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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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乾隆与雍正与康熙晚期的“客观形势”究竟有多大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行政风格的极大变化？这种短期的“事件史”，是否能套用“长时段”的“背景变化”予以说明？第二，人是这样“客观”的吗？如此，他岂不成了“条件反射”下的“实验室动物”？
这还涉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关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呢（传统史学看重的即“传主”的道德心性和治术经济），还是要得出什么“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客观真相”？
属于后者的表现有，谋求给当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辩护，或为之寻找一种代替物。也许正是因此，才产生了清史研究中一系列的“虚妄史观”，如“失去了的机会”云云（这成为清史研究所主要的史学发现）。
相反，我们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下的”、“细致化”研究。以“短时段”“事件史”为特征的政治史，研究目标并不是那些“长时段”的“客观物质因素”。
在方法上，不可仅仅依靠“考据学”的方法，而必须依赖“直觉”，或章学诚所说之“性灵”、“神解精识”。
举例来说，法国朋友曾因“反行为”出自直觉，而特别加以肯定。不错，那确是我发自“一念”，而后经过访谈调查，才确定了的。当然，利用直觉是年轻学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废武功”。
所以，史学是大学问，不要看不起史学，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于“理论”，有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可能是“理论”领先的，我们“人文学科”则不见得。李零曾说：“理论只是敲门砖”，就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历史学并不是为了追寻什么“理论”的（更不能说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果说我们史学也有我们的理论，那就是一些“实打实”的解释，如人口理论、地区理论、佃农理论，等等；跟社会科学那种“先导性”的理论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对”，也不要怕有“对立观点”。过去有学生说高老师是走在“刀锋”上；不错，治史要有“胆识”；而且，这世界是“相生相克”的，要没人反对，那可就奇怪了！（参见我的博客“不能仅靠考据而须依赖直觉”、“怎样识别文本的真正含义”、“什么是直觉”、“关于考据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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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曾给筹备政治史会议的同仁写信说：会议通告已阅，建议增加“政府政策”、“经世学派”诸内容，以宽大之；而来自其他同仁的批评，也对我把“经济政策”归于“政治史”的范畴，表示不解。
＇2＇ 在《乐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别不直汉武帝之所为，其《汉武帝论》：“内侈宫室，外伐四夷”，“好兵黩武，与秦皇无异”，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与准噶尔交战的历史，也不能不让他三思。而所谓“盛世”，更是康熙（后期）、雍正以来即流传的说法，所谓“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评者或举高斌的例子，说并不是所有“满洲贵族”都持相同的意见。其实，历史研究并不属于“科学”，而任何事务都可能存在“例外”；至于高斌，虽隶旗籍（后因女儿封为皇贵妃，赐高氏为高佳氏，复被抬入镶黄旗），原先却是汉人。
＇4＇ 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巴多明（法）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费隐（奥）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
＇5＇ 严耕望《治史三书》：史学研究是要运用归纳法求得新结论。演绎法只可用作辅助方法，不能滥用为基本方法。运用理论模式有时诚然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因为它是西方史学的新动向。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格体系。
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
有书评说，美国学者罗威廉（W·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话，辟头便指出了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中的枢纽位置，以及它与十九世纪经世学者的密切关联。＇1＇这是不错的，对我们重新认识“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也不无帮助。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联系就不仅在十八与十九世纪，更重要的，是在十八与二十世纪之间。
这样说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的学术兴趣始终徘徊于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并主张“在当代经验与历史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2＇1980年代，美国学术界由魏斐德（F·E·Wakeman）提议，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黄仁宇（R·Huang）提出从明末一直贯穿至今天，“五百年为一元论”；笔者恰也有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3＇认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三百年间，许多问题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这说法不免“惊世骇俗”，也成为拙作出版时编辑删削的唯一文字。＇4＇其后，个人研究更大幅度地转向了二十世纪，……也许，它终使我不能不面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正面关联，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的认识仍须建立在对历史材料的了解之上，而暂把时下流行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放在一边，或认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无不可。＇5＇理论原产生于事实之上，对史事的新发掘新认识，也许会使我们得出新的理论。
一、先从人口说起
研究十八世纪，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一问题：为何要以人口开局？
