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您不知道的 作者:郭宝昌-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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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车间的张老师和实习处的刘老师。我忙叫老师，两人却惊慌地低下头去拿我的行李，我忙上去抢，我怎能享受这种待遇？但王师傅却厉声说：叫他们拿！我惴惴不安地跟着两人走进北楼，竟然一个人也没见到，更不用说老同学了。
整个儿学院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我被带进了一间由厕所和洗澡间改造的“牛棚”，这里关的是“全托”的现行和历史反革命，加上我共六人。那两个拿行李的老师也在其内。
所谓“全托”，是借用了托儿所的名称。每晚家长把孩子接回家的叫“半托”，不接而住宿过夜的叫“全托”，我们这六个人是不准回家外出的。
我还没缓过神儿来，王师傅又把我带走交给了工宣队的副队长，并把我带到了“黑帮”班。
这是一个我们原来上课的教室，一进门，我就傻了：两长排桌子，坐在那里的上自院长、书记，下至导演系、表演系的老师，满满一屋子。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我。副队长宣布，我今后就在这“黑帮”班里参加学习。我按指定座位坐下了，我旁边坐的竟是我原来的班主任汪岁寒。他很惊慌，不时偷看我，忽然他低声向我说：“我没整你，我没整你！”谁问他了？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一走进食堂，忽然一声怒吼吓了我一跳。
“站住！”
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应该是在我劳改后才入学的）凶巴巴地指着我。我站住了，他走过来，立即围上了很多学生。
“低头！”
这我很内行，很习惯，立即便找到了在劳改队的感觉。
“告诉你郭宝昌，从现在起，你不许和任何同学说话，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听见没有？”
我说听见了，我的所有美好的想象，当即灰飞烟灭。回到“黑帮班”我已是万念俱灰。突然走进三个军人，后面两个一看就是跟班儿的，前面的人是军宣队长。他背着手边走边依次问了几个人的认罪情况，又走到一位导演系老师前，这是中外知名的大导演啊。队长问：“你是××吧？”××立即毕恭毕敬起立站得笔直答曰：“是。”又问拍过什么片子？答曰××片，××××片。再问你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认识？啊！××真是条老汉子！他竟然说：“我拍的××片、××××片子，我不认为是毒草！”
这不找死吗？奇怪的是队长什么也没说，又走到我面前看了看问你是新来的？我也忙站得笔直回答是。又问你是郭宝昌？我说是。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扭身走了出去。工宣队的副队长又大声宣布：“郭宝昌和你们不一样，他只在班里参加学习，不参加发言，你们管不着他！”
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是“性质”不一样，还是具体问题不一样？那时凡能管我的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十分敏感地引起我的猜测和分析。想来想去这“不一样”当然是“性质”，“黑帮”班里的人都是“半托”，每天可以回家的，而我是“全托”，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同“牛棚”的六人中除那两位老师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孙教授，曾任国民党高官，还有一位是老右派，在“文革”中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腿，抗拒专政，也关在这里。还有一个总务处的，太恶心了，是“鸡奸集团”的首犯，且多次猥亵少女。怎么什么人都往这里关？太不讲究了。当然，无论什么人，关在这里头的都是“狗屎堆”，这是错不了的！还讲究什么？
