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4期-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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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去看时，三连宿舍的河边已聚集了很多人。魏主任、王股长正带着一名胖胖的军医和几个战士、跑步赶来。军医进了一个用草帘隔开的角落，魏主任走到挤在人群中的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前，压低了声音说一句：“你们这是犯罪！”　
　　他用山东口音说出来的这个“罪”字，有咬牙切齿的力度。　
　　王股长干脆用手指直点着那两人的鼻子问：“你们说，你们审查出了她的什么问题？”　
　　那两个工宣队员面对自杀事件显然也慌了，支支吾吾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说她的组织中有人叫她外交部长……”　
　　没等他说完，立即有学生大喊：“王股长，那只是同学间开玩笑乱叫叫，他们就上纲上线……”　
　　王股长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铁青着脸上前一步，说：“我还被老战友叫过总统呢，你来抓吧！”　
　　过了一会儿，王股长接着说：“你不抓，我可要抓了。对不起，你们两人必须到场部交代这两天对她　
进行逼问的详细过程，并签名对她的死亡担负责任！”　
　　说着他向几个带来的战士挥了一下手，下令：“把他们两个押到场部！”　
　　魏主任补充道：“她是我们农场的人，我们要把她的死因向她的家人和公安机关报告，因此你们不仅要交代全部过程，还要找出证人。”　
　　这两个工宣队员由两名战士押着，去了场部。　
　　二十　
　　胖军医从草帘里出来了，说：“所有的男性都走开十米，转过身去，留下四个女同学帮助换衣服！”　
　　我们立即转过身去，走开几步，站住。女同学并不是留下四个，而是一个也没有走。　
　　她们自动地围成了一个圈，组成了一堵人墙，护卫着自己的伙伴在岸草间、月光下，最后一次更衣。　
　　更衣的过程很长，我们屏息静候。　
　　终于，胖军医的声音从脑后传来：“大家可以转过身来了。现在要有四名男生与我一起，摇船把她送到县城。”　
　　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拥到了河边，听候军医挑选。河边不远处，正停泊着一条船。　
　　那位女同学已经躺在一副担架上，头面干净，衣着体面。她确实非常漂亮，直到此刻，表情也没有任何让人感到不适的异样。　
　　女同学们显然是从她的行李中找出了一套最合身、也最有点上海派头的衣服，衬托出了青年女性的自然身材，把周围所有的女同学们都比得暗淡无光。　
　　并不是周围的女同学们长得不好，而是她们全都穿着宽大而又破旧的劳动装，已经穿得太久太久。　
　　我想，刚才女同学们把这套衣服给她穿上的时候一定惊诧莫名，惊诧这套普通的衣着为什么在这里突然变成了稀世盛装。　
　　如此一想，我又觉得，她们惊诧的时间还应提前，提前到这位投水女同学的衣服刚被剥除的那一刻。　
　　担架上了船，抬担架的两个男生没有下来。再加上刚才把船撑来的两个男生，已够四名。胖军医上去后，便解缆启橹。　
　　岸上的男女同学都挤在河边跟着船跑。　
　　整个过程，没有半点杂音。　
　　这件事情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两个工宣队员在交代清楚了事件过程并签字画押后，农场名正言顺地驱逐了他们。其他工宣队员也诚惶诚恐，很快都撤离了。　
　　　
　　二十一　
　　　
　　　我们应该预计到而没有预计到的是，所有回上海的工宣队员分别通过各种途径向上级汇报：上海到外地军垦农场劳动的学生中，隐蔽着大量的反革命小集团却被军队保护住了，成了政治运动的一大死角，后果堪忧。　
　　当时，上海各高校工宣队的背景，已经越来越硬。　
　　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打击反革命”的形势日趋严峻，根本不是一个农场所能抵制的了。　
　　于是，在全国“对敌斗争”的高潮中，农场突然接到通知，全体大学生立即返回上海，参加运动。　
　　什么准备也没有，那已被我们种熟了的几千亩良田，那洒满我们血汗的堤坝，包括那一个个已经脱离政治斗争多时而在体力劳动中结下了深厚友情的集体，都将霎时遗落。　
　　只有工宣队在等着我们。　
　　魏主任以农场最高领导的身份把我们送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没有一个人接待他。按照他的级别，只能住在军方所属上海延安饭店主楼外的集体宿舍里，拥挤的床上挂着一顶灰色的蚊帐。他还带着一个小女儿，想看看上海。我去与他告别，他送我到饭店门口，最后托我一件事，他在图书馆见到过文化大革命前编的《辞海》（未定稿），如果上海的旧书店里能碰到，一定代他买一套。　