问题也许可以这样回答：首先，就是人口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应该看到，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现了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持续增长，直到今天，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
在历史中，法国学者布罗代尔（F·Braudel）写道，“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间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增长，之后发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间重新增长，随后“减速”；最后一次从1750年开始，从此不再“倒退”。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命运，与（人口）这个首要因素相比，人类历史的其余因素统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6＇
我们也可以补充说，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与西方仍有一定的差异，即每个阶段都比西方大约“早”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粗略地说，明代人口增加始于1400年（人口约8000万左右），结束于1600年（约有人口15000万）；清代则始于1700年或更早（约有人口10000万）。＇7＇换句话说，中国自十八世纪之初（甚至更早，而不是1750年以后），即已遇到了人口增长这一“现代现象”。
从1700年到1800年，中国人口增加到30000万左右（约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850年，官方统计达到43000万，＇8＇是即所谓中国“前现代”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10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所谓“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第一件事，就表现在人口的增加上。
对此，十八世纪的欧洲学者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说：在中国，随着财富的（成倍）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增加。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它在西方国家也应引起重视。＇9＇
在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史”上，是人口增加推动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增加？或是二者互为因果？……其中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迄今为止，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这次人口增长视为“工业革命”的“果”，如果我们视其为“因”（哪怕只是部分或几分之一的），便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换一角度，我们如若把它当做一个“现代现象”，那么，引起下文所示的一系列“现代反应”，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二、政府职权加强，又一个共时现象
世界历史上的“共时现象”，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很大的兴趣。但可能争论最大，对我们来说也最有意义的，就是十八世纪这次了。＇10＇
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共时”的，在人口增长之外，还有政府权力的加强。
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政府的权力明显地加强了，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但在中国，相比之下，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
在一般的清史著述中，十八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加强”、“赋役改革”、“整肃吏治”，以及“反贪污”这几件事了。这种状况自萧一山《清代通史》以来，几十年来几乎就没有多大改变。这与史实相去甚远。
现有研究表明，清代在圣祖发现人口问题之后，经过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三朝，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即公元1700—1750年代），围绕这一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对策，从而构成了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
康熙以来的有关想法，表现出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的增长；其后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并没有逸出这个主流之外）。据说，以（发展）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是兴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11＇这样看来，我们怎能说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个“传统”的产物，而不符合“现代”的标准？
中国本具有前现代国家罕与伦比的政府与官僚组织，又值国力鼎盛时期，全力在各省推行劝农政策的结果，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是一段为中外学者“忽略”了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脉动”，并与二十世纪（而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大政府”现象直接有关。
扩大地方官员职责，必然要增加他们的行政负担，而一州一县地方广阔，事务繁多，非州县知事一人所能身任。但中国自秦、汉形成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以来，二千年间，作为基层政府的州县数目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官员数量也无大的改变，可是全国人口已增加了若干倍，这就使地方政府不胜负担。针对这种现象，清代雍正、乾隆以来，屡次有人建议增设职官数额，设官专司农事（如设巡农御史）等。可惜的是，有清一代只是有限地增设了职官和增加了官员人数，而主要依靠州县本身职权的加强来满足其行政需要。中国政府官员的大量增加，是在清亡以后的二十世纪，但应看到，十八世纪这一要求已经产生，改变的根苗已经种下。
在保证县级以上有效控制的另外一面，是在州县以下的基层，政府既缺组织，又乏人手，势难顾及全面。从某种角度看，近于一种无组织状态，资源分散，人员难以动员，有如“一盘散沙”。为推行政府有关政策，有人建议选用老农，或利用村长、乡长及乡约等，分任职守，或给以钱粮，成为专职、半专职人员。这就提起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中层”、“下层”结构的“三层重建”问题。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