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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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认为这不过是美国行政当局的行为。后者对逮捕古辛斯基的两张传票置若罔闻，尽管这位前寡头刚出现在美国时，传票就已经送达美国司法当局。
“统一党”和“祖国党”决定合并
2001年春天，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就是“统一党”和“祖国党”决定当年秋天实现合并，这两个政党是俄罗斯政坛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政党。在特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党领导人尤里·卢日科夫和谢尔盖·绍伊古宣布了这一决定。“统一党”和“祖国党”在议会的党团支持这一合并。此外，“俄罗斯地区”和“人民代表”也对此表示支持。跨议员团协调委员会成立了。
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并未直接参与合并进程，但显而易见，他对此完全赞成。同样明显的是，还没有正式名称的新党将会成为俄罗斯政权体系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可能很多年内都将如此。
正如卢日科夫和绍伊古所宣布的那样，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立场接近和相互之间协调行动方面”进行紧张磋商。结果，双方同意两个组织“合并成一个，在目标和任务方面也将使用一个统一的原则”，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共同行动。 在俄罗斯媒体中，有关这次合并的评论很多。许多报纸认为这一合并是“尤里·卢日科夫政治生涯的终结”和他的“让步”。对于卢日科夫和绍伊古的此次新闻发布会，《侧影》杂志做出如下评述：“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的争斗以莫斯科市长的最终投降而宣告结束，他同意将自己的‘祖国党’合并到从前的对手‘统一党’中去。”
但是，这样的结论事实上没有任何根据。“祖国党”和“统一党”之间的这一争斗到1999年秋天已经成为了历史。随着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先前的对立也就失去了意义。是的，“祖国运动”、后来的“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的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争夺国家杜马的议席，而且还是为了竞选国家最高职位——总统。但是，那个时候的斗争是针对鲍里斯·叶利钦和他的政治盟友——寡头的。
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了叶利钦的接班人，但却不是他的政策的继承人（“祖国党”甚至在2000年春天就不再以普京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了）。所以，就是这种简单的、合理的想法促使两党领导人考虑政治和组织合并问题。我们所有人都看到，“统一党”当然是最接近总统的一个政党。但是这个党却没有办法从自己的党内推选出一些深孚重望的领导人。它在国家杜马中的所有领导人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官僚。“祖国党”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好一些，它的领导人有不少是很有名的，可以帮助一个新的大党拓展影响力。这种状况不应当看成是卢日科夫的失败，而是他取得的一定成绩。由此可以看出，由卢日科夫来领导两党合并协调委员会的工作并非偶然。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
俄罗斯的寡头资本主义
叶利钦时代末期，俄罗斯形成了一种怎样的政权和经济体系呢？2001年1月底，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就此问题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但就是在这个由俄罗斯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参加、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主持的研讨会上，也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答案。学者们的“失利”并非偶然，因为在俄罗斯这个混合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勃列日涅夫的“现实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叶利钦的革新的社会中，应用相对严格的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概念来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不得不使用较为形象但却并不十分科学的形式。
鲍里斯·叶利钦曾经提到，他要在俄罗斯建立“正常的文明”；阿纳托利·丘拜斯则更加具体，称要在俄罗斯“以冲击速度建设正常的资本主义”；叶戈尔·盖达尔谈到了“我们正在建设年轻的资本主义” 这个较为含混的说法；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将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定义为“官僚资本主义”，而根纳季·久加诺夫称其为“买办资本主义”；亚历山大·列别德认为，俄罗斯当前正在走“野蛮资本主义”道路；西方金融家、慈善家乔治·索罗斯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掠夺式资本主义”，而鲍里斯·涅姆佐夫则说这是一个“强盗资本主义”……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将俄罗斯的政权和经济体系归纳为“寡头资本主义”这个相对贴切的定义。早在1998年， ．切尔尼科关和 ．切尔尼科娃就在他们合写的《谁在主宰俄罗斯？寡头——集体肖像》著作中试图描述和解释这一体系。著作的封面上，印制了鲍·别列佐夫斯基、斯摩棱斯基、米·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波塔宁和列·维亚希列夫的头像。
所有学者都认为，1996年初是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当时，12位俄罗斯大商人（主要是银行家）参加了在瑞士疗养胜地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在那里，他们决定整合所有人力、资金、信息潜力以及其他资源，来保证鲍里斯·叶利钦竞选连任俄罗斯总统。
尽管做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但他们最终还是成功了。于是，国家政权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为这帮“赞助者”所掌控。寡头们不仅将自己人安插到国家重要位置，甚至还亲自披挂上阵，在国家机构中占据几个高级职位。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公开身份并无必要，甚至还会很危险，所以更倾向于赞同成立某种常设性的咨询机构，例如，独特的、与“影子政府”相类似的“经济互助联盟”。不过，由于寡头本身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这一想法胎死腹中。
