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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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发觉，他们只知道用老的规则来衡量自己；才发觉，其实他们彻头彻尾地活在旧体系里了。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所有人都误解了，厚朴不是能带着大家找到新世界的人，他其实还是活在旧世界的人。不过这一点，或许厚朴也不自知。
在我看来，厚朴和王子怡的恋情非常容易理解：厚朴以为通过拥有王子怡可以证明自己又突破了什么，而王子怡以为通过厚朴完成了对自我所拥有的一切的反叛。其实王子怡才是比厚朴更彻底的反叛者，或者说，来神游阁的其他人，其实都比厚朴更知道自由的世界是什么。
无论如何，这段恋情确实揭发了厚朴。自从王子怡搬到神游阁后，来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以为自己不愿意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来自旧世界”的王子怡，以为王子怡身上老土的腐朽感污染了自由世界，但或许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只不过是察觉到了厚朴身上的另一个部分。
当时的我也意识到一个名叫张静宜的女孩在向我示好。她来自和王子怡同样的“世界”：她的父亲是市文化局局长。她收集着我发表在报纸副刊版的诗歌和小说。
我搬到出租房的第三天，她就不请自来了。没说什么话，但是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到处认真地搜索。停留没一会儿，就走了，下午再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床棉被、一副蚊帐、一个枕头、一个熏香炉和一支笔。我愣在那，来不及拒绝，她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布置好了，好像它们天然就应该在那。
然后她坐下来聊天，说，她父亲一直让她寻找有才华的男孩子。她说，父亲交代，不要看一个人的出身，要看一个人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家族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也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能力。”
我一下子明白她是什么样的女孩，虽然我一直看似功利地在努力测算和安排自己的未来，但骨子里头是那么厌恶这样的计算。从得失的角度，我应该把握这个女孩。而且她确实是个好女孩，没有娇养的气息，没有功利感，她在试图成为一个传统的、考虑到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女人。但我听了她的这些话后，竟然觉得异常的不舒服，我慌乱地、笨拙地催她离开。
等静宜离开后，我突然想打电话约厚朴出来喝酒。我们刚好成了有趣的对比，而我们各自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他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我以为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矩里为生活方式，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
但我最终没打这个电话，我没搞清楚，是否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看得那么清楚。我也没把握，看得清楚究竟是把生活过得开心，还是让自己活得闷闷不乐。
我没预想到，厚朴在学校里，形象崩塌的速度会这么快。大三一开学，厚朴似乎就变得无人问津。许多当时聚集在神游阁的人，偶尔还会私下讨论，怎么当时会崇拜这个其实没有任何实在东西的人。他们甚至会回溯：“你看，当时他是因为组乐团开演唱会而让许多人欣赏的，但其实他乐队的歌我们并没有任何印象，最蹊跷的是，他明明不会唱歌，怎么当时就糊里糊涂地欣赏他了。”
王子怡似乎比厚朴更不甘接受这样的结果。她逼着厚朴和乐队更加疯狂地练习，还从父亲那儿要到了资助，为乐队添了一些更专业的乐器。然后，在大三期中考前，“世界”乐队又要开唱了。
这次的演唱会显然专业很多，地点是在学校大礼堂——王子怡出面找学校申请的，宣传就如同大明星的演唱会一样，多层次全方位——学校电视台、广播站不断播放着演唱会的消息，铜版纸印刷的海报张贴在所有看得到的宣传板上，并由学生会的干部在各个超市和食堂的门口摊派。
