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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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年，方苞再以雍正八、九年间河南旱荒，“尽发数年所积仓谷五十余万石，兼截漕粮以散之，谷尚不敷，乃折银以代谷，而无谷可籴”的例子，证大灾大饥之必应备，复上疏称：
诸臣设更有如雍正九年卫、彰等处之旱荒，将何以赡之？倘有如汉、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皇上即不惜数百万帑金以赈之，而水路不通之地虽有米粮，将如何转运，况邻省亦无积谷乎？……
臣愿我皇上，熟计审处，断自圣心，勿以浮言而阻实政也。＇5＇
方苞的上述想法，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很能动人听闻，对于皇上坚定增强仓储的决心乃至粮政上的巨大改变，可能起过重大的作用。
乾隆以前，清代仓储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清代初年，政府即使有心也无力于增加仓储。康熙朝平定三藩之后，屡次劝捐仓谷，但屡积屡散，实储多不足恃，有事多靠中央储备。雍正间尤赖省际调拨，而辅以民间商业流通。其时国家仓储虽有定额，实储远为不足。故曰：“康熙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6＇因此不管方苞所奏是否动听，当时仓储的实际情况和粮政本身的重要性质，确实为今上提供了一个选择的可能和施展抱负的宏大舞台。
乾隆二年五月，上宗谕：“养民之政多端，而莫先于储备”；“今天下土地不为不广，民人不为不众，以今之民耕今之地”，理应“储蓄有备，水旱无虞”；而“我国家休养生息，民物滋繁，宜其户庆盈宁，蓄积饶裕，乃犹时虞匮乏之虞，其咎安在？”＇7＇表示在粮政方面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清代政府手中的粮食，分为中央和地方储备两种。清初以来因财税支给制度的某些变更，本色税粮已远较明末为少，＇8＇其构成以漕粮为主，起运贮存京师。这四百余万石税粮，在满足宫廷、政府机构和军队使用之外，常有剩余，可以拨济受灾地区（即所谓“截漕”）。但就用途之专、数量之大而言，分布于各地的仓储则显得更为重要。其中包括常平仓（设于省、府、州、县城市），社仓（设于乡村），义仓（设于市镇），以及旗仓（设东北），营仓（设近边），盐义仓（设濒海）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专为赈恤和平抑粮价而设的常平仓，按规定于春夏出借（有息），或平价出粜，秋冬籴还；凶岁则给散贫户。其来源则主要动用正项采买及捐输（如捐监或按田粮分捐）等。
采买涉及政府财政，给地方政府的日常行政带来很大麻烦，如用何种价格买补，买价能否超过（平粜）卖价；在粮食的保管方面，则有亏损、挪移、赔补等等问题。所以当日的问题，乃一在于“买”，一在于“存”。为避开这些矛盾，最好的一个办法，可能就是捐监了。
继各地采买开始之后，乾隆三年正月谕令开捐，于本省交纳本色。＇9＇计划除各省额设常平仓谷二千八百余万，应予买足之外，增定捐监谷三千二百万石。＇10＇以使常平仓谷总数达到六千万石之多。
过去学界不免想当然的以为，皇帝是一个“热血青年”，并不了解底下的实际情况，最新利用档案资料的研究表明，不同级别的官员通过不同手段向他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无论是在仓粮的使用上，还是在其存储上），他对底情是相当了解的，只不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而且，正如他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惟在卿等大吏与司道府县各员，竭力奉行，因时制宜。＇11＇舍尽力而为之外，并无其他更好的方法。在昔日仓粮较少的情况下，这可能不难应付，在仓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注定了日后粮政努力的最终失败。＇12＇
随后发现，捐监的成绩并不理想，实际上大量的仓粮还是采买来的。政府采买遇到的最大难题，正是粮食交易的定价问题。清代实行轻赋与永不加赋的原则，因而预算是固定的，在总收入固定的同时，各类开支项目及款数一经确定，也历数百年不再变动，而不复能随物价的变动而加以增减。但粮价却不能使之不变，特别是经过雍正年间的相对平稳之后，乾隆年间，出现了长时间的“（微）通货膨胀”。此外，“官谷”与“市谷”相较，必须干园洁净、斗斛较满，也对价格不无影响。因此派购、勒买，弊端百出，成为仓粮买补中的常见问题，官府购买几乎成了低价强购。
