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得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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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一成不变也瞬息万变，我看到这双小小的眼睛里，那个充满希望的你，就仿佛看到一个青年的你，拐进美国街头的赛百味店铺，用娴熟的英语匆匆买下三明治，然后回到人流里继续前进。
怎么会突然想起那个村庄和少年呢？已经过去两三年了。此刻我正开车行驶在去往芝加哥的路上，夜色深沉。不过，我好像开错路了。
这次我是来芝加哥做暑期实习。机场到酒店路途遥远，我开着华人中文电台，以防精神不济。
节目主题似乎是“你所收过的特别的礼物”。主持人与嘉宾们在一通接一通的电话里调笑不止。我听见有男声说赛百味代金卡，心头一动。
“我曾参加‘美丽中国’去山区支教的一个活动，离开时有个学生送了我一张美国地区的赛百味代金卡。我不知道这张卡是通过什么神奇际遇辗转到了那里，但那个小学生显然很珍惜这张卡，他用布把它层层包裹了起来，轻拿轻放，后来说什么也要送给我，我很感动。”
男生的声音很好听，只是大约不善言辞，故事被他讲得干巴巴的，调频冷场了两三秒，大概连主持人也不知用什么语气接话才好。
而我已经刹了车，翻找起电台号码，我有相似的故事要讲。
高速上夜色深沉，来往的车辆也很少。我坐在车里，许多往事自记忆深处倾涌而出。等我找到号码，调频里早已开始了另一则故事。芝加哥的夜冷而干燥，车内却暖洋洋的。我静坐在车里，心想，就让这张代金卡继续它自己的旅行吧，我原本就是一个传递者，而非拥有者。
我放回手机，轻踩油门，转动方向盘，重新上了路。
孤独患者
文 / 陶立夏 作家 翻译家 摄影师 @陶立夏
那间会议室简直就像是宇宙黑洞，投影仪的光线之外漆黑一片，让人在咽口水的间隙忍不住猜想窗帘的厚度。而我们整个团队准备了月余的营销策划提案，只换来甲方负责人一个高深莫测的表情。末页那句硕大的Thank you渐渐隐没，像是在自嘲我们的不知深浅。
呕心沥血换灰飞烟灭。
走出会议室，美丽的前台小姐以娴熟的手势按键打开感应门，头都懒得抬。也是，你不能要求流水线上的工人拥有充沛的感情。
我盯着手里的名片——此行的唯一收获，目光灼灼恨不能烧出洞来。
Rui Fu，企划总监。
“还记得我吗？”身后有个人问。正是会议桌尽头那块攻不破的万年玄铁：Rui Fu。
我扭头看他，眼睛的角度尽量不斜。
记得？就算被宇宙射线辐射百万次我都认得。五分钟前正是他抬一抬手就否了我的提案。想到那些加班加点无论魏晋的日子，牙齿咯咯响。
“付总。”我尽可能快地切换一个专业笑容，不着痕迹地把他的名片放进口袋。
“没吃早饭吧？脸色不大好。”他说，“来，我请你喝咖啡。”
电梯叮一声停了，他大踏步走进去，伸手挡着电梯门，分明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你的提案，已经比前三个出色很多。”他说。
前三个？我看下手表，早上9点05分。他们是什么作息时间啊？好吧，devils never rest（魔鬼从不休息）。
“谢谢付总的意见，对我们颇有指导意义。”我虚应着，心里默默拼写：d…e…v…i…l。
在大堂咖啡座，我握着第一次由甲方买单的咖啡，不死心想做最后一搏：“付总，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向你brief（简述）改进过的提案？”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他叹息。
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感性的甲方，疑惑、忐忑、好笑各种情绪交织，最后我只得用几乎震惊的神情看他。
“班长。”他虚弱地说。
“你，你是？！”
他是付汝文，妇孺，有辱斯文。这大概是他的名片上只有英文名的真正原因吧。
“那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次投标底价多少？”我一下挺直了腰杆，恨不能摩拳擦掌。
“晚饭时候告诉你。”
结果是，我在吃过大概十五次烛光晚餐与二十次大排档之后，依旧没有知道底价。