海报里厚朴站在中间，其他队员分列两侧，“世界”乐队的字放得大大的，演唱会的主题是：“关于理想，关于青春”。海报上厚朴还是笑出两颗小虎牙，但可能是有化妆，脸上看不见那种透亮。
演唱会的那天，我因为在报社加班，最终缺席了。听同学说，状况奇差：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就坐了两三百人，这其中还有被要求到场来支持的学生会干部。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看到宣传栏上贴着的海报被人打了个大大的×，上面还留着一句话：“官养的乐队有劲吗？”
王子怡没理解到的是，学校里的这种乐队，贩卖的从来不是音乐，是所谓“自由的感觉”。或许厚朴也没理解到。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时对厚朴的承诺。演唱会后的第二天，我兼职的这份报纸刊登了厚朴和“世界”乐队半版的报道。但采访不是由我来做的，我求着报社的一位老记者操刀，因为我知道我会忍不住问一些让厚朴不舒服的问题。
报纸里，记者问：你为什么把这个乐队取名为世界？厚朴回答：因为世界比任何想象都要宽广和复杂，世界是没有限制和规矩的。
报纸出来，作为登上报纸的人厚朴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涨。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场大胜仗一样，炫耀般和厚朴在各种公开场合缠缠绵绵。
这当中我零零散散地听说，其实厚朴和王子怡并没有那么顺利。王子怡的父亲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过激行为视为厚朴的“带坏”，并到学校投诉。而这所保守的师范大学，一来不愿意提倡这种“激烈的恋爱行为”，二来或许不愿意得罪“领导”，对厚朴提出了一些处罚，比如停止助学金补助，不让厚朴入党等等。
与此同时，王子怡对厚朴也开始百般挑剔起来。我常听到王子怡用这样的一个句式对厚朴说话：“你本来不应该是——”。比如，你本来不应该是完全不在乎学校领导的吗，在这难受什么？你本来不应该是很大气潇洒的吗，少了助学金会死啊？
当时的我也完全顾不上这些了。按照我的规划，大四开始我就要去实习了，大四虽然有整整一年，但据我所知，一般而言，在一个地方必须实习至少三四个月，才会有单位下决心留你，而一年就只有三次“四个月”，也就是说我只有三次机会。何况，为了支撑这一年的实习，我必须攒够经费。
为了让大四能有宽裕的时间，我甚至提前到大三下学期就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剩下的时间，偶尔和静宜止乎礼地吃吃饭，散散步。
大三下学期，德国某钢琴大师来这个小城市开演奏会，这一下子成了城中名流的盛事。我被静宜正式邀请了，她还问我什么时候有空逛街。我问她，逛街干什么？她红着脸说：“想拉你去买衣服。我们家族主要的长辈都会出席的。”
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和静宜的关系到底要如何发展，我确实在很理性地考虑。让我经常愧疚的是，我不是把她单独作为一个原因来考虑，而是把她纳入我整个人生的计划来考量，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要选择这样的人生。
最终我很顺从地和她去逛街了，让她帮我挑了她觉得适合的衣服。但买衣服的钱我坚持自己付。当时我认真地想，这是我必须坚守的底线。
我至今依然记得，看演出的那个晚上，静宜真的很美，或者说很美好。穿着白色的小礼服，黑色素雅的高跟鞋，头上俏皮地别着一朵小花，落落大方地在剧院门口迎接我。她得体地和我保持着又近又不过分亲昵的距离，把我一一介绍给她家族里的长辈：省建设厅副厅长、省艺术学校校长、北京某部委领导……这些长辈也确实非常好，对我轻声细语地关怀，恰如其分地鼓励。这显然是个已经养出气质的家族。
演出结束后，静宜陪我走出剧院，她抿着嘴微微笑着说：“家里人都很喜欢你。我叔叔说，你大四就到省建设厅实习吧，其他他们会安排。”说完自己脸红了。
我还是料想不到自己也会这么不自在，仓促地回复：“这个还不着急，再考虑吧。”匆匆地告别。
从剧院回学校，需要到十字路口的车站去搭公交。我一路心事重重、晃悠悠地走，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穿着正式的礼服、皮鞋，边走边像个小男孩般粗鲁地抹着眼泪。是厚朴。
我快步走上前：“厚朴怎么了？”
厚朴转身看到我，竟然小孩子一般哇一声哭了。原来厚朴也被拉来看演出见长辈，此前，王子怡还特意交代，父亲对他印象不好教他如何表现，但是当厚朴一身笔挺出现在剧院门口的时候，王子怡却突然傻傻地看了他很久，又看了看周围一样笔挺的人，大声地问：“为什么你穿这种衣服，显得这么可笑？我为什么会喜欢你这种人？还为你这么搞笑的人和父亲闹得这么不愉快？”王子怡让厚朴离开剧院。厚朴知道，这是分手。
