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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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劝农策的提出和对有关问题的探讨，本是有感于人口的压力才产生的。清代初年中国人口大约有七八千万，经乾隆一朝，已达三亿以上。如何满足这样大量而迅速增加出来的人口需要，正是清代经济的首要任务，也是各种政策产生的最大背景。这使清人面临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并终于造成了经济面貌的整体性改变。
面对人口增加的重大挑战，清人从中国东部的人口稠密地区，向着其他开发中的地区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耕地数字增加了一倍左右。它与优良品种的传入、水利的增修和高水平耕作技术的普及，构成了清代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6＇不过，上述几项因素的相乘结果，尚不能与总产量的增加相抵。在这中间，还存在一些长期为人们疏漏的因素，这就是：一，农业多种经营的大规模发展；二，省际交流的开展和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清代经济发展起到“革命性”作用的，舍棉业而无其他。经过农民几百年的调整，棉花种植从早期（如明代）的“普及”状态，终于形成为三大优势产区：华东（江浙），华中（以湖北为中心），华北（直隶、山东、河南，较分散）。棉花和棉纺织业，成为居第一位的粮食以外最重要的生产品和商品。＇7＇其结果就是引起了东西方向沿长江水路，南北方向沿大运河和近海航运，在工业产品棉布和农业产品粮食之间的省际交流，其规模和水平，是纯自给经济远不具备和不可能做到的。据近代的一个估计，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的数字可能还要高些。
在棉业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多种经营”特别发达的地区，如四川盆地（它在不放弃粮食生产这一优势的同时，发掘了一批新的构成一定规模的优势产品，如蚕桑、烟叶、染料、药材、茶叶、甘蔗、蔬果、猪只等），广东珠江三角洲（它几乎放弃了传统优势粮食生产，改为经营鱼塘、果树、蚕桑等商品生产），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如福建、浙江的经济作物），江苏长江三角洲则发展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工业区”（其农业产品棉花和蚕丝都成为本地的工业原料）。
总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清朝的关税在1735～1795年间增长了四倍，尽管它只涉及全国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8＇——它可能是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它虽非由政府行为一手造成，其间政府政策的贡献亦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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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宗实录》，卷14。
＇2＇ 官献瑶，乾隆四年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皇朝经世文编·姓名总目》）；“在史馆日，尝进《周礼讲义》，持论侃侃，高宗览而异之”；朱轼尝谓献瑶曰：“吾老矣，斯道之讬，是在吾子”（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9，中华书局，1984，页205）。
＇3＇ 以上见《乾隆嘉庆两朝奏议》，第6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4＇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5＇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6＇ 目前对清代的“多种经营”情况尚缺乏完整的数字说明，美国学者珀金斯所作研究表明，民国年间中国农产品中，粮食作物产值约占75％，其他则占居25％，如果计入蔬菜、水果、山林、水产、家禽，以及乡村工业的部分，后者的比重就要大得多。
＇7＇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页168。
＇8＇ 张晓棠：《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第37～40页；据说，邻国，特别是越南的统治者，为清朝非农业税收的扩张规模感到惊讶，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越南和中国模式》（马萨诸塞，剑桥，1971年），第33页。
7。提倡工业生产
在传统经济时代，农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同时存在的还有工业部门。每当提起工业，人们往往把它与近代机器工业联系起来。其实，在工业生产中使用某种机械，以及利用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组织，在历史中是早已存在的现象，并非近代才有。因此，它们应被统称之为“工业”。其中尤以加工、纺织、制造、营建、矿冶等等，构成传统工业的主要内容，而与农业经营判然有别。＇1＇
乾隆七年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从《周礼》原意而论，即已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古代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一项为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2＇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清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它背后是几亿人口的庞大需求和积极努力），自然引导它从农业的低层次走向高层次，从粗放到精耕，再超出而至商品生产，复从农业种植业走向工业，……一步步迈向更高的梯次。如果说，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梯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发展梯次的逐级攀升”。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
雍正皇帝曾于《圣谕广训》中说：
朕闻养民之本，在于衣、食。农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愿吾民尽力农桑。
亦非老生常谈，而具有时代意义。
乾隆初年，更有一批官员在各地积极推行，如巡抚尹会一疏陈豫省宜行诸事，其一即“女工之宜勤”，欲使比户连村，无不各勤纺织。巡抚陈宏谋在陕西咨询地方利弊，必问：“栽种棉花否，能织布否？”乾隆七年，御史包祚永言，黔省“惟资楚布，岁千亿万匹；兵民穷困，职此之由”，著令通省“教民纺织”。九年，甘肃以“种棉纺织，概置不讲”，令制造纺车，请女师教织。十年，奉天以“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拟议推广。其后总督开泰请令雇募江浙工匠到湖广，设立机局，教以染造纺织。总督方观承推行于直隶，更有助于使之成为一个棉业优势产区（这一点特别可贵，因为经济发展与赈济不同，它更需要“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这些都是乾隆时期推行女工、纺织较为著名的例子。