躺在床上我睡不着，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早已回学校的“反革命”全都没事了，杀人犯都参加反美大游行了，而我还关在这儿？为什么工宣队长已经和我握了手还口称“同志”，我还是“反革命”？只想得我头痛欲裂才昏昏睡去。突然一声炸雷把我惊醒，我惨叫着猛然坐起，满身大汗。灯亮了，张老师忙冲过来紧紧地抱住我说：“别怕别怕，没事儿，是工宣队的敲门，每天夜里要查房。”
门开了，几个工宣队员走进来，见我惊恐的样子问出什么事了？张老师说没事，大概是做噩梦呢！工宣队走了，我才把一个月前劳改队发生的杀人事件说给张老师听。那天夜里的惊吓，不光是我，w君在离开劳改队以前几乎每夜都从梦中惊醒惨叫着坐起。我直到十几年以后才渐渐去除掉这个“恶习”，在下干校时，多次把同学惊醒，大家都不愿和我住一屋。结婚以后，我老婆经常被我吓醒。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每年我也至少做两到三次噩梦，只是不惨叫了。现在打官司，有一种叫“精神赔偿”，很多人不理解，精神有什么赔偿的？但我深有体会。当然，我现在也不会要求什么“赔偿”，也不可能“赔偿”，真正赔偿起来的话，整个中华大地非把咱们国库赔空了不可！
第二天是星期日，“半托”的都回家了，“黑帮”班只剩了我一个人，我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工宣队副队长，他叫我别着急，有些问题还没闹清楚，会有人找我谈话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不清楚？最滑稽的是，忽然被劳改队释放回校的航空学院的P君来找我了，说要请我吃烤鸭。我觉得近似胡闹，还烤鸭？我这儿还是“黑帮”班呢！他不客气地质问副队长，所有人都没事了，为什么还把他关起来？P君走后，我说这回你看见了吧，都没事了。副队长说五年都过来了，你还急这几天？
接着，有人找我谈话了。我被叫到工宣队办公室。里面竟坐着原来我们班的一位老同学，毕业留校的，正满脸杀气地望着我。三问两问我才清楚，问题依然纠缠在我为“反动集团”翻案的那百分之九十九，这差点儿要了我性命的百分之九十九啊！我老老实实说明了我当时的想法，为什么那样做。他恶狠狠地说：“你不老实”！我说当时的形势险恶我没有办法。他咄咄逼人地问：“你是不是不老实？！”我说我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如此。他厉声厉色地问：“说，是不是不老实？”我无奈地低下头说是。
那真是屈辱啊！怎么一点儿同窗之谊都没有了呢？逼人忒甚了啊！他勒令我回去重新写交代材料。至少我算知道了继续把我关起来的原因。我写好材料交上去，此后隔三岔五便有人把我叫去提出一些新问题。我便一份一份地写。余下的时间则要劳动。我和张老师负责打扫校园和厕所，这些活儿对我来说简直就不叫活儿。只是遇见老同学，脸上十分难堪，特别是表演系的女同学，便觉得还不如在劳改队脱光膀子抡大镐。只有在打扫厕所的时候，张老师无论如何不叫我干，他刷，只叫我站在旁边看。我怎么抢着干也不行，他说：“你是少爷，哪儿能干这种活儿！”都什么年月了？还“少爷”呢！张老师，真是菩萨心肠啊！
同“牛棚”的孙老师更叫我难忘。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冒着严寒去户外跑步、锻炼。我由于羞见同学，则始终龟缩在“牛棚”内。一天他忽然问我为什么不出去锻炼？我说太冷，他十分严肃地说什么太冷？你原来在学院是运动场上最活跃的人之一，现在怎么了？是不是不好意思见同学？孙老师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心眼儿。他说：“挺起腰板儿来做人，问题总会弄清楚嘛！走，跑步去！”我跟着他去跑步。
操场上人很多，有很多学生也在锻炼，我昂着头，任人去看，居然还有两三个人和我打招呼。顶着西北风跑得满身大汗，孙老师又带我去洗澡间冲澡。好家伙全是凉水，早上哪有热水，孙老师“哗哗”地冲上了，北京的水夏天都乍手，甭说冬天了。冲了一下我就逃了出来，我说：“孙老师，跑步可以，这洗澡就免了吧！”
就这样，提审、写交代、劳动、跑步，过了一个多月，王师傅把我叫去了，脸色很难看地说，你交代的差不多了。我们审查了你在劳改队的表现，你怎么搞的？在劳改队还散布反动言论？我先是一愣，不知从何说起，坚决地说不可能。他愤愤地拿起一张纸拍在桌上，说这是什么？六条呢！我看了一眼便明白了，是劳改队的“战友”们揭发的，而且由于我很少说话，是他们挖空心思揭发出来的。我笑着说您看看都是什么反动言论。他这才注意看，并念出了一条儿：“郭宝昌极其恶毒地说‘打到了媳妇揉到了面’，猖狂地提倡封建社会的‘打老婆’。”