仓谷粜价不敷籴买、以致赔累，是仓粮买补的最大障碍之一，针对这些现象，乾隆元年，饬督抚筹划籴粜便民之策，禁止派买。＇13＇二年命筹常平仓出粜买补之法，不许短发价值。＇14＇并决定买补若遇价贵，“准动存公银两”，照依时价，“据实报销”；＇15＇改变州县“俱于本地采办”的“向例”，为向邻封价贱处购买；＇16＇仓粮运脚，亦准报销。＇17＇但都不像表面看来那样容易解决。
为加强仓储，乾隆初年，御史陈其凝曾请将田赋照时价输谷；＇18＇都统布兰泰请于直隶、山西边外地亩“改折本色”，以筹边方积储；＇19＇七年，漕运总督顾琮请将两江来岁田赋额征（五百余万两），悉征本色；＇20＇八年，鸿胪寺卿梅瑴成请将漕粮已改折者暂征本色；＇21＇江西巡抚陈宏谋请于捐监无人、难于采买之处，“以谷代银”交纳田赋。＇22＇这些建议虽大部未被采纳，但仍被多次提出，并经过反复“筹量”，显见决非偶然。
为防止谷贱伤农，政府还多次提出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想法。乾隆二年，陕西暂禁商贩，饬各州县“照依时价采买”；＇23＇三年，令山东、河南，贸易之余，再有余粮，地方官动支库帑，照时价籴买；＇24＇四年，江南为防价贱伤农、商民囤积及贩卖出境，请准“不必拘定数目”，照市价收买存仓（价昂即止）。＇25＇甘肃亦于元年、七年数度“不拘原数广买”余粮存仓储备。＇26＇
为此，清政府还提出鼓励生产，限制种植烟草等作物，禁酒＇27＇，禁止遏籴，禁止囤积，开米禁，免粮税，以及完善粮价呈报制度和建立人口统计制度＇28＇，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到乾隆六年，随着清代第一次全国人口数字的造报，全国常平仓谷的存储数字也同时报送上来。＇29＇
图3 乾隆初年常平仓储数量
如果说雍正间全国实际储量不过一千数百万石，现在它已有了很大的增加，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常平仓储数量达到三千一百七十万石，加上其他各类仓粮数百万石，估计较雍正年间已增加了二千万石。这些数字仅是年终统计，并不能完全表示出一年中倒底有多少粮食出仓入仓（流量），而只表示着一年中仓粮出入所余的净值（存量），就好象我们仅从每年的年终人口统计中，是不可能了解到当年的净出生人口一样。赈粜的数量在乾隆初年更有了成倍的增加，仅以平粜而论，每年循例出陈易新，即须平粜仓粮三分之一以上（北方粜三余七，南方粜五余五）。这些表明，乾隆初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仓储增加的成就，当已极为可观。如从分省情况来看，直隶乾隆二年七月只储一百四十万石，六年九月已有二百万石左右，与定额所差无几；山西元年正月常平无多，六年八月已储一百五十五万石，超过了以后的定额；广东在六年八月以前两年之中，积储几至三百万石；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甘肃、福建、湖北、四川、广西、江苏等省，在这一期间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30＇
除平粜外，这一时期用于赈济的粮食数量也很难统计。据时人说，从前只有重大灾害，才由政府加以赈恤，小灾则由民间互相调济，自己解决，从未有过“每岁赈恤之事”，＇31＇可见这一部分用粮也有显著的增加。特别是乾隆七—八年，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乾隆七年，灾害主要发生在两江即江苏、安徽的北部诸府，政府动用本色仓米二百四十万石（另动用白银七百六十万两）；＇32＇乾隆八年，灾荒发生在更多省份，据不完全统计，直隶共赈米一百五十余万石，＇33＇江西赈五十五万石。＇34＇这一情况造成了乾隆七、八两年全国仓储额的显著下降（统计数中乾隆八年数与七年数同，显悉照抄）。无疑，在这两年之中，仓粮有着远远超出年终统计升降幅度的大规模支出，它对于政府的增储计划，显然有不利影响。