为表示自己也有尊严，这个周末我拒绝了付汝文的邀请，去妈妈家吃晚饭。
晚饭后她搓着衣角，趁朱叔叔去泡茶的间隙踌躇半晌对我说：“今年的大年夜，你还是去看下你爸。”她踌躇得让我误以为他们离异多年还余情未了。我一边点头应承，一边从包里掏一叠簇新的现钞放到她手里：“我的年终奖，给你派红包用。”老实说，要能拿下付汝文的单子，这叠现钞会厚得多。
她略做推辞，收下了。又问：“那红包你买了吗？不会忘了吧？”
“你自己去便利店买吧。”我揉一揉太阳穴，“最近忙，忘记了。”
她点点头，算是原谅我的这点疏忽。
过年她都希望我能去爸爸那边，当然不是怕我爸孤单，主要是不希望我和朱叔叔家的孩子打照面。她改嫁朱叔叔时，他的一双儿女并不比我年长多少，但如今都已成家，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我呢？孤家寡人，连个正式男友都没有，真正的输人输阵。
她愁容满面地送我出门，好像还有心事没有机会说。我没告诉她爸爸并不想见我，他甚至没接我电话。这是我爸的好处，直截了当，不在没可能的事情上多费唇舌。他们的婚姻或许已是他能做的最漫长的一场妥协。
记得小学五年级那年，我照例在开学前上门去问我爸要学费。应门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只新书包，那种明亮的粉绿色，仿佛清晨还沾着露水的苹果叶子。只是，到我走都没摸着那书包。这些年他并没有再婚，立意游戏人生，所以事到如今我都不知道他那只书包究竟是为谁准备的。
那次回家我破例跟妈妈要求买只新书包。她倒也不意外，只是心平气和地问：“你说，我哪里来的闲钱？”与我打商量的语气。
所以我很早就懂得，不是每个人都有任性的权利。
大年夜一个人过。我在空荡到要哭出来的超市里采购速冻食品，外面偶尔有烟花的声响，像远处的闷雷，但传到耳中余威犹在，震得人头皮发麻、心肝俱颤。值班的中年店员阿姨用近乎同情的慈爱目光看着我。
手机响。付汝文。
“你在哪里？”
“啊，付总，新年好。”
“新年好。你在哪里？”
“度假呢，亚马逊丛林。”我将一袋打折的速冻三鲜饺子放进购物车。
“你在丛林里煮饺子？我以为他们更爱生肉。”没等我解释，电话那头的他已收了线。
他从生鲜蔬菜区走出来，黑色高领毛衣，洗得很旧的牛仔裤，手里拿着一袋盐和一把葱。还，蛮好看的。我在心底客观地评价道。
“走，去我家吃晚饭。”
简单的家常便饭，连只烤鸡都没看到，更别说蜗牛了。所以桌上那瓶红酒与一对水晶高脚杯略显浮夸。我大概露出了失望的神色，并且没有来得及掩饰。
“你希望看到什么，酒池肉林？”付汝文没好气地问。
“据说年过三十还单着的男人，都有隐衷。”攻击是最好的防守。
“也有女同事向我示好，表示欣赏，我觉得她眼光有问题。你看，你的品位就好，总是很嫌弃我的样子。”
我的防线溃不成军。
整个春节他都变着法子做好菜，每逢佳节人寂寞，我一时不察，从吃晚饭演变为留宿，却一点甲方的秘闻都没探到。我的节操一定是被满天的烟花炸成了灰。春节过后，很快又从在他住处过周末恶化成长住，因为他愿意顺道送我上班。清晨站在冷风里为两块钱坐公交还是四块钱搭地铁这种事计较，并不能显得你有多聪明。时常需要出差，租的小公寓使用率还比不上酒店，所以干脆退掉，这样一来，每月的薪水居然有了盈余。付汝文说：“两个人住更符合经济学原理，绿色环保。”
上海的冬天是可与南极媲美的。下班后我直接躲进被窝里看美剧，直到付汝文加完班回来。他一边开暖气和油汀一边问：“这么冷，怎么不开空调？你以为灯光可以取暖吗？”
这大概是他说过的最浪漫的话。泪水突然就下来了。
“为什么哭？”他大概习惯了我都市白骨精的风骨，被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吓到，愣一会才过来用指尖轻轻抚摸我的眼角。我在他怀里找个最舒适的角度蜷起身体。
“小时候，我在火车站迷路了。”
“然后呢？”
“那年我十岁。”
“然后呢？”
“那年我爸爸和妈妈离了婚。”
他紧紧抱一抱我，依旧问：“然后呢？”他真是个谈价钱的高手，声线这样温柔，却比最严厉的刑讯逼供都有用。我发现自己的意志都随眼泪流进了下水道，那些千辛万苦才得以在脂肪下藏妥的心事，差点就全部倒出来放到他手里。
“日子很苦，我妈不是个坚强的人。”
“然后呢？”
“其实是她把我扔在火车站，但半路又后悔了，回来把我领了回去。”
“傻瓜，是你走丢了。”他又紧紧抱一抱我。
“不，是她不想要我了。”
“你是猪吗？谁会舍得不要你？”
