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您不知道的 作者:郭宝昌-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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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急于想做的，就是上街，享受一下没人管的滋味，享受一下“人”的滋味，享受一下——自由。

　　我带上我的全部财产二十二块钱上街了。走到电影学院门口，我犹豫了，可以出去吗？就这么走出去？太嚣张了吧？真没人管？我看看传达室，里面有俩人聊天，看都不看我，我壮着胆子走出校门。我突然感到一声怒吼：“站住！”我急忙站住了，忙回头看，一个人也没有。我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可越走心里越嘀咕，后边肯定有人跟踪，有人监视，我不敢回头。当走到新街口豁口时，我沉不住气了，猛然冲进一条横胡同，像个地下工作者；十几秒钟后，我又突然探出身向后看，想叫跟踪我的人措手不及、猝不及防、无法躲避。可后面没人。只远远的有几个行路之人。我心里踏实了，大步向新街口走去，我不坐车，我也坐不起车，我要回家，我要一路走回家。我要看北京，看北京的街道，看街道的每一尺每一寸，太好看了。　
　　
第五节　我自由了
　
　　三月中旬我和同学们一起下干校，来到张家口地区腰占堡四六一九部队干校，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又是四年，期间经历抓“五·一六”运动，我因整天下棋，讲故事，继续散布反动言论而再次被揪斗。每天八小时九十度弯腰撅屁股挨斗。这时我才知道，我根本就没“平反”。有个人曾很凶地指着我说：“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革命群众了？你还是反革命！你的材料全在你档案里，你的行为就是破坏抓‘五·一六’运动！你要觉着在这儿不舒服，我给你换个地方？把你再送回去！”

　　我重新失去自由，重新受到监视，又是写不完的“认罪服罪书”。

　　一九七三年干校解散，我被分到广西，我的性质属于“‘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反革命，只要不老实，可以随时再把“帽子”给你戴上。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终于熬到了打倒“四人帮”。

　　一九七八年，全国“右派”平反，我蠢蠢欲动，借上京出差的机会，我伸冤告状。身边所有的朋友，包括在劳改队的战友，都好心地劝我别闹了，你现在可以了，都当了副导演了，还要怎么样？这已经是万万人之上了，再闹，弄不好还要倒霉！我不服，与其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还不如再进劳改队，还能怎么倒霉？决不苟活！我相信新政权。于是我给市委、给文化部、给学院、给中央，全写了告状信。

　　一九七九年初，电影学院终于派人来到广西找我。这人是人事科新来的，我不认识，他说经审查，我们班“反动集团”一案纯属“冤假错”案，决定要平反，叫我重新写澄清材料。经过半年的周折，冤案终得平反，重新发给我“毕业证书”。

　　我成了全国上学之最：一九四六年入小学计六年；再入中学，计七年；入大学，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计二十年，共计学历三十三年。

　　我的“平反”日期永远定格在了“毕业证书”上：一九七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