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达洛卫夫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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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曾经，”他开始说，“犯了罪……”
“他什么过错也没有，”雷西娅向医生保证。威廉爵士道，如果史密斯先生不介意的话，他想和史密斯太太在隔壁房间谈一谈。你的丈夫病情很严重，威廉爵士告诉雷西娅。他是否扬言要自杀？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她答道。不过，他不是当真的，雷西娅说。当然不是。问题只是他需要休息，威廉爵士道：休息，休息，再休息，长期的卧床休息。乡下有一所令人惬意的疗养院，她的丈夫会在那儿得到充分照料。要叫他离开她吗？她问。威廉爵士道：没有别的办法，他必须离开她；当我们患病时，最亲近的人对我们并无好处。不过，他没有发疯吧，不是吗？她问。威廉爵士从来不提“疯狂”这个词，他称之为丧失平衡感。她又说，她的丈夫不喜欢医生，他会拒绝到疗养院去的。威廉爵士简短而耐心地跟她解释病情。他曾扬言要自杀。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可供选择。这是个法律问题。他将在乡间一所美妙的屋子里卧床休息。那里的护士很出色呐。威廉爵士每星期会去探望他一次。假如沃伦·史密斯太太真的感到没有其他问题需要问他了——他从不催促病人——那么，他们就回到她丈夫那儿去。她说，没有什么要问了——没有什么需要询问威廉爵士的了。
于是，他们回到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跟前，这个人类中最崇高的人，他是面对法官的罪人，绑在高处示众的牺牲者，亡命之徒，溺死的水手，写下不朽颂歌的诗人，撇开生命走向死亡的上帝。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在日光照耀下，谛视着布雷德肖夫人身穿宫廷服装的照片，含糊地咕哝着关于美的字眼。
“我们已经简短地交换了意见，”威廉爵士道。
“他说你病得很重，很严重，”雷西娅说。
“我们认为你应该到疗养院去，”威廉爵士告诉他。
“霍姆斯办的疗养院吗？”赛普蒂默斯嗤之以鼻。
这家伙给我的印象极坏，威廉爵士自忖；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生意人，他对教养和衣着怀有本能的敬意，衣衫不整使他恼怒；而且，更隐秘的原因是，威廉爵士内心深处嫉恨有教养的人，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时间读书，而那些人来到他的诊所，暗示医生并非受过教育的人，尽管这个职业需要才智高超的人时刻绞尽脑汁。
“不错，是我办的一个疗养院，沃伦·史密斯先生，”他说，“在那里，我们将教会你休息。”
最后还有一桩事。
他深信沃伦·史密斯先生复原以后，世上没有人会比他更温存，决不会让妻子受惊吓的。不过，他曾扬言要自杀哩。
“我们都有消沉的时刻嘛，”威廉爵士道。
你一旦失足，人性就会揪住你不放，赛普蒂默斯反复告诫自己。霍姆斯和布雷德肖不会放过你的。哪怕你逃入沙漠，他们也会去搜索，哪怕你遁入荒野，他们也会尖叫着冲过来，还用拉肢刑具和拇指夹（66）折磨你。人性残酷无情哪。
“他有时会冲动吗？”威廉爵士问雷西娅，把铅笔搁在浅红色病历卡上。
那是我自己的事，赛普蒂默斯在一边说。
“没有人只为自己而活着，”威廉爵士道，同时瞟了一眼他妻子穿着宫廷服装的相片。
“你还有远大的前程哩，”威廉爵士道。布鲁尔先生的信就放在桌上。“前途无量嘛。”
假如他吐露真情呢？假如他实言相告呢？霍姆斯、布雷德肖会不会放过他？
“我……我……”他结结巴巴地说。
可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想不起来了。
“什么？”威廉爵士鼓励他说下去。（时间可不早了。）
爱、树木，没有罪行——他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想不起来了。
