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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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乾隆十三年
作者：高王凌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4月
ISBN：978…7…5141…1926…8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史学理论》历史研究
图书》历史》中国史》明清史
编辑推荐
★《乾隆是十三年》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教授扛鼎之作
★《乾隆是十三年》清史所三十余年研究成果
★《乾隆是十三年》**时代气息人文历史著述
★《乾隆是十三年》这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经济史，更是一部文化史
内容推荐
乾隆朝历史相当久长，所以不能不作分阶段的研究。本书所述即其第一个阶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当时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有创意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如何作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以及打算“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预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这一年就发生了许多不尽人意之事，从家庭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也连带引发了政策的全面“收敛”，好像许多事都做错了，俨然成了一个失败的记录。检讨这些，也是本书的内容之一。可以说，此书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乾隆。
作者简介
高王凌，男，1950年生，北京人，历史学家。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曾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多处大学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的的历史问题。曾出版《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思想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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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秦晖论《乾隆十三年》
今年夏季雨水特别多，继一场特大暴雨之后（各位还记得那场大雨吗），7月28日，在一个依然预报有大雨的日子里（结果没下），“凤凰”借助万圣的宝地，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专门讨论《乾隆十三年》。
这次访谈的内容，迟迟才能发表。
依稀记得，嘉宾秦晖对小书说了不少好话，也有若干批评。
当他被问到对黄仁宇的看法时，秦晖说，黄仁宇当然也很伟大，“其实我倒觉得王凌兄的水平要比黄仁宇的水平要高”……
这真使我吃了一惊。
从未敢想，也想不到也。
几位嘉宾最主要的批评，好像不是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而是我认为传统政治并不是“专制”的说法。我想，一定有很多很多人都不能认同我的说法。这多少有一点遗憾。
因为“专制”云云，在我看来，不过是历史上某些人给中国传统扣上的一顶大帽子，目的即要你自始就抬不起头来，与西方政治不能站在一个“对等地位”，就要起这么一个作用的。
诸位以为？
一、楔子
1。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
大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西元1735年10月7日，在历史上也许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虽然民间流传着有关皇上（庙号世宗，谥宪皇帝）的各种流言蜚语，如弑父、夺嫡、杀弟、逼母，却与百姓日常生活无大关联。对雍正行政的“苛严”，大家也逐渐习惯，甚至找出了应对的办法。尽管受害者颇有怨言，批评声此起彼伏，但也有几分谅解，如吏治整饰的成效，为有目共睹。
说它平常，是这天侵晨，皇帝还依然上朝。但到深夜“漏将二鼓”，“忽闻宣召甚急”。大学士张廷玉趋至圆明园，“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其时皇上已然昏迷，至子时，“龙驭上宾矣”。另一大学士鄂尔泰“深夜无马，骑煤驴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其中三日夜未进粒食。那几日间，正不知有多少的混乱、惶惧、无措，和料想不到的事情，都被遮盖了起来。
匆遽之中，诸王、大臣寻出雍正元年所封密函，拥皇四子弘历即位，改号乾隆。当时又有几人能够想到，他竟统治了中国六十四年之久（包括太上皇四年），方于八十九岁高龄驾崩（庙号高宗，谥纯皇帝）。
他名正言顺的即位了。像是一个“大少”，万贯家财的年轻继承人。也许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他继承的是一个“帝国”，手里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施展开来，似乎又是那样老练，与二十五岁的年龄不符。大行皇帝《遗诏》里的一句话，“俾皇太子弘历成一代之令主”，就像一个预言，更像一个即将来临的前景，展现在大家眼前。
在历史上，无论是一个新朝代的产生，还是一个新君的即位，大都不免发生一些变故。无论怎样讲求“以孝治国”，新的政策，新的政治风尚，总是要出现的。他却注定要给历史打下深深的个人印记。而且，有证据表明，他多少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事先就带有一定的政治理念，并大声予以宣示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因此，乍看起来，他既像一个传统政治理想的热诚追求者，又有几分像似今日竞选上台的民选政治家。或者，时代需要这样一个人，让他一身而兼二任？
从此，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活：每年元旦，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1＇
