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奸商-第1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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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了。”沈子成昂朝着军营里走了进去。无数火把正在劈啪作响，已经陷入睡梦中的官兵莫名其妙的从军营里走了出来，紧急集合的命令，显然让这些在后方已经待得很舒服的官兵有些不适应。但是毕竟是从血火之中战斗出来的军人，他们几乎是下意识的完成了这一次突然至极的紧急集合。
“杨参将，你不要说话，这儿交给我。”沈子成走到点将台，站在高约三米的点将台上，看着下方数以千计的官兵，有些人还朦胧未醒，有些人还在诧异莫名。
沈子成取出腰牌，右手高高举起：“我是锦衣卫同知沈子成，如今外派在山西。今天，我被人行刺。几乎丢了性命。我的一位朋友，如今还生死未卜，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能活下去，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找到凶手。”
就算是再笨的人，也听出了沈子成的火药味，同知这么大的官员居然被人刺杀，然后沈子成就大咧咧的来到军营里，说是要找凶手，难道凶手就在军营之中？
“根据我部下的可靠情报，刺杀我的人，应该来自于军中。山西的驻军弓箭手，几乎都在这里。凶手，就在你们中间。”沈子成指着台下密密麻麻的官兵，厉声喝道：“站出来自，我可以给你全尸，否则，是扒皮实草，还是凌迟处死，就由不得你了。”
被沈子成指尖指着的那一片官兵，下意识的避开了沈子成的目光，缓缓的让开一小片空地。但是更多的官兵脸上流露出不满的神色，凭什么你们锦衣卫上下嘴唇一碰，就说是我们弓箭手干的？锦衣卫一句可靠证据就行了？这不是扯淡吗？
杨虎看到部下的官兵开始小声议论起来，忍不住走到沈子成的身边喝道：“你们忘记军纪了吗？上峰在训话的时候，你们大呼小叫的做什么？都给老子站好了。”
杨虎在这些官兵之中还是极有威信的，他一句话出口，顿时下边的官兵都安静了下来，老老实实的听着沈子成训话。
“我念到名字的，都站出来，跟我们锦衣卫回去调查。”沈子成缓缓的打开了手中的名单，微微看了一眼，念到：“今日凡是出过军营大门的，都要回去，第一个，何林。”
杨虎脸色一变，他不知道沈子成要做什么，但是没有必要把那些没有嫌疑的人也给带回去吧？这不是太乱了？难道说，沈子成是逼着那些官兵起来跟他过不起吗？但是看着沈子成不停口的一个个名字念下去，杨虎想要阻止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跺了跺脚，终于凑到沈子成的身边说道：“沈大人，若是没有什么嫌疑的，就不要带走了，官兵到底是在一起的，都是一条心，逼急了，不好。”
“你放心，我有数。”沈子成顿了顿，又高声念道：“马二狗……”
“你们锦衣卫就了不得了吗？叫我们走就走啊？我马二狗对得起天地良心，今天我就是出了军营给家里的老婆打个银手镯而已，前后不到一个时辰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天还没黑呢，之后一直在营里没出去，多的是人看到我。老子不跟你走，你们锦衣卫也不是说什么就什么的。这儿是军营，不是你们锦衣卫的衙门。”
那个叫马二狗的汉子，很明显是个粗豪汉子，听他喊话，再看他的模样，约莫三十岁那样子，气愤不已，捏紧了拳头不停的挥舞。
沈子成冷哼一声：“你什么身份，轮到你跟我说话了吗？来人，给我拿下。”
几个锦衣卫的番子应了一声，快步走到马二狗的身边，伸手去抓他的胳膊。没想到马二狗一挥拳，迎面打向一个番子，恶狠狠的骂道：“一群狗仗人势的东西，也就是个细作的命，还在军爷面前跩起来了。”
马二狗这么一动手，已经被压抑了许久的官兵再也忍不住了，尤其是那些已经被点到名，正觉得委屈的不得了的人，一窝蜂的乱了起来。数百名官兵嚎叫着，嘶喊着，要把锦衣卫赶出去，胆子大的居然朝点将台开始冲，看样子是要把沈子成给抓下来。
杨虎急忙拉住沈子成，朝台下就跑，一个劲的埋怨道：“沈大人，这可如何是好，早说了不要逼的太紧……”
沈子成跟着杨虎的步子跑着，但是似乎一点也不害怕，好像还在期盼着什么。
帝国的吏治
去详细阐述这种吏治破坏的过程是费时、费力的、也是复杂的。但我们应该知道吏治的破坏，与所谓的官员道德无关。如果缺乏众多强大的利益群体的推动；那仅凭官员的利益、力量是绝不会导至吏治全面败坏的；因为官员在滥用手中权力谋求私利之时，他所面对的阻力实在太大了。
甚至而言，如果吏治败坏只代表官员与少数利益者的利益；那官员也不敢肆意破坏吏治的；因为他们这样做时，面对的阻力同样还是非常大的。