“我……我……”赛普蒂默斯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
“尽可能少考虑你自己，”威廉爵士善意地劝他。说实在的，他这样的身体根本不宜走动。
你们还有什么事要问我吗？威廉爵士道。他会作好一切安排（他低声告诉雷西娅），他会在当天傍晚五点到六点之间通知她的。
“一切都托付给我吧，”他说，接着打发他俩走了。
雷西娅出生以来从未感到如此痛苦，绝对没有！她祈求医生帮助，却遭到了冷漠，敷衍了事！他辜负了他俩的期望！威廉爵士不是个好心人。
当他俩走到街上时，赛普蒂默斯说：光是保养他那辆汽车就得耗费不少钱吧。
她紧紧攫住他的手臂。他俩被人抛弃了。
其实，她对医生还能有什么奢望呢？
他已给了病人三刻钟时间。如果在这门精确的科学中，一个医生丧失了平稳之感，就不成其为医生了，何况这门科学涉及的是我们一无所知的领域——神经系统，人的大脑。我们必须有健康的体魄，而健康就意味着平稳。当病人走进你的诊所，宣称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个常见的错觉），还说他要给世人启示（病人大都这么说），并且扬言要自杀（他们经常这么扬言），那医生就得运用平稳的手段：命令病人卧床休息，独自静养，安静和休息；休息期间不会见朋友，不看书，不通信息；休息六个礼拜，直到病人的体重从进院时的七点六磅增加到十二磅为止。
平稳，神圣的平稳，乃是威廉爵士的女神。他获得这一概念是在巡视病房之时，在垂钓鲑鱼之时，在布雷德肖夫人于哈利街生儿子的时刻。布雷德肖夫人也钓鲑鱼，而且，她拍的照片同职业摄影师的不相上下。由于他崇拜平稳，威廉爵士不仅自己功成名就，也使英国日益昌盛；正是像他之类的人在英国隔离疯子，禁止生育，惩罚绝望情绪，使不稳健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接受他的平稳感——如果病人是男子，就得接受他的观念，如果是女子，就接受布雷德肖夫人的观念（这个贤妻良母绣花，编织，每星期有四天在家陪伴儿子）；正因为如此，不仅同行尊敬他，下属害怕他，而且病人的亲友对他怀有最深切的感激，因为他坚决主张：那些预言世界末日或上帝显灵、自命为基督或女基督的男男女女预言家们，统统应该遵照威廉爵士的命令：躺在床上喝牛奶——这是威廉爵士根据三十年来治疗这类病例的经验，以及他那一贯正确的直觉得出的结论。这，便是疯狂——这种观念，他那平稳的观念。
然而，平稳还有个姊妹，不那么笑容可掬，更令人敬畏；这位女神此刻正要冲下圣殿，打碎偶像，代之以她自己那严峻的形象——在炎热的印度沙丘上，在泥泞的非洲沼泽地里，在伦敦的贫民窟；总之，只要不正常的气候或魔鬼引诱人们放弃自己的真实信念，她便会在那里出现。她的大名叫感化，她尽情地蹂躏弱者的意志，热衷于引人注目，发号施令，强加于人，把自己的容貌刻在民众脸上而得意扬扬。在海德公园的自由论坛上（67），她站在一个桶上宣讲；她身穿白衣，装出兄弟般仁爱的面貌，在工厂和议会里走动，带着一副忏悔的模样；她提供援助，但渴望权力；她粗暴地惩罚异己分子或心怀不满的人；她赐福于驯良之辈，他们仰望她，卑躬屈膝，从她的眼神里看到自己的光明。这位女神（雷西娅·沃伦·史密斯看透了）也存在于威廉爵士心中，尽管她披着似乎合情合理的伪装，潜伏在冠冕堂皇的名称之下：爱情、职责、自我牺牲，等等；在大多数场合，她不露真面目。威廉爵士一直多么辛勤地工作啊——多么努力地筹措资金，宣传改革，创立机构啊！但是，感化，这位爱挑剔的女神，更喜欢鲜血，而不爱砖瓦，并且极其微妙地尽情销蚀人们的意志。譬如布雷德肖夫人吧，十五年前她屈服了，拜倒在感化女神的脚下，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没有当众争吵，没有厉声申斥，只是潜移默化，她的意志渐渐消沉，被水淹没，转变为他的意志。她带着甜蜜的笑容，很快地顺从了；在哈利街宅子里准备八九道菜，宴请十至十五位专家，她都应付裕如，礼数周全。不过，那天晚上，她露出一些呆板的样子，兴许是忐忑不安，神经质的抽搐，笨拙的摸索，支吾其辞，困惑不解；这一切证明这位可怜的夫人说了谎——要相信这一点真叫人痛苦。曾几何时，她为人机灵，轻而易举地钓到鲑鱼，而如今，却为了满足她丈夫追求控制与权力的强烈欲望，那种使他眼睛里闪现圆滑而贪婪的神色的欲望，她抽搐，挣扎，削果皮，剪树枝，畏畏缩缩，偷偷窥视；她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缘故使那天的晚宴不太愉快，为什么人们感到头昏脑涨（很可能由于医学专业的话题太严肃了，或者由于主人身为名医，过于忙碌而疲乏不堪；布雷德肖夫人说，一位名医的生命“属于他的病人而不属于他自己”）；总之，晚宴沉闷乏味；所以，当钟声敲响十点，散席之后，客人们呼吸到哈利街上清新的空气时，真感到如释重负；不过，这种安慰却不是那位名医的病人能享受的。