那个晚上，我没安慰厚朴。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王子怡已经完全知道，在厚朴身上她完成不了反叛，厚朴不是那个真正自由的人，而王子怡真正想得到的恋人其实是叛逆。
静宜的安排，在假期的时候，我当作家庭的大事和父母说了。他们当然乐于赞成，特别在看过静宜的照片后。
我却还在犹豫。
再过几天就要大四了，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翻来覆去地想，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这一选择就真是一辈子了：我到底会让自己过什么样的人生。
开学前两天，我去银行把所有钱汇总到一张卡，看了下总额：刨去要交的大四学费，还剩下一万二。
一万二够我赌一把的。我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开学前一天，我突然打包行李，提前到校了。为的是要约静宜。事实上我还没有决定，我想犹豫到和她见面时，再下这个决心。
静宜是个聪明的女孩，显然也明白我约她的原因。她乖巧地做了很多安排：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对我说，不如你骑车带我到海滨公园走走。到了海滨公园的那座风景很好的桥上，她拿出我写的几首诗，开始念。
天气很好，景色很好，风很好。她确保一切都很好，才转过头问我，你要对我说什么？
我看着她，内心却涌起一种负罪感和恶心，我知道，那是我对自己的厌恶。我厌恶那个精明计算的我，我厌恶那个做了精明计算又不愿执行的我。我知道那刻我要开口说的，是伤害这个无辜女孩的话。
但我最终说了。
她真的是个聪明的女孩。她坚持要微笑，然后自己骑着车默默走了。从那之后再没联系。而我在开学两周打点完学校的事情后，便买了火车票准备去北京。
后来才意识到，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倦乏的、对一切提不起兴趣、似乎感冒一样的状态，是爱情小说里写的所谓心碎。我原本以为，这种矫情的情节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临出发的前一天，我收拾了出租房里的东西，拿到那间原本属于我和厚朴的宿舍寄存。我想和厚朴道别，也想看看，此前的境遇在厚朴身上会催生出什么样的东西。
见到我，厚朴还是笑开他那两颗小虎牙。我的床被他擅自拆了，一整套乐器就摆放在那。他看我进门，兴奋地先是要表演打鼓给我看，然后又想弹吉他唱首自己新写的歌。
然而，弹了没几下，他放弃了。坐在架子鼓的椅子上，顽固地打着精神，但消沉的感觉悄悄蔓延开。
他告诉我，原来的乐队散了，谁被父母拉去实习了；谁准备考研了；谁认真地开始筹备毕业论文，希望冲击优秀毕业生，争取选调到政府部门……他们的“世界乐队”，现在看来，更像是以青春的名义集体撒的一个娇。在看到现实的未来后，各自投奔到新的轨迹里去了，还赋予这样的行动另外一个名字：追求。
只有厚朴，像是派对后留下来收拾的那个人。
“你有什么打算吗？”我问。
他确确实实愣了一下，又急忙装作不假思索的样子，大声喊：“招新的乐队成员，继续玩啊，你别忘了，我是厚朴啊！”
只是这样的宣誓，没有从心里透出来的力气，让人听了，反而感觉到无法言说的虚弱。
我在内心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没有说出类似“务实点，想想未来要走的路”这一类的话。所以我最终无话可说，仓促地结束了那一次告别。
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彻底的地方吧。
到北京后，我确实感觉自己的判断似乎是对的。北京的确是个彻底的地方。挑战是直接的，梦想是直接的，在这个地方，要做的事情动辄都是“国家级别”，这里的人，谈论的经常是如何改变世界，而这些事情不是谈论完就随风散了，确实有的事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在发生。
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和荷尔蒙相互催化，给人带来“世界确实无限展开”的那种眩晕感。这样的地方，确实需要大量想战天斗地的人。
从一家杂志社的试用机会开始，我得到了进入这个城市的机会，或者也可以说，得到被这个城市一口吞没的机会。
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长得像蚂蚁：巨大的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