比如皇帝收取“矿税”，结果是引得“民变”四起：“据初步统计，当时各地生的大小”民变“不下数百起。”注1
而且“民变”通常都是用暴力的手段打杀“税监”及其爪牙。生这一切并不让人最惊讶，最让人惊讶的是这种行为，竟然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赞同、支持。
我们通常认为，之所以会生这种事；完全是因为“税监”们太嚣张了、太变态、太恶劣了。但实际上呢？泪痕以为汉代十常侍张让说得话最有道理了，“都说我们把国家给搞乱了，但所谓的清流有几个是清白的？”我们把这话放在明末，应该也是完全正确的！
泪痕从不否认，“税监”肯定是贪婪、恶劣的，问题是：在明帝国后期，不贪婪、不恶劣的官员、太监、贵族、将领有几多少？一个人如果用暴力手段打击、杀死这些贪婪的、恶劣的家伙们，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整个上流社会也会那样积极认同、赞同、支持这种行为吗？显然是不会的！
“矿税”之所以会遭受到如此扑天盖地的打击，仅仅是因为他只代表了皇帝与某些太监的利益。以皇帝的权力、以皇帝亲信的太监，在没有得到普遍利益群体支持下，尚且不能随心所欲的侵犯社会利益；那区区芝麻绿豆大的官就更可想而知了。
但是？如果在吏治败坏代表了官员与普遍强势利益群体的利益，那官员自然敢肆意破坏了吏治了。因为他们在破坏吏治时，所面对的阻力将会小到极点！这一切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只有在土地（社会经济资源）被社会少数人（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大商人、缙绅、庶民地主）占据之时，才会现这种局面。
所以皇帝收矿税，惹得天怒人怨，惹得整个社会反对、反抗、回击之声震耳欲聋，但普遍官员们的贪污、受贿、欺凌弱势群体的行为呢？谁敢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并揪住臭名昭著者不放手呢？
得罪皇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得罪了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那可真是后果太严重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吏治遂乱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了。
而在这种展中，终于会展到极致；那就是无官不贪、无贪不官！
无官不贪，这好理解；无贪不官呢？就是官员如果不贪污，就无法在官场上混了。因为你处于庞大的贪污网络之中；你实在会身不由己。
最简单的而言，做为一个地方官；韩一良在奏章中说：诸臣谈及蠹民，都归咎于州县官员不廉洁。殊不知州县官员无法廉洁，薪俸原本不多，要应付上司票取，不是借口“无碍官银”，便是借口“未完抵赎”，官员过境又付“书仪”，欲结欢心，还不在此例，顶头上司巡按“荐谢”，动辄五十两、一百两；遇上考满进京朝觐，非三四千两无法过关。这大把大把的银子不是天下掉下来地里长出来的，要州县官员廉洁，可能吗？（以上韩一良奏章内容摘自樊树志《崇祯传》）
官员的贪污，所代表的利益者；绝不是某个人、某几个人；他们只是官僚集团整体掠取利益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罢了。如果你不愿意成为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你就将会被排斥在这个链条之外。
而整个官僚集团在掠取这种利益时，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这种行为，通常是与社会强势利益群体是一致的。官僚集团贪污、受贿；绝不是只是单纯代表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如果官僚集团廉洁了，那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马上就会丧失许多。
官僚集团是帝国整个既得利益集团敛取帝国利益的一个环节；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加在一起，实际上已构成一个空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已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绝大部分的政治资源；面对他们利益的扩张，是谁也不敢触及的，是谁也无力触及的！