在那墙上挂着图画、陈设着贵重家具的灰色诊所里，病人们在毛玻璃反射的日光下，了解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他们蜷缩在扶手椅里，瞧着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挥舞手臂，做完一套奇怪的动作。他突然伸出胳膊，又猛地抽回来，从而证实（如果病人顽固不化）威廉爵士完全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而病人则不能。就在那诊所内，有些软弱的病人经受不住，放声啼哭，低头屈服；另一些人，天知道他们受了什么过于疯狂的刺激，竟然当面辱骂威廉爵士是个可恶的骗子，甚至更为狂妄地怀疑生命本身。人为什么要活着？他们问。威廉爵士答道：因为活着就好。对于布雷德肖夫人来说，活着当然是美好的；她那幅戴着鸵鸟毛装饰的画像就挂在壁炉之上的墙上，而他的收入呢，一年差不离有一万二千英镑呐。可是对于我们这种人呢，病人责问道，生活并没有给予这些恩惠。威廉爵士含蓄地表示赞同。他们缺乏平稳的观念。也许，归根结底，人世间并没有上帝吧？病人又问。他耸了耸肩膀。总而言之，活着还是死去，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吗？在这一点上，你们错了。威廉爵士有一位朋友住在萨里（68），有人在那里教授一种十分艰难的艺术（威廉爵士坦率地承认）——平稳的观念。此外，还有家庭温暖，荣誉，勇敢，以及光辉的事业。威廉爵士对这一切都坚决拥护。万一这些终于失败，还有警察和社会力量支援他。他们将在萨里注意压制那些不利于社会的鲁莽举动，威廉爵士沉静地说。这些举动主要是由于出身低微而滋生的。到那时，那位女神便会从她潜伏之处悄悄地踅出，登上宝座；她的欲望是镇压反抗，把自己的形象永不磨灭地树立在他人的圣殿内。于是，那些赤身裸体、筋疲力尽、举目无亲、无力自卫的人们便受到威廉爵士的意志的冲击。他猛扑，他吞噬，他把人们禁闭。正是这种决心和人道的结晶，促使他的牺牲品的亲属对他感到如此亲切哩。
然而，在哈利街上彳亍的雷西娅·沃伦·史密斯却说，她不喜欢那个家伙。
哈利街上钟声齐鸣，把六月里这一天又剁又切，分割又分割，仿佛在劝人驯服，维护权威，并齐声宣告平稳观念无比优越，直到繁杂的钟声愈来愈减少，最后只剩牛津街上一家商店上面的商业钟，亲切而友好地敲响一点半，似乎那商店（里格比—朗兹公司）为了能给大家免费报时而感到荣幸。
抬头望一下，看来那招牌上的每一个字母代表某一个钟点；人们不由得感谢里格比—朗兹给公众报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这种感激的心情自然会促使他们以后去买那家商店的鞋袜。当惠特布雷德在橱窗前闲荡时，转着那些念头。他就是这样转念头的。这是他的习惯。不过，他想得并不深。他总是浮光掠影，一忽儿念陈腐的古文，一忽儿又搞当代语言，还轮流地向往巴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69）的生活；以前还喜欢骑马，射击，打网球呢。有人谑弄地声称：如今他在白金汉宫当警卫，穿着丝绸长袜和短裤，看守着不知什么东西。不过话得说回来，此人异常干练。他在伦敦上流社会混了五十五年，结识过几位首相呐。据说，他的感情却很深挚。如果说他从未投入当代任何伟大的运动，也没有出任显要的官职，至少他参与了一些不那么重大的改革，诸如改善公共房屋喽，保护诺福克郡的猫头鹰喽，保障女佣们的福利喽，等等。此外，他曾屡次写信给《泰晤士报》，要求人们捐助基金，呼吁公众维护公益，清除垃圾，减少乌烟，禁止公园内的秽行；这些信末的署名令人肃然起敬。
当下，一点半的钟声渐次消逝，他在橱窗前逗留一会，挑剔而庄重地审视那些短袜与鞋子，看上去仪表堂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