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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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九十一
有的人以自己像个知识分子而骄傲。出租汽车的司机对我说：“您像个读书人。”我并不为之而高兴。我想起著名记者布札梯对加缪所说的话，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感谢上帝，您不像知识分子，倒像个运动员，头脑清晰，——一副普通人模样，稳重，爱说善意的讥讽话，长相有点像汽车修理工。”
二百九十二
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张溪若，早年参加同盟会，坐过清朝的牢。一九一三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原想学土木工程，后改念政治学。这一改，改出了他后半生的坎坷。
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国民参议会寄给他路费，请他到重庆开会。他将路费退回，并附上八字电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当时他还有退回路费的权力，还能像他崇拜的卢梭一样呐喊几声。十多年之后，这位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大学者却被熟读《资治通鉴》的领袖玩弄于股掌之上，如猫捉老鼠。
这是政治学的悲剧，还是中国的悲剧？这是“政治学”在“中国”这一特定时空内的悲剧。
二百九十三
天下兴亡，跟匹夫没有什么关系。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老夫子一相情愿的想法。
二百九十四
哈维尔就任捷克总统的时候，说过这样一番话：“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没有谁是它纯粹的牺牲者，因为我们都一起创造了它。”
就连哈维尔这样承担过牢狱之灾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勇于把自己跟极权主义“挂勾”而不是“一刀两断”。那么，谁有资格心安理得呢？
二百九十五
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秀分子吗？
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谎、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遇罗克死了，张志新死了……在他们的毁灭面前，谁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二百九十六
萨达姆。
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精彩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大的胜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报刊上引用萨达姆的语录时，全都采用粗体大号字印刷。开会时，发言人不时要引用萨达姆的语录，全场不厌其烦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胜利广场上，安放着一对巨大的铁手腕，两手交叉，高举阿拉伯长刀。这对手腕仿照萨达姆的双手而制，甚至铸上他的指纹。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及自己时，从不说“我”，而是自呼其名“萨达姆”。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这远比他本人的肉身要伟大。
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和毛泽东，一切独裁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二百九十七
“文革”中残酷的武斗表明：相同信仰的人们也可能势不两立。
高喊“毛主席万岁”的一群人向同样高喊“毛主席万岁”的一群人开枪。
我不得不承认，这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不是用智慧写成的，相反是用愚昧写成的。
二百九十八
在徐悲鸿故居看徐悲鸿的生平展览，有两幅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幅摄于四十年代的中国，西装革履，雄姿英发，若奔马驰骋于旷野，若猛虎长啸于莽林。炯炯的眼神背后是一颗自由的心灵，坦率的微笑背后是一派恣肆的情怀。另一幅摄于五十年代中期，中山装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简直让我也喘不过气来。眼角满是疲惫的神色，眉宇间既忐忑不安，微微翘起的嘴角似乎在无奈地自嘲。看到这幅照片，我已然明白：徐悲鸿的艺术生涯在此处便画上了句号。那时，他正在认认真真地为志愿军战士画速写。
两幅照片，一个人的两种精神。
两幅照片，两个时代两种活法。
这不仅仅是悲剧。就好像早上起来，模模糊糊地穿上袜子，当发现穿的是两只颜色不同的袜子的时候，已经晚了。
有时，我们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二百九十九
一八三七年，肖邦来到巴黎。他说：“巴黎有你希望的一切：你可以欢乐、忧伤、嬉笑、哭泣、你可以干你喜欢的一切事情，谁也不会看你一眼，因为这里成千上万的人与你相同，各走各的生活之路。”
北大亦如是也。
三百
报纸上对《离开雷锋的日子》一片好评如潮。《北京青年报》说：“面对各种褒奖，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有关领导表示，虽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也将坚持按商业片方式运作，以影片的实力和观众的口碑争取做好发行工作。”
这是一段可以载入史册的文字，尤其是“虽然”和“但”两个虚词，巧夺天工，绘影传神。看来，“商业片的运作”已成气侯，“权力话语”也不得不向“商业话语”献媚，优孟衣冠，方能堂堂正正地登场。
