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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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一十余两有奇。食为民天，势难俟经费有余，再行动修。查前奏准兴修之甘州、河州、狄道州城工，目前尚可暂停。请即以修城估项，移作建仓廒之用。
乾隆十六年，淘挖都江堰，＇26＇……等等，各项工程，一时不易中止。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现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丁丑，命归化城设立养济院。谕：各省郡县州邑，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此即古帝王哀矜茕独之意。
五月庚戌，谕总理事务王大臣：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中产以下，每致破家。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亦保民之一端也。
乾隆四年十一月，署广西巡抚安图奏：粤俗尚鬼，岁时伏腊，家家赛愿。病不求医，亦惟谄祷。聚集亲朋，酣饮而散。现饬有司劝化，以除锢习。得旨：此虽探本之论，然须行之以渐，不可欲速也。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署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奏，吴俗尚鬼，素多淫祀。苏郡上方山，向有五圣邪神为崇，久经前抚臣汤斌题明毁禁，近复立有神像。又常熟地方兴行斗会，俗人道扮，拜斗书符，有干律令。臣俱严加饬禁，查拏究处。
乾隆元年五月，江西巡抚俞兆岳条奏：民间斗斛之制宜画一，禁演扮淫戏以厚风俗。得旨：王者之道，同律度量衡。盖以此民间日用最切之事，而风俗人心之所关也，宜令画一之奏是。但不可有欲速之心。
六月甲戌，从大学士兼管工部尚书迈柱之请，颁工部现用营造官尺式于直省，凡工程俱用部颁。
乾隆三年十二月丙申，谕令各省督抚转饬布政司，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了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27＇
乾隆元年六月，河南巡抚富德奏：救荒之策，止凭社仓册籍，尚未尽善。请令各该地方官，每于冬间春初点查保甲时，即将逐户男妇大小名口，填注册内。则贫富已按籍而了如指掌，设遇赈济，自无脱漏。而胥役之浮冒侵渔，均无所容其伎俩。得旨：此事已遍密谕各省督抚。可照汝此议，先行于豫省。一二年后，俟有成效，则朕再降谕旨。
清初以来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只是到乾隆初年，为了赈济的方便，才考虑要新立册籍，以弥补编制赈济册这一临事统计的不足。＇28＇终于在乾隆五年决定统计全部男妇大小人口，谕：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其自今以后每岁仲冬该督抚将各府州县户口减增、仓谷存用，一一详悉具折奏闻；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29＇于是从乾隆六年以后逐年统计，直至清末，为后人留下了一套珍贵的人口统计资料。
乾隆八年五月辛巳，谕：埋胔掩骼，亦王政之一端。所以推广仁心，不遗枯朽也。著令各省地方官查明，一并归入义冢掩埋。
九月丁亥，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尚书讷亲奏请勅下各督抚令州县徧历境内，将某事当兴举，某事当整饬，及行之有无效验处，造册详报。该上司即据此为考成。应如所请，凡该地方一切学校、农桑、河渠、水利诸政，及赌博、健讼、盗窃、打降、崇尚邪教诸事，一一得之耳闻目见，相机办理。督抚岁终汇入成效事件案内核实奏闻。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己巳，谕军机大臣等：我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外苗夷，莫不轮诚向化。令将所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仿其形貌衣饰，绘图送军机处，以昭王会之盛。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亦可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语言）的层面，＇30＇而与加强政府有所区分。
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兴举各种新的项目，也引起了对财政支出不足的忧虑。
乾隆五年闰六月乙巳，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近见各省题修之工甚多，如西宁之建筑，河海之堤防，此出于万不可缓；其余言挑浚，言修建，若不问缓急，任其开销，势必有亏国帑，请勅谕各省督抚，凡地方官详请工程，必细加勘实，万难稍缓，方准题达。
户部左侍郎梁诗正亦奏，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多则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须一千一二百万，入不敷出。倘有蠲缺停缓，即不足供一岁用度，须酌为裁减。各省官员毋任其增设，工程宜权其缓急。＇31＇
六月丙午，监察御史吴炜提出不同意见：近见度支之臣，有以国用不足为忧者，恐开言利之端。外则直省督抚，于民生利病、地方兴举，必有壅蔽之患。内则部臣，于应行动用帑项奏销之案，必有阻剥刻核之虞。祈始终以宽大为怀，祗期民用之足，无以国用为忧。得旨：但恐外省大吏观望为怀，其弊诚有如吴炜所奏者。朕甚嘉纳之。
因此并未停止各地工程的兴建。乾隆七年三月庚辰，御史丛洞请停修理热河一带行宫，以节帑金而昭圣德。上谕：我朝土木之工甚少，偶有兴作，亦皆不烦编户之差徭，不动司农之经费，断不至于劳民伤财。丛洞身为言官，有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
五月庚辰，谕军机大臣：周学健条奏江南水利一案，朕已降旨依议。朕思从前许容任苏州巡抚时，曾言每年若费银二三百万两，自然水患可免。若果于地方实在有益，即多费帑金，朕亦不惜。
但于政策也有部分修改，八月辛亥，因广东广州、肇庆围基，向来原系民修，相安无事。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岁岁多有冲决，百姓愈长刁顽。为筹久远，终非长策，谕令其详审情形，若可仍改民修，即将所见具折陈奏。
乾隆八年二月，前任两江总督宗室德沛奏：淮、扬两属下河田地村落，俱有圩岸，向系民修。民间贫富不一，不能全复其旧，必须官为督率。实有民力不敷者，请依筑官河官堤例，官给一半工价，一体兴作。仍要官府承担一定责任。