只有吏治的败坏；普遍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才可以尽情的扩张自己的利益。如果吏治严明，那他们普遍既得的利益恐怕将会损失大部分。因为这层利益关系，社会才会出现众多利益群体积极推动吏治败坏。
自命英明神武的崇祯皇帝；自命救国救民、忧国忧民的东林党。
他们面对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都只有绕着道走；谁敢对这个利益集团报以打击呢？他们只是对着这个利益集团表一通又一通空洞的、慷慨激昂的、忧国忧民的空喊，绝不敢对他们做任何实质性的压抑与打击。所以到了所谓东林“众正盈朝”之时的天启初年、崇祯初年，帝国吏治也没有任何改变。
泪痕常想，做为一个官员贪污、受贿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呢？最后泪痕惊讶的现，一切竟然不是他们的贪欲；用所谓的贪欲去解释社会中的不正之风，这固然永远也没有错；问题是：如果没有任何阻力，人的贪欲自然会无限膨胀；如果有强大的阻力，那谁的贪欲也会变小的。
官员贪污、受贿的最大动力是：社会上存在着众多拿着钱、想着种种办法去收买官员的利益群体。这种说法，也许有为官员贪污、受贿辩解的嫌疑；但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一个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众多拿着钱、想着种种办法去收买官员的利益群体呢？
一切上层建筑（国家、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思想）无论他表面上多么然，实际上都植根于利益之上的。它们都是调节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都是在阐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
大明帝国的律法；当然也不可能然于这一切之上的。它也是调节当时社会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认为帝国的律法在保护自己利益的人，自然不会成天想着如何破坏律法（当然也就不会成天拿着钱想着如何收买官员破坏吏治）；认为帝国的律法在阻碍自己利益扩张的人，自然会成天想着如何破坏帝国律法（当然他们自然会成天拿着钱想着如何收买官员破坏吏治）。
帝国的官员，只是帝国律法运作的执行者；如果破坏帝国律法会侵害官员之外的所有利益群体，那借官员一百个胆子官员也不敢破坏这律法的运作。
但帝国的律法的破坏，常常是代表着众多个人、众多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他们常常都希望官员去破坏帝国的律法，为此他们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去收买官员。如果这种个人、这种利益群体人数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那官员自然都得被纷纷拉下水。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官员如果按律法事；所面对的阻力、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他按律法办事，就等于把无数主动送上门来的利益给推出去（他自己拒绝这种利益没有错，但他要阻挡大家都获得这种利益就会得罪无数人）；如果他按章办事，就等于得罪一大批人（他等于阻挡了同事、下属、上司获得主动送上门的利益）；更主要的是那些办不成事的人（通常都是盘根错节的、社会上的强势群体的联合体），肯定会认为他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总会想办法清理了他。
如果这一切只是孤立的、个别的；那因此受害的人自然敢对此大呼反对、向上反映；而上级官员也自然可以轻易的去敢去惩治这种行为；但如果这一切是普遍的、众多利益群体卷入的事情，那反对者自然会变得越来越无助、无能；而一个立志为民做事的官员，也会被他逐渐削磨的只有随波逐流了。他最多也只敢保证自己不去贪污、受贿罢，指望他去与这种潮流作对，那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
而在明末背景下，真正推动吏治败坏的力量；显然不在底层的利益群体中，因为从普遍意义而言，他们是吏治破坏的最直接受害者；从本能而言，他们反对吏治败坏，那是自真心真意的；但随着他们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