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而我要抵达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抵达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
不想哭，内心憋闷得难受，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不断来来回回地到处走，然后不断深深地、长长地叹气。仿佛我的胸口淤积着一个发酵出浓郁沼气的沼泽，淤积着一个被人拼命咀嚼，但终究没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团的整个世界。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突然察觉，或许我也是个来北京看病的人。
或许，我和厚朴生的是同一种病。
海是藏不住的
我六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海。虽然，我是海边的孩子，而且我的父亲，就曾是一名海员。
那次看到海，是到外祖母家的路上。沿着乡间的小路，跟在母亲的身后走，总感觉，怎么路边的甘蔗林那，总传来明晃晃的亮光。我趁着母亲不备往那跑，这才看到海。
追来的母亲气急败坏。她说，你父亲不让你知道海的，就怕你觉得好玩自己跑来了，担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其实父亲担心的不仅这个。回到家里，父亲郑重地和我说：“我小时候就是老觉得海边好玩、船上生活好玩，这才过上后来的生活。但海上太苦了，我希望你在镇上的中学读好书，不要再做和这相关的工作。”
东石，我生活的这个小镇，或许有太多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十几年来，镇区的发展，一直往反方向滋长，整个小镇都在集体逃离那片带给他们乐趣和磨难的海洋。然而这片试图被父母藏住的海，却因父母的禁止而越发吸引我。
再次去拜访外祖母的路上，我突然放开步子往甘蔗林那冲，母亲气恼地追我，把我追急了，竟扑通往那一跳，海水迅速把我淹没了，那咸咸的海水包裹着我，把我往怀里搂。我看到，这海水之上那碎银一样的阳光，铺满我的瞳孔，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
海是藏不住的。父母因为自己曾经的伤痛和自以为的对我的爱护，硬是要掩饰。我因而听到海浪声，以为是风声，闻到海腥味，以为是远处化工厂的味道。然而，那庞大的东西还一直在涨落着，而且永远以光亮、声响在召唤。我总会发现的，而且反而因为曾经的掩饰，更加在意，更加狂热。
那次被水淹后，父亲却突然带我去航行。那真是可怕的记忆，我在船上吐得想哭都没力气哭出声，求着父亲让我赶紧靠岸。从那之后，我不会疯狂地往海边跑，然而也没惧怕海，我知道自己和它最好的相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坐在海边，享受着海风亲昵的抚摸，享受着包裹住我的庞大的湛蓝——那种你似乎一个人但又不孤独的安宁。再长大一点，我还喜欢骑着摩托车，沿着海岸线一直兜风。
海藏不住，也圈不住。对待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以前以为节制或者自我用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掩藏住，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躁动起伏。
我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更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部分，才能更喜欢这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把这一路看到的风景，最终能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
我一定要找到和每片海相处的距离，找到欣赏它们的最好方式。
愿每个城市都不被阉割
应该是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阿爸一度打定主意要把老家小镇上两百多平方米的老石头房子卖掉，到厦门买套六十多平方米的。当时促使他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台湾电视剧看多了，看到电视剧里描述的那种都市生活，无论怎么对比，总觉得那种生活比现在的样式好。阿爸做这个决定是在雨水多的春季，潮湿且易烦乱，影响着一整家子对所处的生活异常不满。