乾隆年间，与明清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不同，清廷一面义无返顾地扩展了政府职能，有力地干预和支持了经济发展事务，所费辄以亿万计，＇32＇那些庞大的规划几乎无一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政府挺身而出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也曾对财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急切间亦不可能全身而退。
对于十八世纪发生于中国的这一些事件，我们称之为“共时现象”也罢，称之为世界史里的大事——“现代化”也罢，无论西洋传教士，还是朝鲜李朝史料，都未曾提到。这是为什么呢？一时恐怕很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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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壬申。
＇2＇ 《高宗实录》卷147，乾隆六年七月丁亥。
＇3＇ 《高宗实录》卷172，乾隆七年六月；乾隆二年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从贵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一指示之下，一个省级的官员可能亲自巡视了多少地方。
＇4＇ 所谓“小民至愚”、“乡愚无知”，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5＇ 见道光《遵义府志》卷16。
＇6＇ 陈宏谋：“劝种桑树檄”、“倡种桑树檄”，《皇朝经世文编》卷37，见彭泽益书，页203。
＇7＇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注解。
＇9＇ 《高宗实录》卷216，乾隆九年五月乙酉；《清史稿》，卷306，《柴潮生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35…105：39。
＇10＇ 《高宗实录》卷211，乾隆九年二月丙寅。崔纪，原任陕西巡抚，乾隆初年曾倡导开井，旋因“务期速效”，强迫民人，遭致批评。
＇11＇ 《高宗实录》卷205，乾隆八年十一月乙巳，《高宗实录》卷239，乾隆九年四月己巳。
＇12＇ 广东围基向来原系民修，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因终非长策，复令围民自行修补，《高宗实录》卷173，乾隆七年八月庚戌，《高宗实录》卷183，乾隆八年正月甲申；安徽陂塘，见《高宗实录》卷259，乾隆十一年二月；即令各省城垣工程，也都曾规定不论大小，“统令动项修补”，《高宗实录》卷260，乾隆十一年三月戊辰；其后这些政策多被重新检讨。
＇13＇ 《高宗实录》卷217，乾隆九年五月壬寅。
＇14＇ 《高宗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
＇15＇ 《高宗实录》卷230，乾隆九年十二月丙午；《清史稿》，卷307，《刘于义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51…10552；直到乾隆十一年，刘于义（署直隶河道总督）仍请于天津府，“官为穿井，分给于民”，《高宗实录》卷261，乾隆十一年三月己丑。
＇16＇ 《高宗实录》卷289，乾隆十二年四月丁亥。
＇17＇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3、4；《啸亭杂录》卷7，“泗”，作“汜”。
＇18＇ 《高宗实录》卷219，乾隆九年六月己巳、辛未。
＇19＇ 《高宗实录》卷220，乾隆九年七月乙酉。
＇20＇ 《高宗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
＇21＇ 《高宗实录》卷227，乾隆九年十月。
＇22＇ 《高宗实录》卷231，乾隆九年十二月癸亥。
＇23＇ 赵慎畛：《榆巢杂识》：滇省开凿通川河道，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泝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千数百里，皆藉人力化险为平，工费约数十万金。自乾隆八年十一月兴工，至十年四月告成。
＇24＇ 建仓似始自乾隆二年七月癸丑，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覆，直隶按察使多纶奏豫筹积贮事宜。所称需用仓廒，应令该督酌请修建（又见三年五月己巳）；七月，两江请添建仓廒；十月及随后几月之内，四川、奉天、广西、浙江、江西、贵州亦请建仓；每间估银二十两（浙江）；乾隆六年六月戊午，吏部尚书署两江总督杨超曾疏言：安省常平仓收捐谷石，各府州县共不敷贮谷九十三万三千九百八十石，需添建廒仓二千三百四十二间；八月癸卯，总督仓场侍郎塞尔赫等奏称：京仓廒座，不敷积贮。请于京城内外建廒九十八座，以足新旧千座之数。乾隆十一年二月甲子，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皆从之。
＇25＇ 《高宗实录》，卷79，乾隆三年十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彼时江苏即动用三十一万两，修建被灾几紧要处所城垣，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67）称，“两江动用藩库银五十万两大修城垣”，似误。其后，乾隆七年五月，又有宁夏等地修城。
＇26＇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辑，596…597页。
＇27＇ 参见王业键：“清代的粮价呈报制度”（《故宫季刊》第13卷第1期）；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8：4），将之确定为乾隆三年之事；清代以前，为掌握粮情，政府主要依靠一种一年两度的灾情报告制度。然而这种制度主要是针对灾害的发生而设，范围比较狭窄，也显得比较消极。报灾期限过后变化的不予考虑，被灾分数的估定不准及难以反映出实际赈济需量，是这一制度难以克服的弱点。此外还有一定的随机呈报制度为其补充。清朝自康熙中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粮价陈报制度，规定各省督、抚每月要分别将该地气候情况和粮食价格报告朝廷，使其能随时掌握各地供需的变化，以相机采取措施。但还属于不规则报告，直到乾隆初年，才和其他的许多制度一样，完善为每月奏报的经常报告制度。
＇28＇ 乾隆元年五月壬寅，六月河南，《高宗实录》卷18，21。
＇29＇ 乾隆五年五月戊辰，《高宗实录》卷130。
＇30＇ 《清史稿》曰：“国家有疆域，谓之版图，版言乎有其民，图言乎有其地。”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7、62页）：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