1997年不仅是俄罗斯寡头政治最兴旺发达的时期，而且也是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最激烈的时候。为竞相争夺最有吸引力的那部分国有资产，“银行战争”在俄罗斯经济、政权体系和大众传媒中爆发了。反对派所掌握的报刊怒气冲冲地将那个时期描绘成是散布纷争和破坏国家肌体的“七大银行家时期”。但恰恰是在这个时期，那个觊觎寡头政治“主要思想家”角色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提出，大资本家应当联合起来，将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或者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国家应由高级官员和大资本家“共同拥有”。
1998年，俄罗斯爆发了金融危机，寡头政治遭受重创。俄罗斯许多大型商业银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后纷纷破产。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它们的总裁和股东们也都宣告破产。不过，也有不少人涉险渡过了难关，因为他们早在金融危机来到之前就控股了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和联合体，组建了庞大的金融工业集团或者是工业金融集团，成为一个“帝国”。经济学家雅科夫·帕佩将其称为“一体化实业集团”或者简称为“伊贝加”。 在经历了复杂的重组、合并以后，俄罗斯在1999年底形成了大约50家大型商业集团，其所有制、领导成员组成以及形式不尽相同。专家评估认为，俄罗斯60％～80％的经济实力已经由这些商业集团所掌握。
在俄罗斯这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资本家名单中，人们往往总能看到下面这些人的名字：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阿纳托利·丘拜斯、列姆·维亚希列夫、亚历山大·马穆特、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彼得·阿文、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奥列格·德里帕斯卡、科赫·贝努基泽、叶夫根尼·什维德列尔、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利辛、弗拉基米尔·叶夫图申科夫等。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罗列出所有人的名字及其公司和商业集团名称。更加能说明问题的是，上述列举的所有大资本家的名字不仅几乎都在《独立报》定期公布的俄罗斯50位最大企业家名录上出现过，而且也基本上都排在俄罗斯100位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名录上。
与西方大实业家不同，俄罗斯大商人还没有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并且也缺乏良好的组织性。只有到了2000年夏，大部分俄罗斯大资本家才决定加入阿尔卡季·沃尔斯基领导的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沃尔斯基的政治生涯从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机器制造问题助理一职开始。俄罗斯的大商人没有任何传统，也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在为古辛斯基辩护而致俄罗斯企业家和工业家联盟的“公开信”中，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写道：“我们之间的内讧突出地反映了自己的傲慢、没有相互听取建议的愿望、没有经验，而最主要的是——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新阶层，没有能力抓住主要问题，尽管它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但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缺乏一种责任感，这让俄罗斯付出了高昂代价。” 归根结底，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既不是一个阶级，也还算不上一个阶层，不应当期待俄罗斯的大寡头们会表现出另外的行为，按照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批评行事。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
如果按照西方的财富规模和标准，即使是俄罗斯最大的资本家也无法算得上是特别富有的人。2000年，没有一位俄罗斯大资本家能够进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年度富人榜。但在2002年，已经有一群俄罗斯富豪进入了全球最富有的100人、200人和500人的名单当中。针对这一现象，《生意人报》和《货币》杂志写道，“我们的寡头们变得更加富有了”，“在《福布斯》名单中，俄罗斯人更多了”。在俄罗斯的富人们当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和弗拉基米尔·波格丹诺夫，其身价在10～70亿美元之间。不过，许多评论者其实是明显地将商人们的个人资产与他们全部流动资金混淆在了一起，而实际上，是不应当混淆整个公司的资产和该公司所控制的个人资本的。在俄罗斯，尚没有建立起有价证券市场，也缺乏一个资本的私有财产制度。众所周知，就是现在，俄罗斯最大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也要比日本、英国、美国或瑞士最大的商业银行的总量少几百倍。所以，俄罗斯主要富人们的个人财富状况只是一些人凭道听途说或是根据间接资料来确定的，其实有些人是强烈抗议将自己描绘成亿万富翁的。
在2000年，向俄罗斯税务总局申报个人收入的500万人当中，只有5万人在申报单上注明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当然，俄罗斯有几百名非“卢布”而是“美元”的百万富翁，但却很少有人去向税务总局公布自己的收入。
恰恰在这一点上，俄罗斯的寡头存在着主要缺陷：它没有也不曾有过合法积攒起来的财富，并且他们这些巨大的财富也没有得到社会的积极评价。俄罗斯寡头们所拥有或控制的巨大财富并不是辛勤劳动、天才创造、科学发现和发明的结果，而是在苏联经济体系崩溃的情况下蚕食鲸吞国有财产得来的。在俄罗斯的寡头中，没有自己的爱迪生、福特、卡耐基、比尔·盖茨、洛克菲勒、洛希尔，几乎所有的俄罗斯金融和工业大亨都只是10～15年前才开始自己的经营活动的，他们中有的人“根据委托”在“受委托”的银行里、在国家石油出口部门从事经营活动，或者依靠小公司、甚至是靠共青团做生意起家。上述一切，让俄罗斯的商业活动产生一系列缺陷。俄罗斯的大资本家几乎从不与中小企业建立任何关系，而后者则以更为自然的方式形成。
但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讨论“寡头”和“寡头资本主义”呢？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政权的支持与保护、没有直接影响甚至是贿赂政权的话，俄罗斯大型商业活动不可能在1992～1995年这有限的几年里迅速膨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富有侵略性的商业集团开始巩固自己与政权的联盟，加强自己对当局的影响，但他们既不考虑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也不顾法律的问题。正如亚·索尔仁尼琴所言，当“政权以对受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命运，甚至对人民是否能活下去都一味地持冷漠态度的面目出现在人们大家面前”的时候 ，就导致了极大的社会紧张局面。在俄罗斯，有超过50％以上的公民认为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处于“贫穷”和“赤贫”状况。
但是，不仅仅是寡头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还有他们的不负责任也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很大威胁。在苏联，根本就不曾存在私有资本，资本投资的方向和规模均由国家计划来确定，但是到1992年，国家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