　　离别他之后我一路在想，在这怪异的年代，我们曾以骇人听闻的艰苦劳动，换得过一些善良的下级军官的保护，但这样的保护是那样的脆弱。　
　　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至少已向自己证明，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但在当时，我们连自食其力的权利也很难获得。二十二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农场的这段岁月是值得肯定的，直到前几年环保意识觉醒，才明白在美丽的太湖中开辟一个农场是何等的荒唐。　
　　我们尽管远不是决策者，却在无意之中成了这一荒唐行为的参与者。那年太湖的滚滚浪涛要冲决农场的围堰，原来是自然之神发出的愤怒警告，但我们哪里听得懂？居然还冒着生命危险用身体去填堵。　
　　当我们终于听懂的时候，两鬓已经斑白。　
　　现在，正有一批和我们当年几乎同龄的年轻人，准备“退耕还湖”，拆毁我们一铲铲、一锹锹建起来的农场，恢复太湖的万顷碧波。　
　　他们在欢快的劳动歌声中一定想不到，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片水域，曾经播下过多少青春的汗水和泪水，沉埋过多少再也无法向后辈说清楚的生命故事，哀怨而又英勇？　
　　三年前我曾和妻子一起回去过一次。我眯着眼睛寻找着三十多年前的旧物，已经很难，找到一点便兴奋地指给妻子看。　
　　两位年轻的负责人跑过来盘问我们来自何方，我说：“我为建造这个农场，铲下过第一铲土。那是一个冬天，双脚一下水就被芦苇根扎破，泛上来的是泥水，又是血水。”　
　　是的，是泥水，又是血水。浑浊的，又是绛红的。　
　　二十三　
　　那年月除了缓慢的书信之外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我们从接到撤离农场的通知到出现在上海的自家门口，比一封信的邮寄时间还快。　
　　妈妈不知道我会突然回来。那天我傍晚回家，也不知道她在不在。摸出钥匙打开门锁，轻步踩踏着一级级楼梯。　
　　我是那么想见到妈妈，又怕在她的眼里读出新的悲哀。楼梯走了一大半，我鼓起勇气抬头，却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张八仙桌四周无人，竟然在自己移动！　
　　我停住脚步，定睛再看，桌子还在自己移动。连忙跨上两步，终于看清，却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妈妈钻在桌子底上，用肩膀驮着桌子在挪步。桌子上搁了好几碟蔬菜。她是在独个儿祭拜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阳台门前，没有人帮她，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这个景象，比什么都更清楚地表明了妈妈祭祖的理由。我相信余家祖宗一定会感动，为一个并不姓余的女子，用自己的肩背，扛起了修补余家的香烛祈愿。　
　　我怕吓着妈妈，没有立即上前帮忙。妈妈把桌子放稳了，低头钻出来，却看到了我的脚。　
　　她惊叫一声，仰头一看，看到了正含泪伸手去扶她的我。　
　　　
　　第六章　
　　　
　　　关闭的窗户　
　　　
　　一　
　　　从农场回到上海，没见到爸爸。听妈妈说，他还是关关放放，没有定准。　
　　第二天就去了学院。当年在《送瘟神》的乐曲中走得那么决绝，一再发誓此生不再跨进这个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于乱世，任何个人誓言都难以兑现。我在学院后门口迟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进去。　
　　每个办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着，每个忙碌着的人我都不认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陌生人在办公室里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证明他们早巳是这儿的主人。　
　　天气挺热，但每一个窗户都关闭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运动材料。怕风把材料吹走？怕屋内的谈话声音传到窗外？都有可能。总之，办公楼在并非寒冷的季节把窗户都关闭起来了，政治气氛也就紧张了。　
　　当时的运动，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闹了这么多年已经很难寻找新的清查对象，所以把我们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来，像一个“破烂仓库”那么搁着，什么事情牵连到谁了，便随时抽出来隔离审查。　
　　但是，这个“破烂仓库”平日应该搁到哪里去呢？工宣队的一个小头目向我们宣布：挖防空洞。　
　　　
　　　二　
　　　