乾隆初年，对于仓谷平粜，谕令“多减价值”；初定熟年每石照市价减银五分，歉岁减银一钱，令酌量再减。＇35＇平粜时一般定例北方粜三存七，南方粜五留五，原为出陈易新，以防霉变，亦使青黄不接之时，得以接济民间，著荒歉之时，减价多粜，勿拘粜三成例。＇36＇各省出借仓谷，秋后归还，向有每石加息一斗之例，著歉收之年，勿令加息。＇37＇对地方官不敢越额平粜，谕：“平粜仓谷已符额数之言，甚属不经，是岂保赤之心哉！且国家设常平社仓，所为何事？”＇38＇致使乾隆三年，已有今“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的说法。＇39＇至于赈济饥馑灾伤，乾隆一朝更是“百计区划”，“一赈再赈，以安全之”，＇40＇常常不吝费用，破格蠲赈。如定赈灾日给每口米数，在“正赈”外增设“加赈”诸项，于旧例只赈秋灾外，增赈夏灾，谕：“如果应行赈济，即于常例之外，多用帑金，朕亦无所吝惜”。＇41＇州县散赈，旧例稽其田亩，给与农夫，改为阖属贫民，均行赈济。＇42＇并将前朝经常使用的银赈方式，多改为赈济实物米谷，谕：“此系朕本意”，督抚总以银米兼施为便，“此朕所不解”。＇43＇清代康熙年间，截漕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约二百九十万石，而乾隆头二十二年，即已截漕一千三百余万石。＇44＇谕：“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45＇
由于这一系列原因，乾隆八年清廷曾一度命令停止增贮。但不久之后，采买、捐监以次恢复＇46＇。复谕：“务期多得米粮”，“不必拘拘较量锱珠”，并更定了各省常平储额（调整为四千八百余万石）＇47＇。以至乾隆十年年终，全国仓储数量达到三五零零万石，较八年终增加了六百万石（实际增加当远不止此）。这都表明，乾隆初年仓储的增加，并非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而是在每年同时大量赈粜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数额的，其数量远超出年终造报数字。例如，在几个受灾严重的省份，不久之后，仓粮即有迅速的补充，如乾隆十年直隶已较定额多出四十万石，江西也买补足额，江苏到乾隆十三年亦与定额相差无多。＇48＇这样，在乾隆十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全国仓储年终数额便一直保持在三千一百至三千五百万石之间。如果把乾隆六年以前算做第一个，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增补高潮。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是实现“回向三代”理想目标的一个具体措施，也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古代实行“井田制度”，按《周礼》的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保息”等救济制度，＇49＇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遗人”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50＇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51＇它构成了乾隆初年仁政中的仁政，一切德政的核心。
其时政府赈济的作用不可摸灭，《啸亭杂录》（卷1）：
乾隆六年夏，霖雨数旬，永定河漫口，淹没田庐数百里，上命步军统领明安广为賙济，明亲乘木筏，施散饼饵，日以数百万计；特建席棚以处灾黎，凡活者数百万人。
《朗潜纪闻·二笔》（卷2）：
乾隆七年，淮扬大水，王（简仪亲王、两江总督德沛）虑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实麦饼千艘，蔽运河两岸，饥民嗿声如雷，菜色立变。命府县官放手开仓以振，宁滥毋隘。是役，奏动地丁、关税、盐课银一千万两。奏销时属吏皆以为危，高宗弗问。
乾隆七年冬，卫哲治迁知海州，
会州饥，设法赈救全活二十万人，流民自山东来就食者，不在此数。上闻嘉其治行，擢知淮安府。河决陈家堡，漂溺男女田庐无算，哭声闻数百里，公急遣小舟数百，载饼饵分给流移……＇52＇
同年，安徽巡抚张楷奏：＇53＇
凤阳、泗州、颍州府属实在应赈贫民，大小口共二百二十余万。赈济月分，仰蒙皇恩，于部例月分之外，最重加展三月，次重两月，自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赈起，统赈至来年三月止。贫民感戴隆恩，自古未有。
乾隆八年，直隶大旱，总督高斌、尚书讷亲先后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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