影院里依然是空荡的，而经理说，票全卖出去了。对此，洋人永远无法理解。
三百零一
北大的学生社团中，爱心社、希望工程支持会一类的越来越多。三角地的海报，常见到一些情深意重的文字，如“天冷了，为山区孩子捐衣服”、“救救母亲——为某同学无钱治病的母亲捐款”等等。也曾感动过几次，捐助过几次。后来，也就麻木了。倒不是麻木，而是因为思考的缘故——一思考，便坏事了。我想，大学毕竟跟福利机构有所不同，大学生也不是福利工作者。大学里的大学生干一些社区的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有什么“疑难杂症”便拉到大学里来，就好像看病找错科室一样。当这些活动是为了营造“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闻效应的时候，就令人啼笑皆非了。频频让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捐款，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有多么地不健全。套用王朔的一句话来说：没有爱心是万万不能的，但是爱心也不是万能的。即使所有的北大学生都有一颗佛祖的仁慈之心，这个社会也不见得能进步多少。“水滴石穿”的故事，只能迷糊几个单纯的孩子。
三百零二
“贫民窟中的圣者”印度修女德蕾莎逝世了。她一生救助“最穷的穷人”，连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也全数捐出。她逝世前曾说，一生中最大的梦是“到中国大陆服务”。
修女的话林概会让某些“大人物”不快的：我们这儿形势大好、一片光明、莺歌燕舞、弦歌四起，谁需要你来服务？你瞎操什么心？
修女的话又让我们这些中国小民为之泪下。我见过三峡两岸衣不蔽体的农民，见过黄土高原上暗无天日的窑洞，见过贵州山区茹毛饮血的少数民族……想到为他们服务的只有一位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迥然不同的异国修女。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修女的临终之言，都该一头钻到地洞里去。
三百零三
在经济地位上而言，学生属于最穷的那一类人，与下岗工人、民工并列。一些老先生看不惯青年学生跑出校园去挣钱，指责说不安心学习。殊不知，衣食不足，安能做学问？德高“忘”重的大教授们功成名就，享受津贴，站着说话自然不腰疼了。
对于金钱能否正确认识，可以判定此人是否虚伪。契诃夫不到而立之年写出名作《草原》，获得一千卢布，他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契诃夫深知清贫的味道不好受，在努力挣钱的同时，一直为改变青年作家的物质境况不遗余力地奔走。他直接了当地说不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年轻时花天酒地，到老来倒摆出道德家的面孔说“拥有财富等于盗窃”。契诃夫却说，自己很高兴有别墅和大片土地。“倘在辛苦之后，一觉醒来，突然变成资本家，应是人间乐事。”
谁否定人的正常欲求，不管他的调子有多高，我都十二分地警惕他，如同警惕法西斯分子。
三百零四
一九八六年，丁绍光、袁运生等艺术家在纽约组成海外艺术家联盟，发表宣言：“最大的责任是，努力使中国人尽快地成为充满艺术自由创造精神的新人。自由是创造的条件。尊重差异、维护多元是我们的信念。”
我在为这个宣言热烈鼓掌之后，进一步反思：五千年沉重的专制文化所孕育的中国人，有可能“尽快”地成为充满自由创造力的新人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当下的环境不仅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糟糕了。在二十世纪初前三十年生活和思想的鲁迅，在围剿与迫害、追捕与辱骂中挣扎着活了五十五岁；而在二十世纪末期，企图像鲁迅一样生活和思想的王小波却只能活四十五岁——在我看来，杀害他的不是疾病，而是自由庞大的对立面。
因此，我不得不悲观。不是为自己的寿命而悲观，而是为自己能否看到宣言中的蓝图成为现实的那一天而悲观。
三百零五
这是一个扼杀浪漫又制造浪漫的时代。
圆明园艺术村的流浪艺术家们被像狗一样赶得四处逃散；而刘晓庆、倪萍、毛宁、白岩松这类没有丝毫浪漫色彩的人却被当作浪漫的标本四处巡回展览。
三百零六
摆出遗体让人参观，想必不是死者的本意，而是后死者为表明自己是死者正宗的“接班人”所玩耍的把戏之一。
贵如列宁者，本来是“唯物主义者”，其尸体却不得不被放在展厅里让所有人来瞻仰。一九三四年，有人混进参观的人群之中，企图向遗体开枪，被卫兵和参观者制止，此人乃开枪自杀。一九五九年，有人用锤子敲破灵柩玻璃，当场被捕。一九六零年的那次最为成功，有人跳进围栏，踢破灵柩玻璃，碎片划破遗体面部，而无“淋漓的鲜血”。之后，经苏共中央决定，改用防弹玻璃。一九七三年，有人混进学生的参观队伍中，引爆炸弹，多人受伤。
生者向死者讨债，悲壮变得有点滑稽，伍子胥鞭楚怀王的尸体，元朝的皇帝挖出宋朝皇帝的骨头再塞进狗骨头，我总觉得多此一举。叶利钦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他决定将列宁的尸体迁出红场，按照其遗嘱，与他的母亲合葬。叶利钦意识到：在一个泱泱大国的首都的中心，供奉一具僵尸，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文明仍然停留在古埃及的木乃伊时代。
对死者如何评价姑且不论，“尘归尘，土归土”这才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
三百零七
很喜北大的“勺海”。巴掌大的湖，也敢称“海”！“勺”与“海”之间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张力，使这个词具有了“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魅力。
一勺水，何妨存烟波万顷之想？
三百零八
中国当代文学最缺乏的是体现在古希腊伟大悲剧中的那种激情和愤怒的力量。
三百零九
高中语文教学的结果。中学生们都说，“尼采是疯子。”“谁说的？”“鲁迅先生说的，在《拿来主义》中说的。”我无言。
三百一十
“异想天开”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成语。异想真能打开天堂之门吗？
要想记载自己全部的胡思乱想，这篇札记永远也无法结束。
就此打住，因为“异想”仅仅是我个人的。
