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您不知道的 作者:郭宝昌-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钦褐诹恕Ｐ睦锊荒敲唇粽帕耍商字闪恕�
没几天，首先看到的是四类分子劳改队的人全都被剃了“阴阳头”，实在过于怪异，不是剃光，而是东留一绺，西留一撮，坑坑洼洼、长长短短，这叫“牛鬼蛇神头”。我们很庆幸，大概对我们的政策与四类分子不同，没把我们剃成那副德性，那种侮辱，作为一个人，是无法忍受的啊！当时我们对红卫兵造反的情况一无所知。还寄希望于什么政策，这不瞎掰么？
八月中旬，正要出工，忽见门口贴出一张大告示，勒令我们四点前立即将狗头剃光，否则“格杀勿论”。这下儿可全懵了。但依然抱有幻想，组长跑到管理人员那里问是否要听红卫兵的命令剃头？管理人员竟反问：“你们说呢？”这还用说么？剃！“臭老九”总是能找到解脱自尊心受辱的理由，有人便说，这是红卫兵对我们的宽大，剃光总比四类分子的“阴阳头”体面多了。可是一百多人，只有三个推子，一个小时如何剃得完？于是，剪子、刮刀、剃须刀、推子，凡能将头发彻底消灭的工具全都用了。都是狗头，也没那么讲究，“格杀”都“勿论”了，“格剃”还论什么！神速，不到四点，全光！只有邮电学院的一个小子，牛×！坚决不剃。他认为这是侮辱，人身侮辱！士可杀而不可辱！好像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侮辱”似的。对红卫兵的宽大毫不感恩，结果被红卫兵打得鲜血淋漓脑袋开花，并按四类分子标准剃了“阴阳头”。
这本来是件很悲惨的事，可最不可思议、最让人奇怪的是，剃了头的诸君坐在屋里等红卫兵揪斗，瞪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突然都大笑起来。我也笑得肚子疼，这种笑是非常反动的，若被红卫兵看见那是定要“格杀”的，都知道这“笑”的危险性，可谁都忍不住，有捂住嘴的、有低着脸的、有扭着头的，只是笑。我居然想到很多文艺作品描写的悲惨场面：哭、悲痛、撕心裂肺，都不对了，应该笑！你不笑因为你未身临其境，“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一声断喝，我们被红卫兵押到大礼堂前的小广场上。都不笑了，因为我们身上立即溅满同伴的鲜血，于是罚跪、挂牌子、游街。这游街只在书中看过，那是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却不知游街竟如此难过，没点儿功夫还真不行。九十度弯腰前行，最要命的是还要双臂举起前伸，这很难过，不信您现在就试试，看能坚持几分钟？也许看到这里您出于好奇真就试上了，体验一下，怎么样？……您坚持了多久？街两旁全是手持棍棒皮鞭的红卫兵，而且有荷枪实弹的民兵，后来才知道，总部有令，如有反抗立即枪杀。
我们像牲口一样被驱赶，而且专门往水洼、泥地里赶。只听见混乱的谩骂声和吆喝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劈劈啪啪”的抽打声，听到最多的喊声则是：“妈了个×！把胳膊伸直！”没错儿，两臂伸直太难了，我已经坚持不住了，可我深知把两臂放下来的后果。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把两手放在前面那人撅着的屁股上？这么混乱的场面，总不会被发现吧？我快走两步，把疲劳到极限的双臂搭在前面的屁股上，那叫舒坦，那叫痛快，假如当时有人问我：“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什么？”我一定回答：“把双手放在前面的屁股上”。大约也就十几秒钟，我的不轨行为被发现了，随着一声：“×你妈的俩手往哪儿搁？！”一棍抡下，疼得我忙把手缩回，可那迅雷不及掩耳的第二棍狠狠抡在了前面的屁股上，我很内疚，真不是故意的，叫他挨了一棍，后来很想向他道歉，但始终没弄清那是谁的屁股。
当时的游街队伍已没有队形，混乱不堪。可就那十几秒钟救了我，使我一直坚持到游斗完。我们被赶回监舍，刚一进屋，砖头、石块儿立即从门、从窗户雨点般地飞进来，伴随着男男女女红卫兵的不堪入耳的愤怒的脏话。谁也不敢抬头，只听见被打的“哎哟”声，我站在双层床的一侧，一块砖头狠狠地打在床柱上，距离我的鼻子一寸，床柱上立即有了一个坑，若打在我头上，也就“格杀勿论”了。我们无一人反抗，哪怕是稍稍的反抗，没有。
第二天斗四类分子，我们全体被拉去陪斗。我们被放走时，我第一次领略了“吓得腿肚子朝前”的滋味儿。有了这一连串的惊吓和受辱，才有了我后面的自杀，咱们还是另起一段吧。
