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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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他们的世界里走了出来，而许多与我同时进去的同学却没有走出来，而且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了。我彻底洞悉了鲁迅先生“闸门”的意象。在阳光与苦难之间，在黎明与黑暗之间，在“他们”与“我”之间，在“我”与“非我”之间，我变得越来越强大。今天，当我在北大图书馆里写作这篇文字时，我拥有了将军的气魄，尽管我依然脆弱，但我不再恐惧。
——1994年冬
1998年5月3日，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前夜，我与当年军训的“战友”、《南风窗》杂志的编辑翁宝在北大南门外的中关村酒店里彻夜长谈。翁宝是专程回母校来采访校庆的，但我们的话题却与校庆几乎无关，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当年的军训。我们回忆起他们的世界，并思考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
士兵与士兵之间是不同的，正如星星与星星之间的不同。翁宝是一个极其勇敢的“士兵”，他是1992年的北大军训生中唯一被关过禁闭的人。而原因仅仅是与教官的一次口角。他告诉我，当他在黑屋子里时，才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上的“生活”。自由只有在被剥夺以后才会觉得可贵。面对他，我感到惭愧，同时吸收到勇气。
那天晚上，许多要人们正在准备着在第二天的“百年庆典”上的发言，当然是慷慨激昂的发言。而我们却在舔着5年以前的伤口。我们以我们的方式迎接校庆的到来。同样是经历过军训的人，像我和翁宝这样依然还有伤痛感的人已经“多乎哉？不多矣！”
一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淡漠的更加淡漠，空虚的更加空虚，麻木的更加麻木，卑鄙的更加卑鄙。于是，我更加觉得应当把这篇文字原原本本地发表出来，以纪念我当年度过的一年的青春岁月。这一年的青春不属于我一个人。它们嵌在了长城里。
这究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还是为了纪念的“忘却”呢？
——写在后面的话·2000年春
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谈“弘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谈论“五四”，惮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十四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而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一个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和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二十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张“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新兴知识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论。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另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勇敢者”游戏
——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1998年6月29日上午，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刚刚结束百年校庆的北京大学。
克林顿首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发表长篇演讲。演讲以后，有7名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总统提问。早在6月25日，北大副校长迟惠生先生就对中外新闻界说，北大将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参加聆听克林顿总统讲演的学生名单。然而，许多北大学生并没有获得参加抽签的机会，他们纷纷表示根本就不知入场券分配的内情。
据1998年8月号的《华声》月刊报道说，400多张“珍贵”的学生入场券，以3种方式发放下去：一是直接进入班级，由学生民主抽签，运气好的自然“登堂有门”；二是流入学生团体，由平时就喜好参加此类活动的积极分子获得；三是系里支配，主要“照顾”对象，是那些口才好、思维敏捷的“优秀学生”。通过第一种途经分发的票数量最少。后来，进入礼堂的学生大部分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和有向这两方面发展的“积极分子”。这些学生能够代表北大吗？尤其是那7名学生所提的问题，真的就是北大学生的水准吗？
当时在会场外面，就有一家香港电视台采访场外的北大学生。有几名学生就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里面。”里面与外面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分野。
那天北大学生所提的问题，大多数确实非常尖锐，有的甚至有挑衅的味道。事实上，北大校方在提问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暗示学生：要注意友好气氛，毕竟克林顿是10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和访问北大的美国总统。但是，提问的学生依然要表示他们的勇敢和爱国，他们的“勇敢”使整个提问过程充满了火药味。他们的情绪普遍都激动，仿佛美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似的，仿佛被压迫已久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出气筒。克林顿在会后坦率地表示，“当天批评的成分多了一些”。这些学生也许因此而满意了——他们在提问中表现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的“勇气”和“信念”。
在苏联斯大林时代，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见面了，两人谈论谁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说：“当然是我们美国了，我们能够到白宫门口去张着标语骂罗斯福。”而苏联人说：“那算什么，你们充其量只能到白宫外面，而我们却能够到克里姆林宫里面去，当作斯大林的面大骂罗斯福。”相同的道理，在北大的礼堂里，无论怎样尖刻地质问克林顿都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相反还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样有利可图的游戏，谁不愿意玩呢？今天，一本万利的好事也许就只剩下这么一桩了。
持续半个小时的“辩论”，由CNN向全球直播。世界各国的观众，很大程度上从这7个学生的身上捕捉北大的形象。这所大学，是中国最进步的力量的集结地。这所大学，是世界关注中国的一扇窗口。然而，这次北大的形象却在克林顿访问的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们由此对北大产生了彻头彻尾的失望。北大不仅没有把握住一次站起来的机会，反而再次重重地跌了下去。
那么，让我们再一次走进“勇敢者”们的游戏，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寻找一条条的线索，那让我们羞愧的一切之所以发生的线索。找到了这些线索，复杂的疑团也许就迎刃而解了。这次北大学生的表现，是若干年以来北大疾病的一次大发作，是一次原形毕露——丑陋虽然丑陋，但丑陋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天下，对北大自身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了，疮长到了脸上，怎么办呢？
从《华声》杂志上，我们发现了提问的学生的名字，以及他们各自在会后的想法。于是，结合会场的一问一答，让我们返过头去，对这一特殊的、意味深长的事件作一次有趣的解读。
克林顿的演讲十分精彩。鉴于今年正值北大百年校庆，演讲中，克林顿以中文“恭喜，北大”开始，引起全场长时间的掌声。在演讲中，他从历史和思想层面展开，着重谈了中国的转型、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人权问题。克林顿强调人天生的基本权利的普遍性，认为个人自由是人类创造性的来源，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他说：“我们相信，并且我们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自由可以加强国家的稳定并推动它的变革。”他也反复恭维北大，大概他的智囊班子深知北大人爱听恭维话的习惯。他说：“北大正领导着中国迈向未来。”“我们来这里是想同你们——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们——交流一下有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个提问的是北大艺术系学生梁山鹰。他的问题是：“总统先生，很荣幸第一个提问。一如您在演讲中提到的，中美两国人民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