终于阿爸决定要带着我去探路了。他说顺便让你见识一下大城市的生活。当时老家这个海边的小镇还看不到太多的车，从我老家到厦门每天就早上六点半一班，所以小镇的人很多会晕车，包括我。我晕车是受不了那种刺鼻的汽油味。所以从一上车，往厦门的路上，难受就压过兴奋。好不容易到了厦门，下了车我一口吐了出来，我看到的是一排排车屁股对我冒着烟。阿爸以前是海员，见怪不怪，说会习惯的。
当时小孩子的鼻子敏感，觉得这座城市怎么到处都是油味，我试图激起自己的兴趣，比如挤公交车，比如看两旁整齐的绿化带，比如高楼——但显然一切都是在预料中。我知道阿爸也似乎在激发我的兴趣，一路指着，你看这栋楼有几层你数数，我说不数了，电视上还有更高的，他说你看这道路都铺砖，我说这个电视上也有，他说你看好多车，我说我也看过了，你看有红绿灯，我说书本上读太多了。最终我实在提不起兴趣了，城市里似乎太多已知，我老家的一个小水池都有好多未知。
我们去拜访的是表哥家，虽然是表哥但年纪和我爸爸相仿，他有个儿子比我小六岁左右。看我无精打采，便让这个小侄子带我出去走。本来想能有什么好玩的，其实就是四处走，叫我数楼有几层，看地面上的瓷砖。然后还有学规矩，一路上都在叫唤，不准随地扔东西、要排队上公交车、要走斑马线。当时小孩子的我一直在心里庆幸还好自己不是这里的人，而且看着大片大片望不到尽头的水泥地，我觉得好悲哀——没有各种奇特的植物没有长有小蝌蚪和五彩鱼的水池没有可以挖地道的地方。
现在我是在空气更不好的北京写这个东西，当然鼻子已经麻木，闻不出好空气的味道了。不过我觉得曾经的乡土让自己变得相对浑厚些——因为浑浊所以厚实。事实上我很庆幸阿爸后来没有让我家搬到厦门，虽然它已经是中国最美的城市之一了。记得我和《新周刊》前创意总监令狐磊有次聊天，聊到他是来自湛江一个小镇，我是来自泉州一个小镇，他就接着往下列举了，才发觉中国新闻圈、文学圈很多现在的青壮派都是小镇出身。令狐说他们总结过了，这叫小镇包围城市。他说曾经有过调查，现在大城市各个领域的主力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小镇，他问我怎么理解，我说因为小镇出来的浑厚。
我所说的浑厚有个最简单的解释，从一个小镇的生活再到一个县城一个地级市一个大城市，顺着这根链条下来，每一个层次的生活都不一样，你经过对比，对以往的更能理解而且吸收，对现在的也更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比起一生下来就在城市的孩子们，我们有太多他们觉得奇特和不可思议的故事了。
我并不是说厦门不好，相反在我走过的中国这么多城市里，我最喜欢的是厦门和昆明了，只是我觉得城市不好。特别是中国的城市不好。厦门和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建设都有个基础——人家国外的城市是怎么样的，以及人们该怎么被组织的，然后再依据这样的标准建设。中国近代的城市不是长出来的，不是培植出来的，不是催生出来的，而是一种安排。因为初期必然要混乱，所以中国的城市也表现出强大的秩序意识，人要干吗，路要怎么样。生长在这样环境里的人，除了维护秩序或者反抗秩序，似乎也难接受第二层次的思维了。
我一直觉得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浑浊。一潭池子里的水和放在观景台上的水，永远是池子丰富也美丽。就一个池子，它里面的各种生物以及各种生活在这世界的故事都可以让一个孩子开心一个下午，而城市里的孩子只能盯着被安排好的景色开心这么一瞬间。
现在国外的建筑师常用一个词来讽刺中国，“千城一面”，无论哪个城市，都只能从国外的标准去解释当时为什么这么建，而不能说出这个建筑这条街道和人群的生活是如何自然地演变融合，骨肉相连的。中国的许多城市就这么仓促地被一个标准给阉割了。
类似于我更喜欢北京而不喜欢上海，我也更喜欢泉州而相对不喜欢厦门。在我看来，北京不是城市，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我现在住的地方是王府井旁边的小胡同，从大路走过来还是流光溢彩，突然一拐就是吊嗓子的老大爷，开做茶馆的四合院，蹲着吃东西的大妈，在路边摆棋的老人。我会觉得这样的地方有惊喜，因为你不知道你拐的下一个弯会有什么——因为层次太多，东西太杂。而在上海，第一眼非常喜欢，它已经是城市化的代表，但你在一个角落住一个星期，你就知道这个城市其他所有地方的样子了——都是类似的。