王师傅也笑了，说这叫什么反动言论？我忙说，一百多个人里我是最少的，才六条，您去外调一下、查查别人，最少的三四十条，多的一百多条。他恍然大悟说：“我说呢，这上边儿连公章都没盖，是你们狗咬狗吧。这不算数！”我忙不迭地说：“对对！狗咬狗，狗咬狗！”我这是把自己骂成狗啦，狗好啊，不管咬人和被咬，都是狗，是不算数的！王师傅的脸色立即缓和了，把那张纸扔到了字纸篓里说这不能进档案。他权力真大！我才知道，我的档案不是纸袋卷宗，而是麻袋！大概是全国之最了，能装一百一十八斤大米的麻袋，满满一麻袋。除了拿出了这一张以外，这“麻袋”整整跟了我十五年。王师傅叫我下午再来有重要事跟我说。我心里又打鼓了。
下午走进去一看，除了王师傅，还有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表情都很庄重，很严肃。王师傅说：“经过审查，现在由‘反革命专案’组组长×××，向你宣布处理意见。”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前几天我刚和“黑帮”班的一起参加了一次全院大会，一个老师被宣布解放，一个老师被升级逮捕，一个女老师被当场揪出，立即押上台坐了“喷气式”。我会怎么样呢？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王师傅叫那个女组长宣布，不知为什么那姑娘扭扭捏捏地非叫王师傅说。王师傅很不满，说这是你们组的事，当然你宣布。姑娘好像很不好意思，抬头看了我一眼，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低下头笑得不行。我没觉得有什么可笑的事，确实没有，这位显然是从工厂来的小姑娘怎么了？我十分困惑地望着王师傅，王师傅十分严厉地说：“笑什么？！挺严肃的事儿你笑什么？快说！”此时我已紧张到了极点，快说呀！姑娘终于忍住了笑，又坚持了一下，这才抬起头，可刚一看我突然又忍不住“咯咯”地笑起来，比刚才笑得还厉害，并说：“王师傅，还是您说吧！”笑得直不起腰。
王师傅一脸的苦相直嘬牙花子，更为严厉地说：“不许笑！你们组的事当然是你说，快点！”我快急死了，姑奶奶，姑祖宗！我这儿等着呐！姑娘强忍住笑，酝酿了一下情绪，似乎比较有了可以不再笑的把握，才板着紧绷的不笑的脸半抬起头，她一直没敢看我。我一直纳闷，我的模样很可笑吗？还是她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很可笑。她突然迸出一句话：“你没事儿了！”话音一落，竟然捂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王师傅看着实在不是个事儿。便忙把话接过来：“好了，郭宝昌，宣布完了，你没事儿了。”
我半天没醒过味儿来，“没事儿了”是什么意思？这是结论吗？这叫结论吗？也不在公开场合宣布？也没个盖章的文件结案？什么“没事儿了”？王师傅说你是个学生，学生问题用不着公开宣布，也不用文件，反正没事了。
我依然迷惑，难道我可以和别人说话、写信、打电话、一个人外出了吗？王师傅不耐烦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闹不明白？“没事儿了”就是“什么事儿都没了”！难道我外出可以不请示、不招呼，回来以后可以不汇报？这些年我外出回来都要详细汇报，几点到几点几分都干了些什么、见过谁、说了些什么，以供管理人员去查对。这都不用了吗？王师傅摇摇头说你快成傻子了，你没事了，你自由了，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终于弄明白了。
不过这也太儿戏了吧？且不说宣布的过程很儿戏，就事情本身也太儿戏了，狂风暴雨、疾雷闪电、刀枪剑戟、劈杀抡砍，整得我六佛出世、九死一生，嘻嘻哈哈一句“没事儿了”就完啦？这能算数吗？
王师傅又亲切地问我多少日子没回家了？我说三年。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妈妈。他说回家看看吧，看看你妈。我竟突然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我竟然看见那小姑娘也在擦泪，她不笑了，从桌上拿起一张“毕业生登记表”给我，叫我填写好交上来，然后与同学们一起下干校，顶多劳动两三个月就和同学们一起分配工作了。
我知道，我已经彻底“平反”了。
我最急于想做的，就是上街，享受一下没人管的滋味，享受一下“人”的滋味，享受一下——自由。
我带上我的全部财产二十二块钱上街了。走到电影学院门口，我犹豫了，可以出去吗？就这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