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日日如此，此犹寻常无事时，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每晨起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褶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讫，有铨选之文武官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也，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2＇
即位之初，曾焚香告天默祷：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仰希。若邀昊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3＇果然，他就做了那么多年皇帝，于乾隆六十年退位，并未“退闲”的又做了三年太上皇，于八十九高龄才撒手西去。
然而，更重要的预言，不在于此，而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皇帝虽说自己是一位“福、禄、寿、禧”四全之人，晚年又自诩为“十全老人”，但在一生之中，实有几件不如意事。这自然不能大肆渲染，甚至要被刻意遮盖，但却于其一生关系颇大。其中第一件，就发生在乾隆十三年。
所以他事后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谕）”
为什么这样说呢？乾隆十三年，他又遇到了哪一些事，让他觉得以前的“预言”有了应验？
第一件事，是皇太子及皇后之死。
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二岁），他虽未经册立，但已默定继承帝位。在这之前，曾定为皇太子的次子永琏，也于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岁）。两位皇子皆为正宫娘娘皇后富察氏亲生，看来，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乾隆十三年三月，终于在巡幸山东途次，不幸崩逝。
据说，爱子与爱妻的相继过世，使皇上一反常态。有学者根据他事后写的数百首悼亡诗，证明他对皇后情爱之笃。结果他变得暴躁易怒，严苛无情，动辄大发雷霆，——如果那是一个“正常死亡”，皇帝可能如此“精神失常”么？
首先成为他的目标的就是皇长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们因在丧礼中没有哀伤的表示，“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被宣布“断不可承继大统”，师傅和俺达一同受到处分。
四月，皇上发现翰林院草拟的满语册文中，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欲传旨查问，不料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书阿克敦于是被革职问罪，刑部加重定为“斩监候”，盛怒的皇上以为尚轻，改交吏部治罪。结果，刑部堂官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够洁净，光禄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级调用。
工部则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全堂问罪。
礼部因王公大臣行礼多有不妥，尚书海望、王安国降级调用，其他依律处分有差。
宗人府也几次受到申饬。
其后，外省官员也被殃及。皇后逝世消息公布后，一些官员并没有具摺奏请来京吊祭，这引起了皇上的不满，特别是对那些满族大员。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
风暴继续扩大，这一次是“违制剃髮”。六月，皇帝宣布，“本朝丧礼，薙髮之罪最重”，一经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颁发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员并不清楚这一祖制，有的则已经剃头。首先被发现的是锦州知府金文淳（几被正法），＇4＇继之有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驻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不但和他属下文武官员全在百日内剃头，而且朝廷内外风闻已久，竟无一人奏闻。为此而受到严谴的有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
这些都是中国官方史料的记载。在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笔下，事情就不仅有这一个层面，乾隆十四年11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们用刀和绳索杀死了属于多明我会的一个主教和他的四个助手；在南京，我们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也被杀了；还有在江西，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作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达这项绝密指示时都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让陛辞回闽的将军新柱将旨意直接传达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然后以“瘐毙”——在监狱中正常死亡——奏闻。
但消息毕竟走漏了一部分，据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记》说：是年秋，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狱中。
先是，江苏昭文县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苏巡抚安宁以宣传邪说、诱惑居民，请旨将其处以绞刑。皇帝为此密谕：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转似于外夷民人故为从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不动声色，而隐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谈方济二犯，亦应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结。于是两名传教士均以“在监病故”之名，于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日在狱中绞死。
稍后，在四川、山西、山东、江西、广西、湖南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5＇
有如晴天霹雳，一系列案件在外国传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为此，耶稣会在中国的头目、任职大清钦天监正的刘松龄愤慨的写道：
“一片乌云开始聚集在中国的天上，不久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