对于劳改犯来说，劳动只是手段，其惟一的目的是“认罪服罪”，我没认真统计过，五年中我写的“认罪服罪书”少说也有上百万字吧，我完好地保留至今。“平反”时发还给我，没舍得烧。“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嘛，这好像是列宁同志说的。对于劳改犯来说，管理人员最怕的是什么呢？翻案！你一翻案就是说你不是反革命，那管理组就错了，把你定成反革命的原单位也错了，那就是“党”错了，你想想“党”能错吗？所以“认罪服罪”是首要！其他如不好好劳动，继续散布反动言论，打兔子吃刺猬等等，那都是次要的，因此只要犯人的“翻案思想”稍稍有点风吹草动，蛛丝马迹，那就是塌天之祸，就要全体总动员，严批狠斗。不但叫你体无完肤，也是杀鸡给猴儿看。
“文革”之风刚刚吹来，监舍之中立即人心浮动，因为把我们定成反革命的直接下令者，是当时市委某负责人，他被揪出来了，他是反革命，那我们就不应该是，总不会敌人把敌人揪出来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于是翻案思想泛滥。结果一个个翻案者被揪了出来，那种惨不忍睹的批斗，令人胆寒。我不止一次地警告自己，千万别走这一步，那将是灭顶之灾。可事实上，有些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您读过雨果“同志”的《悲惨世界》吗？冉阿让明知再隐忍一下便可被释放，但他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狼，只要看见一点儿亮光就要越狱，就想逃出去，狼性。我也不例外，我看到了一线亮光。
其实，我当时翻案之心已死。当那一轮对翻案者的残酷批斗后，大概是为了消灭犯人的翻案幻想，管理人员宣布说，当时市委有些人把我们揪出来是一个反革命的大阴谋，是在大学生中选出一批反革命的精兵强将，放在了劳改农场监护起来，作为反革命的别动队，随时准备利用这批力量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这才知道不是敌人揪敌人，而是敌人在保护敌人。没想到我们还如此受领导人的重视，这么有用，能不受宠若惊？既然如此，你还翻他妈什么案？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啊。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每个犯人所在的原学校又都揪出无数的反革命，凡曾与我们有关联的人都难幸免，于是每天都有人来我们劳改队找犯人外调。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所在的电影学院造反派“井冈山”的革命领导前来找我外调了，令我瞠目的是，同行的三人竟是原来和我一起打成“反动集团”的成员，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只受了“警告”或“记过”处分，只有我是反动资本家而一人入狱。
我本以为他们也难逃此劫，早被揪斗了，哪知他们都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原来所定的“错误”，却变成了向黑党委斗争的英雄事迹！
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呢？咱们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他们说了，我不一样，我是残酷迫害工农子弟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是罪不容诛的反革命分子。班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动集团，只有我一人是反动的，当然也还有反动同伙，那就是我和两位班主任田风和汪岁寒，我们三人勾结在一起，残酷排挤、迫害工农子弟，施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在班上复辟了资本主义！必须交代如何陷害的工农子弟，把那些诬蔑工农子弟的不实之词全部翻案，重新交代我们三人反党罪行的巨大阴谋。而且给我规定了一二三四等具体罪行。
他们声色俱厉，我低头不语，没这个道理吧？太不合情理了嘛！要翻案大家一起翻，玩儿这种舍车保帅的把戏，太不仗义，太不光明正大了吧！他们又说你必须重新交代，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否则你也知道红卫兵不是好惹的。我当然知道不是好惹的，我早见识过了。