但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冬天，妈妈第一次去同事介绍的相亲对象家吃饭，带了我去。上海的冬天真冷，那个叔叔看我冻得跺脚，开了油汀。我从没见过那么暖那么亮的光，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不快乐都能融化在里面。那个下午我守着油汀，舍不得离开半步。
但是他们没有成。介绍人来传信的那天，妈妈在卧室哭了。“那天你怎么让他开了油汀？那东西多费电你知道吗？”
吃过晚饭，她突然说：“我们出去走走。”
大概是因为内疚，我什么都没有问，冒着冷风跟她一路走到火车站广场。
“你在这儿等我，知道吗？”
我在广场那个寒冷的角落里等了两个小时四十三分种。我确切记得那分分秒秒，因为每隔五分钟我就去看一眼广场那座高悬的大钟，“上海站”三个大字是血一般的艳红。当妈妈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人群中时，我把眼泪忍了回去，只怕她又因心烦改了主意。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后悔，这些年都没想明白。但或许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做什么都缺少决断。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考了第二名，放学后在教室里哭？”付汝文问。
没齿难忘。那时候妈妈嫁给了朱叔叔，中间几年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想起自己以后要从一个陌生男人手里讨生活费，哪有脸面拿第二名。
“那次考第一名的人是我。”付汝文自顾自说下去，“看你哭那么伤心，我暗自发誓一定要补偿你。”
“那你还否决了我的提案！”
“这种小案子无关痛痒。最主要是，公司规定不可以与有业务往来的乙方有不正当关系。”
“这么说，我们是不正当关系？”
“嗯，不正当男女关系，确切来说。”我破涕为笑。
“你喜欢我什么？”付汝文问。
总不能深情款款地回答“我喜欢你傻”，所以我心虚地笑。
“答不上来才是真爱。因为爱情是模糊混沌的，是不可以被分割的各种感觉的融合。”他说。
我伸手揉他头发。为什么我的所有问题，他都有好答案？
他是通话结束时等别人先挂电话的人。用微信之后，他也总是负责结束对话的那个人。
我不适应凡事需与人报备，且对方在我看来不过是个偶遇的陌生人。他却自动抹去我们分别后那十几年距离，安适地过起日子来，心安理得地问：“亲爱的，卫生纸用完了吗？”以前只有我妈妈曾用这样商量的语气和我说话，她问：“我哪来的闲钱，你说？”
他时常比我晚下班，如果遇上我做提案，会抽出休息时间来给些专业意见。“为什么你PPT最后一页的Thank you总是设置成渐隐？”
“大幕终于落下的散场感啊。”我得意地回答。他回以一个拿我没办法的无奈表情。
开春的时候，朱叔叔突发心肌梗塞，抢救了几天，在重症监护病房打了个回转又康复出院。出院的那天我下班去看望。妈妈来应门，她在防盗门后狐疑地问：“你是谁？”随即又突然醒悟过来似的说：“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晚？”
朱叔叔恢复得不错，他神色里的担忧不是为他自己：“你妈最近总是丢三落四，昨天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遛弯的邻居送她回来的。”
临走，我忍不住和她商量：“妈，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我没病。”
“我知道，但检查一下保险。你看朱叔叔……”
“比他早走，也蛮好，是福气。”她这话却不是赌气，我知道她是当真这么想。
只差那么一点点，就要失去多年依凭，这声警钟提醒了她来日注定的结局。或许是在医院里耗尽了仅有的坚强，或许是知道结局无法避免却又无力面对，她决定推倒记忆的围墙，让意志崩塌。而她自顾自沿着断壁残垣走向过去，那已经发生过再不会重复的安全的黑暗里去。
确实，也蛮好。
回到付汝文的公寓，他烧了一桌菜，目光灼灼地说：“跟你商量件事。”
我突然一阵心慌，真怕他取出蓝色丝绒盒子来。
“我拿到去纽约总部进修的机会，两年。跟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