泉州和厦门刚好也构成这样的相对吧。我常这么比喻，厦门是泉州的整容版。在泉州你会看到乱闯的行人和车、粗糙的老建筑，甚至低陋的生活习俗。我是会喜欢环岛路上的精致风景，但绝不是被打动或者感动。感动我的，会是走在泉州石头巷子突然听到随便哪户人家里飘出的悲戚的南音，会是十五佛生日的时候，整个城市家家户户在门口摆上供品烧上香齐声祈祷平安。
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有点冷，晚上九点过后，到处就是安静的路了。把老妈安顿在五道口的旅店，打车穿过了大半个北京去南城李大人家，车一路过是呼呼的风声。
这样叙述，感觉有点萧索，不过，确实是我当时的感受。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有那样的感觉，也说不清为什么很想在离开前去看看李大人和他的孩子七七。
很奇妙的因缘，李大人的父亲是在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后来让他骄傲的儿子，而李大人也是在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才有了七七。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李大人抱着七七，可爱的小身躯靠在李大人的肩上，李大人则不断亲吻这个小生灵，那种父爱和温情让我内心里温温地感动。
去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李大人告诉我，他相信父亲的血就流淌在自己身上。我也相信。
奇妙的因缘。人与人关系的建立，显得那么充满偶然又似乎必然——我们的朋友参与我们的生活，改变了甚至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没有认识李大人，我的人生逻辑肯定很不一样。
李大人是个直接而且狂热的人，他对新闻以及对人有一种很苛刻的坚持。他常常很直接地突破你说话的逻辑，不让你有试图掩饰的机会，指明你所逃避或者不敢面对、不明白的。
每次和他聊天，我时常都有种受伤感——有试图掩饰的挫败，也有的是，其实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就被李大人这般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且批评了——我知道李大人内心的善良和本意，然而我总是难以遏制挫败感。
那个晚上也是。在这里重新叙述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那个夜晚，是因为，觉得这是个对我一辈子影响深远的夜晚。
那一晚的李大人依旧先问我：“怎么样？最近过得怎么样？讲一讲吧。”
然后我开始讲，讲父亲去世过后我在老家的这半年，讲我为什么坚持要从北京辞职回去陪老妈，讲我在老家那个小镇，骑着摩托车没有目的，也没有刻意地四处乱逛，讲我的无所事事，讲我提不起工作的兴趣，以及讲我对这种状态的恐惧。
李大人习惯在说话前笑一笑，然后开始说——那都是借口，你父亲的死其实不是造成你现在状态的根本原因，你只是用这个事情来掩饰或者逃避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
我当时很真诚地相信，从八年前父亲的中风起，我就开始了围绕于父亲的病、这个家庭负担的人生和工作规划，我觉得，我前段时间的状态很容易理解——失去了此前八年来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我的迷惘理所当然。在这个逻辑下，我会着急能否成名，着急能否赶快写本畅销书都有理由——因为我要扛这个偏瘫的家庭。
当李大人这么说时，我很不能接受，我非常生气，不过他接下去的一句话让我懂了他的意思：“你根本还不知道怎么生活，也始终没勇气回答这个问题。”
他没有说下去，我或许明白了，他想说的是，在不知道怎么生活的情况下，我会采用的是一种现成的、狭隘的、充满功利而且市侩的逻辑——怎么能尽快挣钱以及怎么能尽量成名，用好听的词汇就是所谓“梦想”和“责任”。
此刻我再重新叙述的时候，已经理解李大人的用心。我很珍惜他的话。
我，或许许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最容易掩饰或者最常用的借口——理想或者责任。
回福建的这几天，我自己在想，八年前的我，年纪刚好到了要思考、确定自己如何生活，确立一生的生存目标的时候，却因为家庭意外的病痛，就借此逃避回答了。
我疯狂工作，不让自己有空余时间，除了真实的生存压力，还在于，我根本不敢让自己有空余的时间，因为时间一空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