我很讨厌威胁，可我是个软蛋，当然不想惹红卫兵。我不知电影学院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肯定造反了，但对立面的红卫兵肯定揪住他们曾是反动集团成员不放，他们必须先正名，便不得不来找我把他们身上的一身烂屎先擦干净。好好儿说嘛！把你们的难处告诉我，我肯定帮忙，反正我已入狱了，不过是只“死老虎”，牺牲就牺牲吧！何必装成正人君子来威胁恫吓、拍桌子瞪眼？不都哥们儿嘛！他们走了，说过几天来拿材料。
想了好久，我不能不写。红卫兵的棍棒我是领教过的，于是我按照他们的口径，只写了我与田风、汪岁寒三人“反革命集团”迫害工农子弟的“罪行”，至于给他们个人翻案的材料我一字未写；田风不仅是我的恩师，也是他们的恩师，而且早在一九六五年已被学院迫害致死，其冤弥天。我写了这份材料，留至现在，每当看见，便觉愧对田师在天之灵，我不是人！
果然过了几天他们来取材料了。而且三人之中换了两人（我们当时全班二十三人中，有八个被打成“反动集团”成员），其中一人正是当年把我们打成“反动集团”的人。当年，我也没饶了他，揭发捏造了他很多罪行，其中一条儿最狠的是“打倒×××”，他也成了八分之一。
显然，他们看了材料以后十分不满，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写翻案材料？我说没想好怎么写。那位“八分之一”问：“我什么时候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学着哑嗓子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他再问：“我什么时候从桌后面探出脑袋喊过打倒×××？”我说你喊过！
对于他，我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谈不上客气。就这样僵持了大约一个小时，一直坐在旁边的管理组人员不知为何突然起身走了，剩下的五个人忽然有四人一起上了厕所，只剩了一个人，是当年“反动集团”的主要成员。他看看四下无人，突然对我说：“该翻的全要翻！彻底地翻！包括你自己在内！”说完又眼露凶光，满脸诚恳地向我飞快点了几下头。这一线“亮光”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惊天动地的信号！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全部忘诸脑后。正是毛主席说的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
他们又走了，说过几天来拿材料。我的思想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假如按那人所说，包括我在内的此案全翻，那我就不再是反革命，我就可以结束劳改生活，我就是革命群众了，而且还是受到迫害的革命造反派，这太诱惑了，我甚至想到我回到学院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可这案翻得成吗？我并不担心那些已定案的罪行，可以矢口否认，可以辩成是革命行为，人嘴两张皮，由着你随便说。我担心的是这帮人是否可靠？两次来人分明是逼我给他们翻案，没我什么事，我还翻什么案？而那人说包括我在内，很可能是诱饵，骗我给他们翻了，至于我翻成翻不成他们根本无所谓，那时我就会被弃之如敝屣，也可能连破鞋都不如地被扔掉。我再因翻案而挨批挨斗，关他们屁事？
也有另一种可能，他们故意做局，弄得声色俱厉，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我与那人单独对面之势，这才图穷而匕首见，告诉我“包括你在内”，此行目的就是要救我于水火之中。仔细想来又不对了，他们若真想给我翻案，完全可以把我揪回学院批斗，那时再翻案，我的人身便有了极大的保险系数，我可以不再回劳改队。当时红卫兵组织是有权从劳改队把犯人提走的，管理组也不敢拦。可他们没这样做，我的第一种分析是准确的：诱饵！我怒了，分明是耍我！那咱们就耍耍玩儿吧。
他们深知为我平反冤狱之难的巨大的风险：我若翻不成，给我翻案的人岂不也真成了反革命，所以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叫我给他们翻案，我的不能翻。这样既把他们全择了出来，又表明了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一箭而双雕。至于说的那句“也包括你在内”，完全可以不承认，有旁证吗？谁能证明？顶多是再给我增加一条“诬蔑革命群众”而已。
不给他们翻案，风险极大，红卫兵的棍棒不是吃素的。给他们翻案，风险同样大，那就意味着给自己翻案，岂有一个反动集团却不反动，就我一个人儿反动？那红卫兵的棍棒也是天天要开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