尽管清代没有实现“现代化”，没能把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但中国仍有广泛而分散的工业生产，其产值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已产生一个相对集中的“（传统）工业区”。尽管西方存在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它却并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亦不因外国没有而非。＇3＇它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4＇其中，仅棉布产量，估计每年大约就不会下于一万万匹“小土布”之谱，＇5＇总收入将达到白银二千万两。它是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也每每为其他地区劝农时视为榜样（如在苏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
也许还可因此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而是立足于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
清代初年，政府对矿业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6＇到康熙前叶，定开采铜铅之例；康熙二十一年，准许云南开矿；五十二年定各省久经开采、贫民借为衣食之计者，允许开采；雍正年间矿政趋严（主要是针对广东），同时，实际开采数量却有很大增长。
乾隆初政，在各方面新政策提出的同时，也对矿政进行了几次重要的讨论，并对它作出了较大的改变。如乾隆二至三年，允两江总督庆复、两广总督鄂弥达之请，准广东开矿；五年，经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请及各督抚详议具奏，开放煤禁；八年，经大学士等九卿廷议，决定“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其后虽续有争论，但矿禁基本开放的政策已经确立；乾隆十五年以后，主禁的言论也很少见了。＇7＇尽管矿业仍处于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管制之下，若仅浏览《清史稿》或《石渠余纪》一类官书的有关纪载，人们甚至看不出矿政发生了什么变化。
政府开放矿禁的原因，一是因为铜斤短缺。清代货币制度为银铜“复本位”制。其特点是白银的供给全视对外贸易的余缺，而非由政府决定，政府只控制铜钱的铸造及其数量（它也受到私铸的影响）。一方面国外白银大量进口，一方面铜钱紧缺，银钱比例往往发生不平衡。＇8＇因为屡患铜荒、钱贵，“禁囤积，严销毁，立官局，议改铸”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开发国内矿藏自然成为一条重要出路。＇9＇其结果，铜的供应在乾隆朝开禁不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其他矿产的开发，也可有益于国计民生。如铁之用于生产工具，锡之用于日用器皿，煤则可用于解决“民间既艰于食，又艰于灶”的困境。同时，也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能为解决民间生计开辟新的途径。这一点，在当时的讨论中曾占有重要的地位。＇10＇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闲民”和众多改业的现象。＇11＇与清初以垦荒为主的移民颇有不同，投入的生产也从一般农业转入经济作物或工矿业。清人朱泽澐说：
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三代圣王，位闲民有地，教闲民有法，……（今州县宜）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业，教之以浚畎浍，教之以远服贾，……＇12＇
这些表明，工矿业的兴起是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的一个自然发展趋势。特别是南方一些省份，本来“生业甚少”，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耕作之余，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因此康熙皇帝曾说：“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13＇乾隆三年上谕：“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14＇已把矿政与前述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当时“养民”的一个重大措施。
不过，有关经济政策的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外国观察者，——无论是朝鲜李朝，还是西洋传教士，——那里似乎都没有什么反应。这是为什么？它们难道并不重要，在三百年后，却一一显现出了特有的价值？＇15＇也许，是因为那些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观察重点，或是我们见识不及吧。
如根据早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告（集中体现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里），法国重农派学者魁奈（Quesnay）曾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康熙和他的继承者雍正皇帝，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极为罕见的，魁奈还为中国的人口众多辩护：财富成倍地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就此他写下了这句格言：“但愿人们重视人口的增长，多注意收入的增加”。
魁奈还注意到，在中国，所有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些雇工与佃农，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正是这些，保证了它的持续性。＇16＇
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有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看来，中国虽然存在着人口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其所有居民们生活的粮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绝对没有如同欧洲那样的战争，也没有瘟疫，更没有流行病，但正“是饥荒使中国拥有的巨大数额的人口每隔一段时间大大减小其密度，那么中国很难和平地生存下来”，这比马尔萨斯大约早了半个世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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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罗代尔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