　　　挖防空洞，光这么说，后代读者一定无法理解这件事在当时的惊人规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一直担心着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会侵略中国，而且他也知道，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战争。核战争的主战场必定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须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万人的防空洞系统，其工程之大，难于想象。　
　　没有那么多工兵，没有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和建筑材料，怎么办？用历来习惯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都动手，凿开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连通。洞壁所需的砖，也由大家分头烧制。整整几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楼不亮底，全是在干这个事。　
　　说是男女老少都动手，其实还有一块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级领导和运动主力，都可以不参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体瘦弱的教师们浑身泥水地在壕沟下不停挖掘，年轻力壮的工宣队员却衣冠楚楚地叼着香烟在上面“视察”。　
　　我们挖掘的地点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什么地段。一栋栋花园洋房安静地排列在梧桐树荫里，每家花园都很大，推开花园铁门，便是清寂的巨鹿路。巨鹿路不行驶公共汽车和电车，只有极少的小汽车进出，几乎没有行人。偶尔走进去，都要认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园洋房群，向东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里弄锦华里，也全是富贵宅第，我高中时候的同学张敏智就住在那里。穿过一条富民路，巨鹿路依然华屋相连，直到现在已经被工人造反派占领的作家协会。　我们眼前的两栋花园洋房，已经没有主人。其中一栋的门廊墙根堆着几本书，都是英文的，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足一个英国旅行家写的非洲游记。　
　　我很想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现在到哪里去了。只见花园东侧辅楼上有一个关闭的窗户，窗户定时打开，总会伸出一个中年人的头。头发纷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好像是个精神病患者。　
　　　
　　　三　
　　　
　　鹤嘴锄已经撬碎洋房前的花岗石路面，我手上的铁锹也开始挥动。但刚挥了几下，身边的唐乃祥、顾泽民同学停住了，很内行地对我说，我们这么挖下去，会把洋房两道受力墙的墙根掏空，房子就没救了。　
　　我前后看了看说，其实可以稍稍改动一下防空洞的走向。于是我们三人就回复到在农场开垦时的习惯，认真谋划起来。　
　　突然，我脚后跟被谁踢了一脚，耳边传来恶狠狠的声音：“只会偷懒，还不快干！”　
　　我转身一看，只见一个穿着黑布中山装的男人，五十多岁，踢完我之后正准备踢唐乃祥。　
　　“为什么踢人？”我放下铁锹，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么着？”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惊人的是，他跨出半个马步，摆出了一副准备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式，好像不是寻常之辈。　
　　这让我犹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从“文革”开始以来，我很少看到五十多岁的老头那么嚣张。造反派都很年轻，年长一点的至多获得一个“反戈一击’’的权利，大多小心谨慎。工宣队里有年纪大一点的工人，但他们只会说上海方言，即便勉强来几句普通话，也说不出这一口京腔。当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谁？　
　　正在这时，那位给我们布置了任务的工宣队员不知从哪里窜了过来。一把将他拉走了，边走边大声地向我们嚷嚷：“你们闹什么？这是我们工宣队的钱师傅！”　
　　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