母亲由于他错误的婚姻选择，昨夜上吊自杀，幸亏吊绳滑落，现正在医院抢救！
忠厚的益胜哥完全没有能力来面对这种“危机”，更不可能分辨信中消息的真假。他只有一个念头：“母亲死还不如我死”。当天服毒自尽。
他伟岸的遗体躺在外公家的门庭里。四方乡邻都来围观，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自杀的原因。
小舅舅十分悲痛，处理着全部丧事。外公失神落魄，脸无人色，张大眼睛看着门庭里的人群，不知言动。
突然，他上前一步，泪如雨下，因为他看到了从高地地赶过来的我的祖母！
我祖母平生从来没有到过外公家，虽然离得那么近。她畏惧过、探询过、救助过这个门庭，但正因为如此，她就不知道该怎么来跨进这一步。谁知，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跨进来了，为了益胜哥。
她记得当年朱家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嫁人，一个嫁到了富贵的王家，一个嫁到了贫困的余家。她还知道，其实两家都苦不堪言，而嫁到王家的大女儿，却一直在暗暗地崇拜和仿效着自己：咬牙不再嫁人，把孩子拉扯大……眼前，就是这个孩子。
祖母哭了，声音不大，泪滴很大。这是二舅舅后来告诉我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到祖母哭过。连这次，也是听说。
祖母哭完，向外公道别，由我二舅舅搀扶，一步步走回高地地。半华里，当年我妈妈下嫁余家的路，我祖母心中量过无数遍的路。
十五
我知道这件事后，悔恨不迭。我很清楚，在讲过那个小镇爱情故事之后，如果能再找益胜哥多谈几次，哪怕，多谈一次、两次，他也不至于走这条路。
他会听我。
而且，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把姨妈劝说过来。因为只有我，能够破解上海小市民的那些邪恶套路。
但是，现在说这一些都为时已晚。
我那时还蜷缩在奉化半山，读着一堆堆古籍。读累时会到窗口呼吸新鲜空气，却不知道从西北方向的山峦间飘来的云气中，有我亲人的泪痕。
乡亲们后来告诉我，吴石岭北坡的坟地间最常出现的是一位上海老妇，过一些时候都要在一个新坟前悲泣半天，她大半时间已住在乡间。
当然，这是我的姨妈。
终于，背后有两只手扶住了她，轻轻地叫一声：“妈，回去吧！”
这便是益胜哥的恋人，那位“小裁缝”。
——写到这里我还是没有忍住眼泪。对不起，我没有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你，我的伟岸而老实的益胜哥！
第八章
半山失踪
一
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文革”期间因得罪造反
派而被赶出了上海。在全国似乎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当口上，他悄悄地潜回上海来看我。见我已经愤世嫉俗地躲在一个最多只有三平方米的白搭窝棚里很长时间，不见世人，不读报纸，他觉得不是办法，便许诺回浙江后设法为我找一处山间洞穴栖身。
不久他寄来一封语焉不详的信，说找到了，要我立即到十六铺码头搭船去浙江，再由他领我去终点。
我知道终点一定很偏僻，那个时代通讯还非常落后，偏僻就意味着难于寄信、收信。其实，当时上海家里也根本没有人收信。这么一想，觉得我这次告别等同于一次“失踪”。
这样的告别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悲怆。那天拎着一个网兜离家时，正好遇到家里最小的成员、我的小弟弟余国雨从“学工”的地方回来，我就要他送我到码头。我以前频频出行从不要家人来送，这次却要让这么一个告别变得稍稍隆重一点。
余国雨虽然与我差了十多岁但感情很好，我放在家里的一些书都是他帮我保管的。在搭乘公共汽车去码头的路上我很想对他交代点什么，但一上车就看见一个身材瘦削的身影。这个人总是在我最烦闷的时候幽然出现，他知道我讨厌他，今天如果被他看见，他一定会从我去码头这件事与当前“阶级斗争大形势”联系起来，并以“见证人”的身份揭发点什么。我立即躲到余国雨身后，把提着网兜的那只手搭在头顶抓杆上，将脸遮住。结果，那个人下车后不久码头也到了，我什么话也没有对余国雨说。
奉化大桥镇的半山老楼，正是盛钟健老师通过在本地文化馆工作的史洁英大姐和青年画家王利华先生好不容易为我找到的“山间洞穴”。
那老楼蒙尘日久，处处朽败，史洁英大姐把楼梯半道上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的门打开了，那就是我今后的潜隐处。
小室有窗，被山树遮覆。等盛钟健老师和史洁英大姐走后，我听着窗外传来的山风和鸟鸣，知道离喧闹的世界确实已经很远，深感满足。
按照一般的生活标准，这里非常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